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美國作家大會（the Congress of American Writers）在紐約舉行，兩年後又舉辦了第二場。他們召集“數百名詩人、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短篇小說家和記者”，一起討論“資本主義的迅速崩潰”和又一場戰爭的迫近。
這是令人激動的大場面。這個時代最負盛名的作家們——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麗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警告人們法西斯主義正在掘起，而它往往會偽裝起來，作家和記者有責任為此大聲疾呼。
記者、小說家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以“人類的同誌情誼如今存於何處？”為題進行了發言。
後來我和瑪莎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在喝完一杯她慣愛的威雀（Famous Grouse）威士忌和蘇打水後，她告訴我：“作為一名記者，我感到自己責任重大。我親眼目睹了大蕭條帶來的不公和痛苦，而且我知道，我們都知道，如果不打破這種緘默，將會發生什麽事情。”
她的這些話，依舊在今天西方世界的沈默中回響：在這緘默裏，人們都心知肚明——政治煽動幾乎汙染了我們所讀、所看、所聽的一切。
5月3日，在烏克蘭頓涅茨克地區前線，烏克蘭軍隊向俄羅斯陣地發射火箭。圖片來源：美聯社
舉個例子。3月7日，澳大利亞兩家最古老的報紙《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時代報》（The Age）刊登了數頁文章，大談中國導致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中國人把太平洋染成了紅色；中國人的眼睛是好鬥的、不懷好意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即將砸到我們頭上，仿佛隨重力而來。
對於中國的“攻擊”，沒有人能給出合理的理由。一個“專家小組”看起來毫無可信度：其中一位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前所長（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該研究所是堪培拉國防部、華盛頓五角大樓、英國、日本和臺灣地區政府以及西方戰爭工業的幌子。
“北京可能在三年內發動襲擊”，他們警告說，“但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數十億美元即將用於購買美國的核潛艇，但這似乎還不夠。“澳大利亞脫離歷史的假期已經結束”——不管這會意味著什麽。
但澳大利亞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一丁點兒都沒有。這個遙遠的“幸運”國家沒有敵人，尤其是中國——它最大的貿易夥伴。然而，利用澳大利亞長期以來對亞洲的種族主義歷史來抨擊中國，已經成為那些自稱為“專家”的人們的一項日常運動。許多人感到困惑和恐懼，街上出現了一些針對華裔的攻擊事件。
這篇荒誕的、狗哨政治的、向美國強權卑躬屈膝的文章，作者是彼得·哈契（Peter Hartcher）和馬修·科諾特（Matthew Knott），我想他們應該被稱為“國家安全記者”。這兩人都是堪培拉一個怪異的、受騙的、過時的、癡迷於帝國的機構的傳聲筒。
“怎麽會變成這樣？”瑪莎·蓋爾霍恩可能會這樣說。“世界上說不的聲音到底在哪裏？”澳大利亞曾經是一個慵懶的社會民主國家，現在已經頒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保護秘密的專制權力並阻止知情權。揭露這一點的人會成為不法分子，將會被秘密審判。一項尤為用心險惡的法律禁止在外國公司工作的人實行“外國幹預”。
在今天所有的西方國家中，民主都僅存於人們的想象之中；全能的公司精英與國家合謀進行統治，並用對“身份”的要求來掩飾。我們的政治想象力已經被公關用奶嘴安撫，被超低水平的政治家用陰謀幹擾。
2023年的作家大會再也不會擔心“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和“我們的”領導人的致命挑釁。參會者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基於紐倫堡標準（Nuremberg Stan誒ar誒），可以初步判定他是一個罪犯，但他實際上自由而富有。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敢於向記者證明讀者擁有知情權，卻已經在監獄中待了十幾年。
2023年2月11日，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支持者在倫敦舉行遊行。圖片來源：法新社
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掘起是沒有爭議的。如果妳喜歡，妳也可以用“新納粹主義”（neo-Nazism）或“極端民族主義”（extreme nationalism）指代它。在現代歐洲的法西斯蜂巢——烏克蘭，對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誒era）的崇拜再次出現。斯捷潘·班德拉是一位狂熱的反猶主義者和殺人犯，對希特勒屠殺了150萬烏克蘭猶太人的“猶太政策”稱贊有加。一本班德拉主義者的小冊子向烏克蘭猶太人宣稱：“我們將把妳們的頭顱堆在希特勒腳下。”
今天，班德拉在烏克蘭西部被當作英雄，歐盟和美國出錢為他和他的法西斯同夥建造了幾十座雕像，取代了俄羅斯文化中的偉人，以及那些最初從納粹手中解放烏克蘭的人的雕像。
