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睿台湾时事观察者
“大国崛起”和“血浓于水”有什么用？
作为近现代历史的过渡阶段，“民主自由”早在大陆中华民国时期试验过，结果失败了。
在中国文化里，历时2300多年的王道政治是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所以人民的生计权、受教权、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生活质量权等国家能力的成果，才是中国人的民主待遇。
今年元旦，赖清德讲什么“韧性之岛与希望之光”。可希望从来不存在于对冲突的韧性，而存在于终结冲突的能力。韧性只是证明还有人民撑着问题，而希望只能来自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乌克兰教过全世界最悲惨、也最宝贵的一课，但台湾不是乌克兰。
台湾不是乌克兰，因为台湾有祖国兜着，自230年，自1281年，自1662年，自1684年，自1945年，说法不同，答案唯一。靠的不是韧性，而是能力；靠的不是代理制政客，而是责任制政府。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大陆公开描绘了和平统一的愿景，包括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对外来往、民生福祉与精神生活等，都会更好。其体现的是基于“血浓于水”，共享“大国崛起”的治理成果和文明供给能力。
与此相反，赖清德当局却制造“抗中保台”──比如“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增加8年1.25兆新台币的军购和大约3倍数的维持作业费。以这种天价军费和小橘书来麻痹台湾人的和平意识，进而将全岛卷入焦土化、豪猪化的思考暗井。
其实在大陆揭示的统一框架中，并没有创造一个新问题，而是要终结上一个历史悲剧的尾声。换句话说，两岸统一旨在历史修复和文明复兴，而不是制造新的悲剧。
在统一的文明框架下，两岸可以用沟通对话探讨合理的“两制台湾方案”，来取代用战争解决制度差异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不仅超越了“民国路线”的统一，更是开创了人类政治史上的文明新范式。
大陆提出的七个“更好”，是因“大国崛起”而大规模长期稳定地提供公共品、杜绝战争风险和提升人民福祉的能力。台湾问题产生于民族弱乱和中华文明相对衰落时期，经过130年来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中国人民的奉献牺牲，由于“血浓于水”的资本，才有可能超越内战仇恨来谈和平统一。
2025年10月25日，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但面对这种文明新范式，为什么政客代理型体制的“惧统”神经反应反而加剧了呢？为什么“两岸一家亲”“血浓于水”“同胞”“祖国”这些用语，在当代台湾社会被视为异类、虚假、肉麻，亦或“统战”话术？
不是因为话语不真诚，而是因为政客代理型的过渡体制，根本不承认那种关系的存在。这不是政治修辞的问题，而是文明主体结构的问题。
在责任型文明体制里，“台湾”和“人”一样，都是被安放在一个先于个体选择的关系网络中。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一家亲”“同胞”“血脉”“兄弟阋墙”等语言来描述存在事实。因为“中国(人)”这个共同体先于个体，关系先于契约，不需要说服，也不需要投票证明，所以没有违和感。
生活在这种体制里，常听闻的是“家人们”“亲”，或者自称“哥”“姐”，能体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一家人的用语文化。任何读过中文书、记得中国史的台湾人，也多明白称兄道弟意味着“承担”与“共同体”的文化意涵。
可在政客代理型的过渡体制看来，“一家亲”意味着权利不清、“同胞”暗示着义务先于同意、“血缘”被理解为对自由的侵犯。
在这种体制里，政治主体是可更换的代理人与任期制的管理者，社会被理解为个体利益的集合与可撤回的契约结果。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台湾”和“人”先于共同体，契约先于关系，这种价值观要求台湾人拒绝“情绪操控”或“道德绑架”。
这就是2010年8月龙应台在北京大学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既不在乎大国崛起，也不在乎血浓于水，让人听来倍感矫情的缘故。
“文明的力量”在龙应台看来，是指在大陆实验失败、又在台湾转型异化，“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民国遗习过渡体制路线，也就是政客代理型的“民主自由”。在信奉契约先于关系、个体先于集体的语境和思维中，自是不在乎“大国崛起”和“血浓于水”。
