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一場防務會議上表示，將購買瑞典薩博集團“全球眼”預警機，而非美國波音公司的E-7“楔尾鷹”預警機。同時，加拿大還在重新評估與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簽署的88架F-35戰鬥機采購協議，尋求縮減規模或尋求替代。這被視為美國五角大樓宣布中止與加拿大之間的“常設聯合防務委員會”機制後，加拿大減少對美國防務企業依賴、強化北極自主防務能力的重要舉措，標志著美加雙邊關係進入一個新的調整期，也折射出加拿大在當代國際格局中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從表面看，美加防務領域的一系列“脫鉤”動作，源於美方對加拿大防務投入的不滿。加拿大長期未能達到北約設定的軍費占GDP 2%的目標，這一狀況引發美方多次公開批評。盡管加拿大現任總理卡尼於今年3月宣布將提前實現該目標，但美方顯然認為這一承諾的兌現力度與可信度仍不足。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美國對其傳統盟友體系正在進行整體性的重新評估，要求盟友在安全領域承擔更大責任。
對於加拿大而言，美加防務漸行漸遠的沖擊不僅限於軍事領域，更觸及該國長期依賴的外部戰略架構。加拿大地處北美大陸，與美國共享全球最長的非軍事化邊界，這一地理現實決定了其國家安全與美國深度綁定。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加拿大構建了一套以“可控依賴”為核心的外交與安全戰略：在防務上依托美國主導的集體安全機制，從而將國防開支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在外交上則借助多邊國際機制，在美歐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扮演中間角色，以此獲取超出其綜合國力的國際影響力。
然而，這套戰略框架在當前的國際變局中正逐步失效。首先，美國對多邊機制的承諾力度明顯減弱，加拿大曾經賴以發揮影響力的聯合國、北約等平台的功能受到制約，多邊協作落地難度持續攀升。其次，美國對其盟友的政策趨於交易化，以往基於共同價值觀和長期同盟關係的政策慣性正在消退，盟友需要不斷證明自身對美國利益的“貢獻度”。最後，大國戰略競爭的加劇壓縮了中等強國的戰略回旋空間，加拿大在安全領域高度依賴美國的事實，使其在面對美國壓力時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外交自主選擇空間愈發受限。
從歷史視角觀察，加拿大此次面臨的困境並非偶然。冷戰結束後，加拿大曾嘗試通過推動“人類安全”議程、積極參與維和行動等方式塑造獨立的國際角色，但這些努力在全球權力格局重組的過程中被逐漸邊緣化。當國際秩序的核心矛盾重新回歸大國地緣政治競爭時，加拿大的戰略價值更多體現在其作為“美國北翼的防務節點和資源供應者”這兩個維度，然而，這恰恰是其傳統戰略中最不具自主性的部分。
加拿大前自由黨政府國家安全顧問里格比近期的一番言論，準確反映了該國決策層的焦慮。他指出，華盛頓的言論迫使加拿大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防務關系，美國的言行讓加拿大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這種“困難”的核心在於：加拿大既無法改變與美國的地理毗鄰和由此產生的安全依賴，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構建足以對沖這一依賴的外部經濟與安全聯系。展望未來，加拿大若想在新的國際格局中重新確立自身的戰略位置，需要切實提升國防能力建設的自主性，跳出依附美國的安全捆綁定式，依托自身地緣與資源優勢拓展多元化外交合作，減少單邊政策裹挾，降低雙邊關系因美國政策變化而產生的波動性。同時，在其他地區尋求更為均衡的經濟與安全布局，避免將所有戰略資源集中於單一方向，不要在涉及他國底線原則的問題上無謂妄動。
美加防務合作機制的調整，表面上是兩個盟友之間的技術性摩擦，實則揭示了中等強國在百年變局中的普遍困境：當大國不再提供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產品時，曾經依賴大國庇護的國家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在不確定的戰略環境中獨立行走。對於加拿大而言，這既是挑戰，也可能成為其重塑國家戰略、尋找真正可持續“支點”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