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中國在將自然知識用於實際需要方面遠比西方有效，但近代科學為何誕生於歐洲而非中國或印度？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表述的這一追問，1976年被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稱為“李約瑟問題”。實際上，類似問題在17、18世紀已受西方學者關注，中國學界亦在李約瑟之前展開熱烈討論。李約瑟之問及其答案，自有其思想淵源與知識譜系。
西方學者的早期發問與應答
最早察覺中西科技文明差異者，多為來華傳教士。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注意到中國學術偏重典雅文章而缺乏物理學、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系統訓練，認為科舉制度是抑制科學發展的主因。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進一步指出，欽天監科學家無賞罰機制、科舉將精英導向人文領域、中國固步自封且缺乏外來學術競爭，是科學進步微乎其微的根源。
傳教士書信傳回歐洲後，啟蒙思想家亦加入討論。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認為對祖先的敬仰導致墨守成規，漢字艱深阻礙了抽象思維與邏輯表達。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指出大一統帝國的內部安定與缺乏外來競爭，使科學缺少進步動力。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強調中國學術重實用、輕思辨，限制了科學理論的提升。
圖1. 關注中國科學的歐洲學者巴多朋、伏爾泰與萊布尼茲（圖片源自網絡）
科學家群體也發表了見解。萊布尼茨（G.W. Leibniz，1646—1716）提出歐洲長於理論思維、中國精於實踐觀察，二者應當互補。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讚賞中國科舉制度，但認為中國對“修辭學”重視不足，間接觸及學者重人文而輕自然的底層邏輯。
科學救國思潮中的文化反省
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與“民主”成為啟蒙旗幟。1915年，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任鴻雋將中國無科學之因歸之於“未得研究科學之方法”。1922年，哲學家馮友蘭提出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其價值觀“不需要科學”。同一時期，王璡、張子高、梁啟超等亦紛紛撰文探討。
1930至1940年代，討論從文化批判轉向社會結構分析。氣象學家竺可楨於1935年和1945年先後發表文章，指出實驗科學之缺失根源於士大夫階級“鄙視勞作”與“天定勝人”觀念。數學史家錢寶琮從“重實用輕理論”角度切入，心理學家陳立進行心理層面剖析，哲學家唐君毅分析古代宗教與科學不發達的結構性原因。1944年，浙江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學者形成討論高潮。
此問題亦引發外國學者關注。德裔美國漢學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1896—1988）在其1931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與社會》中設專節回答“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指出中國水利社會的體制抑制了系統實驗科學的發生，構成李約瑟解釋的先聲。
湄潭演講與李約瑟之問
1944年10月，時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的李約瑟應竺可楨校長邀請，前往西遷至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考察訪問。24日晚，李約瑟為浙大師生作了題為《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的演講，開宗明義批駁“中國自來無科學”的偏見，隨後指出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對人類文化的深遠影響，最後明確提出：“問題之癥結乃為現代實驗科學與科學之理論體系，何以發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國也？”
圖2. 20世紀上半葉關注中國科學的學者任鴻雋、竺可楨與魏特夫（圖片源自網絡）
這一發問，與竺可楨、錢寶琮等中國學者正在探討的議題形成共鳴。李約瑟將在華兩年間與中國學界精英廣泛交流所積累的觀察融入思考，使這一提問獲得更堅實的歷史基礎。他在英國《自然》雜誌上發文稱讚浙大是“東方劍橋”。這次相遇，是中國學界內部討論與外部“他者”發問的一次歷史性匯合。
“李約瑟問題”與“李約瑟論點”
1937年，李約瑟在劍橋遇到魯桂珍、王應睞、沈詩章三位中國學者，從此轉向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1942至1946年他受英國皇家學會委派來華，廣泛接觸中國學界精英。1954年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卷序言中將追問系統化。至1976年博爾丁命名為“李約瑟問題”，此提法遂廣泛傳播。
李約瑟之問實由雙重問題構成：其一，近代科學為何誕生於歐洲而非中國或印度？其二，為何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中國在應用自然知識方面遠比西方有效？他對該問題的回答被稱為“李約瑟論點”，要點有三：中國古代在數學、天文學、工程、醫學等領域曾長期領先西方；中國“官僚封建制度”抑制商人階層崛起，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缺乏近代科學產生的社會土壤；中國思想主流是“關聯性思維”與“有機唯物論”，而非機械論和數學化假設體系。
圖3. 李約瑟與其主要合作者魯桂珍和王鈴（圖片源自網絡）
從利瑪竇到巴多明，從伏爾泰到波義耳，從任鴻雋到竺可楨，這些跨越三百餘年的追問，成為李約瑟之問的先聲。1944年湄潭之夜，李約瑟的發問，是將傳教士的好奇、啟蒙思想家的思考、中國科學家的自我拷問，轉化為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學術命題。其價值，不在於尋找一個終極答案，而在於它所開啟的持續追問本身：追問科學與社會的關系，追問知識創新的條件，追問文明互鑒的途徑。
作者：任定成（山西大學教授）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6年7月17日第19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