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恐惧症”（China fear syndrome），这不是欧美新近才患上的病，只是最近病得越来越严重。用网友的调侃来说：不提中国都不会说话了。
2026年5月，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旗舰刊物《Foreign Affairs》罕见地同时刊发了三篇长文，作者分别是爱德华·费什曼、杰克·沙利文和罗伯特·莱特希泽，这三位分别代表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领域的核心智囊。
三篇文章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构筑了一套系统化的对华经济战略框架：费什曼提出“恶减理论”，试图精准识别并压制中国的战略弱点；沙利文将科技竞争锁定为中美博弈的决定性战场，升级了以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战略；莱特希泽则试图为这套遏制战略搭建一套可执行的全球经济规则体系。
这三篇文章的集中发表，应该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巧合汇合，它所传递的一个清晰信号，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战略共识已经形成，其核心逻辑已经从“改变中国”转向了“遏制中国”。用文章中的话说，这是一场从“情绪化对抗”到“理性化遏制”的升级。
这套实际上意图封堵中国的战略，显然表达的是美国的战略自私，它有可能成功吗？
美国对华政策背后不变的权力逻辑
三篇文章所呈现的，表面上看是一套精密的经济战方法论，但其底层逻辑并不新鲜。费什曼、沙利文和莱特希泽所做的，不过是用21世纪的语言，重新包装了一个自1945年以来从未改变过的美国战略信条：维持全球权力优势，并消除任何可能挑战这一优势的潜在对手。
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
把时针拨回到1972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对华开放市场、实施技术合作、展开人文交流，中国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这段“中美友好”时期，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对华“善意”的体现。
然而，情感叙事的背后，隐藏的是冷峻的权力政治逻辑。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之所以愿意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根本原因不在于“对华友好”，而在于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应对苏联的战略竞争。里根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一边向中国开放合作，一边发起“星球大战”计划全面压制苏联，这两者本质上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赢得冷战，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
罗纳德·里根和他的战略导弹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时代》杂志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成为“新罗马帝国”，其权力优势达到了顶峰。在那段时期，继续接纳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中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广阔市场和可观的资本回报，而美国则牢牢掌控着技术、金融和规则的主导权。全球化在那个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收益丰厚的棋局。
但美国的战略精英们恐怕没有想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当源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大举全球投资、其利益纷纷与海外市场关联时，它们与“母国”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也大大弱化，资本与政治（国家）由早期的协同共进转变到后来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也使美国人对全球化的思潮出现了由拥护到反对的转变。
同时，当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德国、日本的总和，中国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开始与美国并跑甚至领跑，以及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渐成长为规则塑造者时，全球化给大国位势带来的变化，已偏离美国推动这一轮全球化的初衷。
也正是基于此，近年来美国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变成了“逆全球化”的发起者；从接纳中国加入体系，转向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从以往的“中美友好”到今天的“中美竞争”，主导中美关系逆转的，乃是同一套权力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延伸，所想达成的都是维持“美国第一”的权力优势。
费什曼的“恶减理论”将这一逻辑推到了极端，他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可以武器化的工具，将供应链转化为战略博弈的筹码，将关税、金融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全部纳入打压对手的武器库。沙利文则将科技竞争定义为“无限期马拉松”，其“小院高墙”战略的核心不是帮助美国变得更好，而是确保中国不会变得更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管制的真正目的不是阻止中国拥有芯片产业，而是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莱特希泽则直言不讳地宣告战后自由贸易体系的“谎言”本质，试图以“协调式碎片化”重构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经济秩序。
这三篇文章所呈现的，是当前美国战略精英阶层对“如何维持霸权”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在这个回答中，中国不是合作伙伴，而是必须被遏制的战略竞争者；全球化不是共同繁荣的平台，而是可以被武器化的战场；规则不是公共产品，而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工具。
英国也曾试图封堵美国，但失败了
美国今天的战略设计师们似乎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曾经就是被封堵的对象。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刚刚独立的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艰难转型。而当时的全球工业霸主英国，发动了一场系统性的、极其严苛的“技术封锁战”。其手段之周密、法律之严厉，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小院高墙”。
英国封堵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立法。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纺织机械图纸、模型和零部件出口；1781年、1785年法案进一步将蒸汽机、机床等纳入管制；1799年又规定，任何人将机器或设计图运往海外，将被处以相当于普通工人20年收入的罚款，并判处12个月徒刑。这些法律不仅针对实物，还禁止英国人向外国人传授机械知识。美国驻英领事曾抱怨：“伦敦的技工学校甚至不允许美国学生旁听基础力学课程。”
