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於戰後整理的《陸軍部隊調查表彙編表》揭示，日軍防疫給水部不僅有部隊名稱與保密代號，還刻意設置以陸軍病院名義掩飾其真實性質的「對外稱號」。這種制度化的偽裝，顯示防疫給水部並非單純後勤，而是深度參與細菌戰的特殊部隊。隨着南方軍成立，這些部隊被抽調編成9420部隊等諸多防疫給水部，並迅速擴張至東南亞，形成龐大的生化戰網絡。香港在這張網絡中，正是日軍南下的中轉站。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部隊調查表彙編表（簿冊）》「397．防疫給水部，其他」編表顯示，日軍的各防疫給水部，除部隊名稱和保密編號及兵團字符外，還設有「對外稱號」用以模糊該部隊的信息與性質。例如，位於南京部隊名稱為華中防疫給水部的榮1644部隊，其對外稱號為「下志津陸軍病院」；位於北京部隊名稱為華北防疫給水部的甲1855部隊，對外稱號則為「千葉陸軍病院」；位於廣州部隊名稱為華南防疫給水部的波8604部隊，對外稱號則為「柏陸軍病院」（見表）。而「榮」「甲」「波」分別代表「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第二十三軍」。
防疫給水部魔爪伸向東南亞
1941年11月5日，日本陸軍成立南方軍，負責指揮部署南下戰略，其作戰地域包括緬甸、泰國及南洋地區。佔領香港後，日軍隨即開啟南下，並在內地各防疫給水部和陸軍病院抽調人員成立南方軍防疫給水部。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梳理日軍文件發現，最終被轉隸南方軍的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威9420部隊，威為南方軍軍團冠字，編者註），在1942年3月30日編成時僅有經理部將校2人、準士官/下士官3人，衞生部將校20人、準士官/下士官16人、兵90人。後經多次增加配屬，至1943年4月13日，日軍在編人數達到295人（含衞生部將校30人、準士官/下士官36人），另有212名軍屬（含高等及判任文官、僱工），總計507人。
據日本防衛研究所藏《關於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地及編成預定完結日報告》《南方軍直轄部隊》《南方軍防疫給水部臨時編成關係之件》等文件顯示，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負責人為華中防疫給水部（即榮1644部隊）部長，編成地在南京，兵團字符為「榮」字（後隨該部隸屬關係變化，兵團字符先後使用過第七方面軍冠字，「岡」和「威」， 編者註），部隊編號為9420，留守業務由豐橋（日本愛知縣，編者註）陸軍病院負責。
榮1644部隊長最初由石井四郎兼任，增田知貞作為代理部隊長對該部實行實際管理，而依照該部部隊長任職時間推算，負責組建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應該是原七三一部隊實戰研究部部長大田澄。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大田澄還是增田知貞，在任內均與731關係匪淺，在編成9420部隊之前，榮1644部隊即已配合七三一在中國浙江衢縣、寧波、金華以及湖南常德實施了多次細菌武器的攻擊任務。
事實上，日軍在進行南下戰略時並非僅僅部署有岡（威）9420部隊一支防疫給水部。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通過「397．防疫給水部，其他」編表為線索，再結合《滿洲方面部隊略歴（一）（1）》、《第38軍 其3》、《防疫給水部》、《72．防疫給水部》等文件梳理發現，截至日軍戰敗前，至少23支防疫給水部被投入實戰（實際投入戰爭的防疫給水部數字遠高於此，編者註），其中至少13支被投入東南亞戰場，輻射範圍涵蓋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荷屬東印度）、菲律賓、東帝汶、巴布亞新幾內亞，直逼澳大利亞（見表）。這其中便包含隨日軍第三十八師團攻打香港，並在佔領香港數日後即轉隸第八方面軍第十六軍轄下的第十七野戰防疫給水部（沖8607部隊，對外番號「千葉陸軍病院」，沖為第十七軍軍團冠字，編者註，下同），以及後來與之一同置於第十七軍直屬的第二十四野戰防疫給水部（沖2627部隊，對外番號「大阪第一陸軍病院」）。
日軍醫系統深度參與細菌戰
「提到日軍的『防疫給水部』，就不得不提日本陸軍軍醫學校。」與中國學者王選合著《日軍岡字第九四二〇部隊》的新加坡學者林少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指出，1932年8月，原本用於培養治療於戰場上受傷日軍的醫護人員、位於日本東京的陸軍軍醫學校，其防疫課開設了由石井四郎等五名軍醫統領的防疫研究室，這為日軍建設七三一體系所需要的專業人員，打通了輸送通道，「1925年世界各國締結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作為簽約國家之一的日本將目光投向了偽滿洲國。」林少彬說，從日本的角度看，偽滿洲國不屬於中國、而是另外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又未簽署《日內瓦議定書》，那麼在日本便可以以哈爾濱為核心發展細菌戰體系。
