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的治理體系，不僅是觀察中國現狀的窗口，也是理解中國治理智慧的鏡子。
立體化的權力組織體系
當代中國治理體系的核心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多元機構協同運作。這個體系在縱向上分為決策層、執行層和監督層，在橫向上覆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負責制定國家大政方針。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負責政策實施與日常管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與監督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則發揮協商民主功能，匯聚各界智慧。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種安排不是簡單的“三權分立”，而是分工協作下的統一治理。各部門在明確職責基礎上協同工作，滲透著傳統中國智慧中的整體有機論觀念——各器官功能不同，但共同維護機體健康。
科學決策與民主參與的雙重機制
當代中國治理體系的運行機制結合了科學決策與民主參與兩個維度。政策制定過程通常包括以下幾個階段：確立議題：通過黨內民主、智庫研究、輿情分析等渠道識別社會需求。醞釀方案：多部門協同調研，形成初步政策框架。民主協商：在政協、專家座談會、基層聽證等平台征求意見。做出決策：經法定程序形成最終政策。執行反饋：政策實施後通過多種渠道收集反饋信息，優化調整方案。
圖1. 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
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其過程通常持續一年以上，涉及數百場研討會、數十萬條建議征集、多次重大修改，最終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這種機制，旨在既保證決策的專業性，也增強政策的公眾接受度。
數字賦能與基層主動性
中國治理體系注重數字化治理手段的應用。技術賦能治理：電子政務平台覆蓋全國，超過90%的政務服務可在線辦理；“城市大腦”在多個城市運行，通過大數據優化交通、環保等公共服務。基層治理加強主動性：浙江楓橋鎮創造發展出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基層調解體系，實行社區網格化管理和精細化服務。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推動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公民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截至2023年底，全國注冊社會組織超過90萬個，在扶貧、環保、教育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圖2. 楓橋（圖片來自網絡）
專門領域的特色治理機構
中國治理體系中設有一系列專門委員會和領導小組，針對特定領域問題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統籌各領域改革，確保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中央財經委員會：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戰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通過強力督察推動環境政策落實。這些機構打破部門壁壘，針對覆雜問題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傳統智慧與當代治理理念
中國當代治理理念由傳統文化轉化而來：“大一統”思想轉化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現代國家認同建構；“民惟邦本”理念發展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社會保障體系；“禮法合治”傳統演變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模式。這種文化延續性使中國治理體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縱深和文化韌性。
其中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體現尤為明顯。2015—2020年的脫貧攻堅戰，通過精準識別、產業扶持、易地搬遷等組合措施，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10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中國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共“十八大”以來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放管服”，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從2018年的第78位躍升至第31位。
當代中國的治理體系是一個不斷演進、適應挑戰的系統。它既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要應對新問題的靈活性和創新性。中國的治理道路仍在發展與完善中。這種治理體系的真正價值，最終將由其能否持續提升人民福祉、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為人類治理文明提供新選擇來檢驗。
作者：任定成（山西大學教授、本欄目主持）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6年2月20日第19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