台湾人不承认中国人身份，因为在不需要承担关系成本的情境结构中，所有的亲属语言只是文明噪音──这就是个体主义契约论的智力与道德型态。
五千年中国融合型文明发展模式的生存焦虑是分裂、内耗、外侮，因此偏好整体性、延续性和责任集中；五百年欧美掠夺型文明发展模式的生存焦虑是权力滥用，因此偏好分权、契约和权利防御。前者是集体主义演化论，后者就是个体主义契约论。
2016年10月，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演讲，期间提到启蒙歌曲，当她无知地问道“《我的祖国》怎么唱”，台下观众开始大合唱。
龙应台的文明论不同于岛上的民国派或伪统媒体，她越过行为后果、体制操作和制度模型的层面，直接在哲学的高度论政治：用个体契约来质疑集体演化，以权利防御来挑战责任集中。换句话说，就是用“文明”来包装“民主自由”，以营销欧美制度的个体主义“普世价值”。
但客观来说，新时代对个体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已被普遍视为文明的指标。去年以来，美国对境内反犹挺巴言论的权利保障，或者对境外他国元首实施夜袭绑架的公权力约束，世人都领教过了。如果那也算文明，那么台海两岸的文明就更判然了。
“民国纪年”在台湾，是遗留体制的人工呼吸器
在过渡体制下，其实没多少台湾人记得真正的民国史，就连最值得纪念的抗战胜利日，也被错置为欧战胜利日。“民国纪年”在台湾，只不过是“遗留体制合法性”的人工呼吸器。
相较于大陆基于主体自信而采行公元纪年的文明型治世思维，台当局无法承认现实世界的秩序，只能用“民国纪年”来撑住一个残存的政治身份。这种既要“民国纪年”，却又无法兑现所谓“民国主权”内容的悬置型“建国”思维，其服务对象只是等待历史终局的选举轮替，而不是填入全球运作框架的中华文明。
圆凿方枘的时间感，其实只是民国遗习和加工体制对岛内民众智力上的耗损。
于是经常看见台湾人跟风批评大陆破坏文字、使用简体字云云，却无视“废除汉字”的最早主张出现在民国时期，更不知道蒋介石在1935年就同意教育部发布第一批简体字。
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再通过“简易汉字”议案。到了1950年代，蒋介石在第十七次“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上，还是赞同提倡简体字。【1】
蒋介石自称赞同简体字的初衷，是“为教育、为大众的便利”，“在‘国家’的立场上”。后来中共继承汉字简化，他却在同一个立场上退却下来。虽然民国体制最终没能实现汉字简化，但在1935年第一批简体字的基础上，由共和国实现了简体字的普及，并以汉语拼音的方式推行国际，并形成今日的全球中文热。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改朝换代并未阻却中文的发展。反而是自缚“简繁之争”的台湾人似乎从没仔细想过，由于“民国未完成”的遗习和体制加工，将来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面对全球汉语拼音的文盲？
同样的，这类台湾人经常以一知半解的“文革”“红卫兵”等陈词滥调来拒统抗中，但这恰恰是文明与否的分野──不在于是否犯过错，而在于是否具备终结偏误、修正路线、完成制度转型的能力。
相较于台湾对白色恐怖的平反，比如改名、立碑、拆铜像、补偿金等所谓的“转型正义”，往往因为过渡体制的片面性影响，而成为没有终点的道德叙事。相反，正是大陆“民与国共和”的文明自身结束阶级斗争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历史反思，并推动持续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才有今日中国。
可悲的是创伤冻结型政治人格，其否定历史演进的体制本身就是文明停滞的证明，也是智力和道德双重萎缩的病灶。
这种体制病灶导致理盲自大的夜郎心态、落伍陈旧的慕强思维、自宫主体的恋殖情愫、以及欺软怕硬的群氓式激情等，导致台湾成为拒统政学媒共构的孤岛。
从大众舆论来看，在岛内便利超商随手可买的四家中文报纸中，只有星云法师创办的《人间福报》还坚守中国人的主体性，认为“和平统一并非‘被统’，而是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2】；其他三家依附过渡体制的中文报，凡提及中美，一律使用“美中关系”“美中问题”“美中谈判”“美中博弈”“美中元首”来报道。
这些拒绝历史演进、自我殖民地化的构词方法，来自民国遗习无法代表中国主体性以后，蓝绿政学媒全面移植欧美制度与价值观改造台湾的结果。
中文怎么产生“天然独”？
在中文的封面上，两岸的区别既不是繁简字体之异，也不是被台湾政客有意误导的文白之分，而是文字背后思维与体制传统的兴废存亡──“临时条款”与“增修条文”这种后缀、例外、补充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手段，就是典型的印欧语系构词方法。