關於林少彬所說日軍軍醫深度參與細菌戰的看法，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在1943年至1945年數十份《陸軍異動通報》中找到佐證。《陸軍異動通報》是日本陸軍涵蓋將校、準士官、技師等各類人員任免和轉隸的內部調動紀錄。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梳理通報發現，日本軍醫、藥劑官和衞生將校在「陸軍病院」——「防疫給水部」或一線部隊——「陸軍軍醫學校」之間的調動頻繁，地理位置覆蓋哈爾濱、北京、南京、廣州、香港、東京、新加坡、琉球、緬甸、朝鮮等城市或國家。
這些人員交換，除了顯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與日本陸軍軍醫學校之間的調動規模巨大之外，在南方軍體系內也存在相同情況。這不僅意味着，上述調動並非個案，而是日軍異化軍醫從事生化戰研究的人員保障和任用制度。各地陸軍病院、防疫給水部與軍醫學校之間構成的人員循環系統，在地理範圍上看，與前述23支被投入戰爭的防疫給水部的大東亞部署完全脗合。並形成了以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為核心，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為支點，其他防疫給水部體系為節點，一線部隊為延伸的巨大的人員調動網絡。
而香港在這張網絡上，是日軍防疫給水部南下延伸的中轉站。
岡9420是不折不扣的細菌戰部隊
新加坡學者林少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指出，駐紮在新加坡的「岡9420部隊」是日軍731部隊體系下，在中國戰場之外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部隊，其組建目的就是為了在東南亞地區進行細菌武器的規模化生產和實戰準備，且毫無疑問地參與了細菌戰研究與實驗。
四個細菌戰數據庫待系統研究
林少彬解釋稱，日軍的細菌戰體系大體由五大防疫給水部構成，分別為隸屬於關東軍的七三一本部、華北派遣軍的甲1855部隊、華中派遣軍的榮1644部隊、華南派遣軍的波8604部隊以及在中國以外的南方軍的岡/威9420部隊。目前已知這些防疫給水部共設有四個數據庫，用於登記和管理各種生物、醫藥相關研究及實驗數據：其中東京設有兩個數據庫，分別為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的「1部」與「2部」。其中「1部」的內容規模尚未確定；「2部」則已找到超過800本報告，其中有36份來自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第三個被確認存在的數據庫位於長春，但其內容規模亦尚未確定。而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數據庫，目前林少彬已找到68份報告，並推測總數應在150至160份之間。這意味着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在細菌戰研究上，具有系統性、專業性和長期性的特點。
星部長口述證岡9420養菌送往泰國
林少彬進一步指出，日軍在新加坡的細菌研究有明確的分工與任務指派，不同人員負責不同細菌的研究，並留下詳細紀錄。其活動範圍不僅限於新加坡，還延伸至印尼萬隆、菲律賓馬尼拉等地，並在當地設立分室。「這是由於新加坡國土狹小，無法進行大規模細菌生產，只能透過各分室聯絡與搬運完成整體項目。」林少彬說。
已故新加坡社會事務部長奧斯曼渥年少時曾於該部隊擔任助手，他於1981年的口述史中稱，部隊的日常任務是捕捉老鼠，讓跳蚤吸食其血肉染疫，再與其他跳蚤混養。「每隔三四個月，跳蚤會被集中裝入大玻璃罐，通過火車運往泰國。」
林少彬強調，南方軍防疫給水部與日軍細菌戰體系保持密切聯繫。如東京曾下達密電，要求準備鼠疫跳蚤彈，但因缺少5萬隻老鼠，日軍特地安排731部隊專用轟炸機，從哈爾濱飛往東京郊外，再途經台北、海南、西貢運送至新加坡，最後分配到萬隆（印尼）和馬來西亞。
他還透露，一位曾在破傷風菌實驗室工作的長者在看到相關報道後主動聯繫他，並提供了更多信息。據該長者回憶，日軍在新加坡還設有天花病院研究室，並進行瘧疾、鼠疫等研究。「日軍的研究報告中確實包括瘧疾、鼠疫、破傷風和天花等內容。這些資料相互印證，使人們得以更清楚地了解日軍在東南亞展開的細菌戰行為。」林少彬補充說。
俄解密檔案揭日戰敗前曾準備大規模使用鼠疫
去年8月19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公共關係中心在該局官網公布了3份解密歷史檔案，分別是1948年2月10日《對日本帝國陸軍醫療隊少校加藤恒則的審訊紀錄》、1948年2月17日《日本帝國陸軍醫療隊少校加藤恒則的個人聲明》，以及1947年2月1日《蘇聯內務部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局致蘇聯國家安全部遠東事務專員第250194號專函「關於日本準備對蘇聯實施細菌戰的報告」》。