2014年美國贊助的基輔政變之後，在亞速營（Azov regiment）——其徽章“狼之鉤”（Wolfsangel）被德國黨衛隊（German SS）弄得臭名昭著——的帶領下，烏克蘭軍隊入侵了烏克蘭東部講俄語的頓巴斯地區。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東部地區有14000人慘遭殺害。七年後，隨著明斯克和平會議被西方破壞，正如默克爾憤世嫉俗承認的那樣，“紅軍入侵了”。
但西方沒有人按照這個版本報道此次事件。由北約武裝的邊境地區，即烏克蘭，也正是希特勒在1941年所入侵的區域。莫斯科知道這是對他們的極端挑釁，並感到非常憤恨。
在英國，反對的聲音在哪裏？幾年前，時任曼徹斯特大學英國文學教授的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兩個世紀以來，第一次沒有傑出的英國詩人、劇作家或小說家去質疑西方生活方式的基礎。”
不再有雪萊維護窮人，不再有布萊克宣揚烏托邦夢想，不再有拜倫詛咒統治階級的腐敗，不再有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揭示資本主義的道德災難。威廉·莫裏斯（William Morris）、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威爾斯（HG Wells）、蕭伯納（George Bernar木 Shaw）在今天都沒有相應的作品。哈羅德·品特（Harol誒 Pinter）當時還活著，他是“最後一個發出聲音的人”，伊格爾頓如此寫道。
後現代主義為何拒絕現實政治和真實的異議？1970年查爾斯·賴希（Charles Reich）出版了暢銷書《綠化美國》（The Greening of America），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線索。當時的美國正處於動蕩之中：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宮；在一場席卷所有人的戰爭期間，以“運動”（the movement）為名的公民抵抗運動從社會邊緣迸發出來。與此同時，美國黑人要求獲得他們的“公民權利”。
賴希這本書的封面上寫著這樣的句子：“有一場革命即將來臨。它將與過去的革命截然不同。它將起源於個人。”
當時我是駐美國的記者，我記得年輕的耶魯大學學者賴希一夜之間升到了大師的地位，《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轟轟烈烈地連載了他的書，描寫的是60年代的“政治行動和講真話”已經失敗，只有“文化和內省”才能改變世界。感覺就像嬉皮士正在占領消費階層，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如此。
在幾年內，對“唯我主義”（me-ism）的崇拜幾乎壓倒了許多人對共同行動、社會正義和國際主義的認識。階級、性別和種族被割裂開，個人就是政治，媒體就是信息。一個聲音在高喊著：去賺錢！
2011年5月1日，利比亞黎波裏，在卡紮菲遭到空襲一天後，記者走進受損房屋的廢墟中。
圖片來源：EPA/STR
在此後的幾年裏，美國與世界開戰了。一份由社會責任醫生組織（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全球生存醫生組織（Physicians for Global Survival）和獲得諾貝爾獎的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做出的報告表明，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被殺的人數“至少”是130萬。但這份報告被普遍忽視。
這個數字不包括死亡的美國士兵，及由美國煽動的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索馬裏和其他國家戰爭中的死者。報告說，真實的數字“很可能超過200萬，（或）比公眾、專家和決策者所了解的、被媒體和主要非政府組織所宣傳的數字多了十倍”。
醫生們說，“至少”有100萬人在伊拉克被殺害，占其總人口的5%。
西方人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暴力和苦難的嚴重性。今天，媒體戰爭是所謂主流新聞的一項重要任務，讓人想起1945年紐倫堡一位檢察官所描述的情況：“在每次重大侵略之前，除了一些基於權宜之計的少數例外，他們都會發起一場新聞宣傳運動，目的是醜化受害者，讓德國人民做好心理準備……在宣傳系統中……日報和廣播才是最重要的武器。”
2011年，就在北約以人們熟悉的謊言為借口入侵並毀壞利比亞的那一年，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宣布了後來被稱為“亞洲支點”（pivot to Asia）的計劃。三分之二的美國海軍部隊將被轉移到亞太地區，用他們國防部長的話說，這是為了“對抗來自中國的威脅”。
2011年10月，北約空襲利比亞黎波裏後，天空升起濃煙。資料圖：EPA/STR
沒有來自中國的威脅，有的是美國對中國的威脅。大約400個美國軍事基地沿著中國工業中心區的邊緣形成一個弧形，一位五角大樓官員對我說這是一個“絞索”。在沖繩，我聽說1962年美國的一枚核導彈幾乎發射到了中國和朝鮮。有人板著臉向我保證，是“誤射者”精神錯亂，而不是系統問題。
我寫下這篇文章的那天，是結束越南戰爭的周年紀念日，這是20世紀最長的一場戰爭。我報道了這場戰爭，並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在那場戰爭中，全程都在宣傳越南的勝利將使其北部的“大黃禍（the Great Yellow Peril）”席卷而來，整個國家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
越南最終取得了勝利，而那些宣傳的事件都沒有發生。相反，越南文明出乎意料地繁榮，盡管他們付出了代價：據統計有300萬人死亡。
如果當前的宣傳者——稱他們為挑釁者——與中國開戰，這個數字將只是越南的一個零頭罷了。
作者：約翰·皮爾格
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