中文是独立语，是高度整合性、集中性、内敛性，重视结果的语文；英文是屈折语，是高度发散性、补充性、例外性，重视过程的语文。当欧美国家惊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力，造成诸多“中式英文”现象时，却不知“英式中文”在台湾竟柳暗花明。
客观来看，造成中、英语文的差异，未必因为民族气质或智慧高下，但确实是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被用来承载不同的文明体制使然。中文“含糊其词”，那是因为已经替责任留好位置；英文“治丝益棼”，则是因为必须先确认责任归属或存在。
因此，中文的模块化组合与整体性思维指向意合，较适合承载集体主义演化论的责任型体制；英文的屈折式变位与线性式思维指向形合，则适合承载个体主义契约论的政客代理型体制。这是语文、制度和文明相互形塑的结果，不是偶然，也不是先天。
所以没什么“天然独”，只不过是民国遗习在台湾加工改造的“香蕉人”，是岛上政学媒借用中文为面具，移植欧美制度和思维方式的“非中国”成果罢了。
这种“英式中文”并不难辨识。以2026年赖清德的元旦讲词为例，每个字都是中文，但结构与组合方式却是欧美化：“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得来不易的……我们不会因为政治僵局而裹足不前。”“面对考验，台湾未被击倒。”他使用“未被击倒”来强调受动状态，是标准的西式叙事风格，旨在强调主体的韧性。
又如“我愿意在‘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第3项……所揭示的‘合宪’方式下，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这句话使用了极长的条件前缀（在……下），先明示自己的权利规模，再将责任极小化。这是典型的“法律英语”翻译腔，为了契约逻辑而牺牲中文句法的简洁性。
再如，“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在标准中文，权利通常是由法律或国家“赋予”，或是人“拥有”权利。赖清德将“民主”这个抽象概念拟人化作为主词，是鲜明的英式中文，把权利看成比责任还重要。
照妖镜──“正义使命-2025”年终军演
需要强调的是，绿营和蓝营在台湾对立统一的独占体制，同为上世纪90年代借用民国遗留进行西化加工改造的结果。在文明层级上来看，蓝绿同属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的产物，差别只是“延宕式过渡”与“切断式过渡”之分。
蓝营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两岸“主权重叠、治权分立”──【3】通过“重叠/分立”这种结构式嵌入，试图在空间上切分主体。这种线性式思维是在为代理型体制寻求合规性卸责：只要治权分开，政客就无需为文明演化的成败负责。
蓝绿相同处在于，他们共同否认统一是中国人的伦理义务，都不把统一定义为内战尚未终结的历史责任；他们与“天下─国家─正统—责任”的中国文明连续性不同，都使用现代西方法理主权语言：认为主权是可宣告、可切割、可并列的。
所以，蓝营话语的焦虑表现在统一局势逼近时，他们无法回答“谁代表中国完成终局”。因此，针对“正义使命-2025”年终军演，偏蓝媒体说那是“反效果”【4】──把文明责任叙事转向政策成效分析。
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演 中国军号
在政治文明上，“英式中文”的稳定特征是：责任被拆解为多方主体，各自表态，却没有终局承担者；政治被理解为选项管理，而不是伦理义务；语言功能是评论、建议、平衡，而不是承担、接管、兜底。
比如“对台湾社会而言……”，“对激进台独势力而言……”，“对民进党而言……”，“对美、日而言……”，“这四重反效果……”──主体被拆分为多个“利益相关者”，每一方都是理性算计者，却没有任何一方被设定为“最终负责者”。这就是利害关系人分析，而不是文明的责任链。
“军演……却被反向操作，成为民进党在历次选战屡建奇功的助力。”所有行动者都变成被动反应者，没有人对升高局势负“终局责任”，表现为代理型体制最典型的卸责叙事。
“两岸必须走向和平，无论从历史统合论、地缘政治，还是人民的生存利益，都没有其他选项。”和平被描述为选项最优解，统一则被完全抽空，仅剩和平管理。所谓“没有其他选项”，指的是风险管理选项，而不是文明终局。这是自由主义和平论，不是中国历史责任论。
“台湾固然有责任，北京也应该克制”，则是把不对称文明责任处理成对称道德责任，把国家完成内战遗留的责任降格为“情绪管理问题”。这是典型西方契约伦理的公平幻觉，而不是文明的“责任不对称原则”。
“为政者真正的责任，是降低风险、管控危机、守护人民安全”，语气冠冕堂皇，实则将政治责任定义为降低风险、管控危机，却毫无完成历史使命、终结遗留问题、承担世代责任的成分──这是经理人语言，而不是文明承担者的语言。