加藤恒則供述細菌戰陰謀
雖然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並未能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找到加藤恒則的履歷資料，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藏日本防衛研究所、1944年第254號《陸軍異動通報》中，加藤恒則出現在12月2日的通報中。通報顯示，加藤恒則由陸軍兵器行政本部附兼陸軍軍醫學校附，以陸軍軍醫少佐身份調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海拉爾支部擔任部隊長。
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由日本厚生省援護局制定的《滿洲方面部隊略歴（一）》顯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下共有一個總部和五個支部，其中總部設於哈爾濱，五個支部分別設於牡丹江、孫吳、林口、大連、海拉爾。該略歴中海拉爾的部隊長即為加藤恒則。
上述第一、二份解密檔案是加藤恒則的審訊筆錄和其聲明的翻譯文件。文件中加藤恒則稱自己自1923年進入東京醫學院（俄文大意，未必為準確譯名，編者註）學習時，日本軍方便開始每月向之支付津貼，及至畢業後進入軍隊，於1943年被借調專職從事細菌研究。加藤恒則稱當時的同期學員「部分學生選擇了細菌戰發展專業，更確切地說，他們的專業是經過詳細分類的」。
1944年，加藤恒則被任命為海拉爾支隊的指揮官，「主要準備工作是針對美國」。
解密文件顯示，加藤恒則稱，基於731部隊曾派隊前往通遼地區進行研究，不難推斷，一旦戰爭發生且蘇軍推進滿州，「他們打算大規模使用鼠疫菌。」加藤恒則供述稱，「731部隊的職責僅限於細菌破壞和人體實驗，但他們也按照特定命令被賦予針對蘇聯、中國和美國的細菌破壞以及人體實驗手段。」
人體實驗受害者或遠超估算
最後一份解密檔案中稱：「為了檢驗各種細菌的作用，部隊不斷進行人體實驗。部隊監獄裏為此關押着俄羅斯人、中國人、偽滿洲國人和被判死刑的日本人，他們由哈爾濱軍事特派團和憲兵以特別秘密方式運來。每年有3,600多人因為此類實驗在該部隊中被殺害……」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在公開文件時亦對文件內容進行梳理，稱1935至1936年間，侵華日軍在中國東北成立專門研發細菌武器與作戰技術的731與100部隊及其分支機構，731部隊由關東軍與日本總參謀部雙重領導，在細菌學教授石井四郎推動下，集結日本頂尖專家研究細菌控制與分配方法。「（日軍）專門創建的細菌學分隊及其分支最活躍的活動是在1940年至1942年針對中國進行的；1941到1945年積極確定和實施了對活人進行的實驗和對感染動植物的方法，並在1944至1945年進行了破壞行為。」
若上述報告數據和證據確鑿，即意味着各國相關研究機構基於伯力審判中有關731部隊第四部部長川島清證言「每年有400至600人被押入731部隊監獄作為實驗材料，每年死亡人數至少600人，估算總數不少於3,000人」的遇難人數研究被嚴重低估。
戰後法庭美包庇日軍細菌戰暴行
蘇聯紅軍閃電攻勢挫敗日軍使用細菌武器的計劃。1949年12月1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接受審訊時說：「蘇軍迅速推進至滿洲縱深，使我們失去了使用細菌武器對付蘇聯和其他國家的機會。」
不過，戰後由於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與日本進行交易，在戰後遠東法庭上，並未對日本的生化部隊的反人類暴行進行起訴。
新聞延伸：泰現類鼻疽疫情釀23死專家指暫不能認定日遺禍
據泰國媒體最新報道，2026年4月16日，泰國疾病控制局（特別是孔敬府第7疾病預防控制局）發出嚴厲警告：近期「類鼻疽」（Melioidosis，俗稱「泥土病/泥土熱」）在泰國多地肆虐。自2026年1月1日到4月16日，泰國全國累計確診732名感染者，已有23人不幸死亡。
「類鼻疽」由潛伏在土壤和水中的細菌引發，通過人體小傷口，或飲用及食用被污染的水和食物，以及吸入帶菌的泥土粉塵，對人類進行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南方軍防疫給水部所涉及的範圍，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及緬甸等地，恰好完全覆蓋了類鼻疽的自然分布區域。而根據過往的報道，日軍七三一體系已對鼻疽菌進行過系統性研究，且有檔案紀錄。而類鼻疽與鼻疽在生物分類學中極為相近，作為唯一在東南亞進行過大規模細菌研究的日軍防疫給水部隊，二者之間是否有關聯尤為引人關注。
林少彬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已聽說相關新聞，但由於所披露的信息十分稀少，難以論斷該病菌是否與日軍岡9420部隊的相關研究有關。
相信隨着更多有關岡9420部隊的研究報告的發掘，兩者是否有相關關聯將會被逐漸揭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