第二道防线，是人才封锁。英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机器可以仿制，但熟练工匠的经验难以替代。1785年《技工法》规定，任何纺织、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工匠若试图移居美洲，必须获得枢密院特别许可，违者将被剥夺公民权，所有财产归国王所有。1803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旅客法》，进一步阻止工匠和产业工人移居美国。英国在主要港口部署特工，检查出境旅客的行李和职业背景，仅1790-1810年间，利物浦港就拦截了超过300名疑似前往美国的技工。
第三道防线，是经济与军事压制。英国对美国半成品和制成品征收歧视性关税，同时向美国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其价格甚至低于美国本土生产原料的成本，这被英国商界称为“用机器摧毁美国手工工场的战略”。英国还利用《航海条例》限制美国商船贸易，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规模拦截美国商船、强行征用美国水手。1812年战争中，英国海军对美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甚至攻入华盛顿，焚烧了国会大厦和总统府。
英军在1812年战争中纵火焚烧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
英国当年针对美国的封堵不可谓不严密、不狠厉。然而，这些措施最终不仅未能扼杀美国工业，反而催生了美国独特的创新体系。
面对英国的严密封堵，美国采取了一套主动反击的策略。
第一，技术间谍与逆向工程。美国政府将“获取欧洲先进技术”视为国家发展的必要手段。1790年，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应奖励引入外国机械和技工的行为。此后，美国驻英、法、荷兰等国的领事官员被赋予一项秘密任务：收集工业情报，购买最新机器图纸，招募愿意移民的技术人员，甚至直接盗窃工业样品。
最著名的案例是塞缪尔·斯莱特事件。斯莱特（Samuel Slater）是英国德比郡一家大型棉纺厂的学徒和监工，对当时最先进的水力纺纱机了如指掌。1789年，他使用化名并化装成农场工人，避开英国特工的监视，登上开往纽约的轮船。抵达美国后，他仅凭记忆复制出英国的先进纺纱机，在罗德岛州建立了美国第一座成功运行的水力棉纺厂。这座工厂标志着美国工业革命的真正开端，杰斐逊总统曾评价：“斯莱特从英国带来的技术，比十个将军取得的胜利都更加宝贵。”
类似的还有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他在1810—1812年间以“游客”身份多次访问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暗中默记了动力织布机的结构。回国后，他设计出美国本土的第一台动力织布机，建立起拥有纺纱、织造全流程的“沃尔瑟姆体系”，使美国棉纺织业首次能够与英国产品直接竞争。
第二，制度创新。1793年美国出台《专利法》规定，申请人不必证明其发明是“原创”的，只要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将某项技术引入美国的人”，即可获得专利权。这在客观上为从英国“进口”技术提供了法律保护。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早期专利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直接仿制或改进自英国技术。同时，美国在1816年和1828年两次大幅提高工业制成品关税，为本土工厂创造了生存空间。
英国对美国工业化的封堵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有三：
第一，工业知识一旦形成，就难以完全禁锢于国境之内。技术会通过图纸、记忆和人员的流动不断扩散。英国可以封锁机器出口，但无法封锁人的大脑。
第二，美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政治统一的优势。政府能够协调关税、专利和基础设施（如伊利运河）来培育本土工业。市场的规模决定了技术应用的空间，资源的丰裕降低了产业化的成本，政治的统一保证了战略的连续性。
第三，封堵反而激发了被封锁者的技术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人更加愿意投入创新，伊莱·惠特尼的轧棉机和可互换零件系统，都超越了英国同期水平。
讽刺的是，正是英国的封锁，迫使美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工业化道路，使美国更加注重机械的标准化和自动化，更加依赖专利体系和政府扶持，也更快地完成了从“技术模仿者”到“原创创新者”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美国不仅在棉纺织、军工、农机等领域追上了英国，而且在钢铁、石油、电气等新兴行业开始领先。英国曾经极力封堵的对象，最终成为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1913年，美国福特汽车首创人类工业史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 福特官网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的逻辑常常重现。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封堵，与当年英国对美国实施技术封锁的基本逻辑惊人相似，都是霸权国试图通过封锁维持自身优势，遏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以往英国试图封堵美国终告失败的经历也表明，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封堵，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它也许在短期内延缓对手的发展速度，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其崛起；不仅如此，它还会激发被封锁者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后者加速反超。
中国的结构性优势将使外部封堵政策再次破功
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突破英国封堵，靠的是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政府创新和“后发学习+自主创新”的组合，那么今天的中国，在这些维度上不仅不逊于当年的美国，甚至在多个方面具有更强的结构性优势。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所产生的需求侧的不可替代性。费什曼在“恶减理论”中承认，中国的稀土加工、锂电池、医药原料药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性供给能力，对美国构成了“战略支点级恶减”。但他可能低估了另一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需求侧恶减”。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接近美国零售市场规模，且增速远高于美国。对于一个跨国公司来说，失去中国市场意味着失去全球最大的增量空间。这种市场规模的“不可替代性”，使得美国推动的“供应链去中国化”面临巨大的商业阻力。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占全球芯片需求的近40%。英伟达、英特尔、AMD等美国芯片巨头，其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往往占到总收入的20%至30%以上。当美国政府限制先进芯片对华出口时，这些企业损失的不仅是销售收入，更是研发投入的回报基础和创新迭代的速度。正如沙利文所说：“如果生产与关键技术不在掌控之中，设计领先就毫无意义。”同样，如果市场不在掌控之中，技术领先的商业回报也无从谈起。
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1820年美国人口约为1000万，市场远小于当时的英国。转至今日，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多，市场规模的追赶速度远超当年的美国，它为中国的技术自主创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应用场景和成本摊薄能力。