在契约论世界观看来，政治是各方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责任主体的履约：北京应克制，台北有责任，民进党借机操作，美国是霸权存在，人民只能受害──所有人到齐在场，却没有人站到终局位置上──这就是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人格的核心特征。这样的人，精通程序算计，但拒绝承担结果。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潜台词
把“中国人”拆解成“一种中国人不打另一种中国人”的防御工具，其本质是“没说两国论的两国论”。“隐性两国论者”不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只是以“中国人”为话术资产的契约型个体。“中国人”三个字是他们与大陆来往套利时专用的保险密码，他们用“建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来应对中国统一的文明新范式。
然而在中国文明的语境里，辨识当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首要规准是：支持国家统一，终结历史遗留。
如果说，去年九三阅兵是昭告世人中国有保障和平的能力；那么，去年年终的联合军演就是针对外部势力与内部代理人的双重警告──中国完成统一的和平终局即将到来。换句话说，围台军演的真正对象是“台独决策链条”。这就决定所有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的组成，必然齐声反对内战历史提速走向终局。
郑丽文既以身为中国人自豪，又被“统左派”肯定胸怀两岸、志在和平，就该扬弃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的语境，摒弃“国家可以分裂，但民族认同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思维，【5】共襄终局统一的和平大业。
因为在中国文明的语境里，长期分裂本身就是文明失序的表现。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任人自由选择的文化标本，而是追求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型态的文明体。所谓“中华民族基本人权论”“国家可以分裂论”，只是欧美自由主义契约论的中文版。在中文语境里，民族不是权利单位，而是命运和责任存续的共同体。
正是基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才有“正义使命-2025”年终军演，来及时针对台湾无法承受的后果踩下煞车。
然而，一旦台湾地区承认大陆使用强制手段阻止风险的正当性，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分裂民族共同体的代理人，而不是最终的风险负责人。对过渡体制来说，那比围台军事压力本身还致命。
所以，岛上不分蓝绿白，各色政学媒的主要人物一致提高声量谴责军演，却避免承担任何实质风险的调整。唯独郑丽文将疾言厉色的矛头指向绿营，而非围台军演，这是她有别于那些过渡体制政客之处。
2026年4月8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领国民党访问团拜谒中山陵。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联系到郑丽文亲赴反共刑场参加秋祭追思慰灵的作为，可见得她回复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说“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所言大致不虚。
台湾作家蓝博洲在“连胡会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表示，郑丽文以行动证明了推动国共和解的诚意，但也把台湾社会的反共病症都爆发出来。台湾若不超越国共内战的遗留，若不颠覆反共意识的制约，两岸就不可能真正和解。【6】
注释：
1. 何应钦编著《整理简笔字提案的回顾与前瞻》，国防部印制厂出版，1979年12月，第5页。
2.〈大陆的和平倡议〉，《人间福报》社论，2025年10月29日，第2版。
3.〈一中保台 两岸融一〉，《旺报》社评，2025年11月17日，AA2版。
4.〈围台军演反效果 两岸交流不交锋〉，《中国时报》社论，2025年12月31日，A2版。
5.〈中华民族认同的自由〉，《中国时报》社论，2025年12月26日，A2版。
6.〈纪念连胡会20周年：台湾须再次集结主流民意推动两岸和解〉，《两岸犇报》，2025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