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敘事中，農民行動常被描繪為因貧困與壓迫而爆發的零散暴動，帶有較強的自發性與破壞性特征。而1920年代的中國農民運動，則發生在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結構動蕩、農村長期積累矛盾集中顯現的時代背景下。與此同時，新的思想資源與組織力量進入鄉村，使這一運動在繼承傳統反抗形式的同時，展現出新的時代特征與發展方向。它超越單純的情緒化反抗、改朝換代的訴求，呈現為更為持續、有組織的社會行動。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第一次被系統地動員為社會變革的參與者和重塑鄉村秩序的建構者。那麼，這場運動如何改變了農民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又為何會成為此後中國革命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起點呢？
國共合作推進農運。中國傳統社會是農耕社 會，農民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一遇時機引導得當這力量就會迸發出來。1921年9月，浙江蕭山衙前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基於宣言和章程契約的農民協會組織——蕭山衙前農民協會。其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該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國共兩黨力量共同引導推進農民運動的開展。以中共黨員為主的國民黨農民部，頒布了《農民協會章程》，制定了《農民運動委員會組織大綱》，並且要求各省農民部成立農民運動委員會。譚植棠和毛澤東等相繼主持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廣東、廣西、湖南、山東、湖北、四川、江西等20個省、區培訓700多名農運骨幹。不少報刊設立《農民運動》、《中國農民》、《中國農民問題》、《布爾什維克》等等專欄，出版農民運動叢書7種、叢刊32種，小叢書4種，發表《海豐農民運動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頭文獻，為農民運動辯護。
圖1. 浙江蕭山衙前農民協會章程（圖源網絡）
全方位的農村革命。農民協會在河南、山西、直隸、浙江、安徽、陜西、四川、廣西、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和特別區掀起了農村革命大風暴，將攻擊的矛頭直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和制度。在經濟上，要求減租減息，打土豪分田地，有些地區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政治上，農民有了自己的話語權，建立起武裝力量，為北伐部隊建立向導隊、交通隊等，做後勤保障工 作，有的農民軍甚至直接參戰。在文化教育方面，農民協會大辦夜學，幫助農民識字、掌握新技能，教授農業基礎知識，提高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改變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的局 面。在價值觀方面，反對封建迷信，解除父權夫權神權的束縛，解放女性，成立婦女小組。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興修道路、實施堤壩工程。農民運動幾乎改變了當時農村乃至傳統社會的一切。
圖2. 四川蒲江縣高橋村農協會會旗（圖源網絡）
為農民自身的群體利益。追溯歷史，推翻統治者武裝起義，幾乎沒有一次是真正的農民做主帥，其領導人大多都是為了謀求自己的榮華富貴，並非農民的利益，最終的結果便是領導人擁兵自重，各自為王，同時農民起義對生產力的破壞也很嚴重。而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則與之完全不同，其領導人大多都生活富裕、接受過良好教育，在社會矛盾和沖突日益激化的情況下為了救國救民的道路而投身農民運動。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 湃，家境優渥，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擁有 “鴉飛不過”的地產，但他卻當眾燒毀田契，還地於民。在農民運動開展好的地方，大多數農民都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田地。
後來，隨著局勢的變化，不少農民組織遭到破壞，運動在一段時間內走向低潮。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失敗。相反，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使農民第一次以較為穩定的組織形態登上歷史舞台。農民運動培養了大批基層骨幹，積累了寶貴的群眾動員經驗，為此後的土地革命、全民抗 日、中共取得和建設全國政權、改革開放奠定了實踐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農民只能被動忍受命運”的傳統觀念，讓人們看到，農民同樣能夠通過組織和行動改變自身處境。正因如此，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不僅是一段歷史，更是一種深刻的社會啟示。
作者：張怡帆（山西大學博士研究生）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6年3月27日第19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