二是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保障了供应链韧性与自我循环能力。中国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这种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意味着中国具备极强的供应链韧性和自我循环能力。相比19世纪初的美国，后者曾经工业基础薄弱，高度依赖英国的设备和中间品。当英国实施技术封锁时，美国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个过程耗费了数十年时间。今天的中国已经在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形成了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即使在半导体等少数“卡脖子”领域，中国也已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和替代方案。
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我国已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央视网
更重要的是，完整的产业体系带来了一个关键优势，那就是低成本的系统性和迭代速度的非对称性。在中国，一个产品从设计到原型到量产的时间和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这种“快速迭代、低成本试错”的能力，使得中国在应用技术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沙利文在文章中承认，中国“将生产规模、关键投入品的控制和产业落地能力置于国家战略核心”，这正是中国产业体系优势的制度化体现。
三是中国具有人口素质与工程师红利，它为创新能力提供了结构性支撑。封堵能不能成功，最终取决于人。19世纪的美国能够突破英国封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斯莱特、洛厄尔这样一批“人脑走私”的技术人才。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队伍，每年从中国高校里走出来的理工科毕业生超过400万人，是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根据2025年的数据，全球科研人员总数已突破2000万，其中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605万，首次超过欧盟（368万）与美国（223万）的总和，位居全球第一。在人工智能、5G、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中国的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这种人口素质的结构性优势，绝非短期的技术封锁可以抵消。
与当年的美国总体来说是靠“偷师”英国技术起步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在诸多领域进入了“无人区”。从量子通信到特高压输电，从高铁到移动支付，中国不仅不是技术模仿者，还已成为技术规则的贡献者和引领者。费什曼和沙利文都承认，中国在稀土加工、锂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这种创新能力的质变，使得封堵的逻辑从“阻止追赶”变成了“试图超越一个已经开始领跑的对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是中国在资本与技术积累上十分充裕，为自主创新创造了良好物质基础。“堵”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被封锁者是否具备自主创新的物质条件。19世纪的美国，资本积累严重不足，高度依赖欧洲投资。当下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以上，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持有国。这种资本积累的规模，意味着中国有充足的“弹药”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中。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超过2.6%，总量仅次于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战略性领域，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资本的投入规模，是任何外部封锁都难以抵消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从实验室的原创发现，到工厂的大规模生产，中国拥有全球最高效的转化机制。美国可能在基础研究上保持领先，但中国在技术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上的优势，足以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形成实质性的竞争力。沙利文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18、19世纪英国的封堵政策曾经激发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和自主创新，美国当前针对中国的封堵也正在产生同样的效果。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半导体领域。2018年美国对中兴通讯实施禁运时，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到2025年，中国已经在成熟制程领域实现了较高水平的自主可控，在先进制程领域也取得了关键突破。华为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后，自研的麒麟芯片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跃迁；中芯国际在14nm、7nm制程上逐步缩小了与台积电、三星的差距；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在存储芯片领域实现了国产替代。这些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压力倒逼内部创新”的结果。
在中关村展示中心，新能源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和芯片应用系统展示模型搭载展示了57颗国产芯片产品。 新华社
费什曼和沙利文的战略设计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封堵的强度与被封锁者的创新动力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过度的封堵往往会催生被封锁者“背水一战”的决心。中国在“两弹一星”、高铁、量子通信等领域的成功，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一点。
费什曼、沙利文和莱特希泽的文章，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理性化遏制”的宣言。但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都表明，这套战略的成功概率极低。不是因为美国的策略不够精妙，而是因为封堵一个拥有14亿人口、完整产业体系、强大创新能力和坚定发展决心的国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真正的战略智慧，不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封堵对手，而在于如何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找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点。美国可以继续投入资源去打一场不可能赢的封堵战，也可以选择与中国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管控分歧。前一条路，历史已经证明行不通；后一条路，需要超越霸权思维的想象力。
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创新不再是零和游戏，中国的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必然衰落；中国的市场扩大，可以成为美国企业的增长动力；两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美如何建立新共识和探索共存之道，才是两国战略家们更值得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