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一名華人女子因簽證審批延誤，在小紅書上花錢請人提交“強制令”申請催簽，結果簽證迅速獲批，卻意外被加拿大司法部指控使用非法代理。
類似情況涉及多達430名中國申請人，引發關於移民審批積壓與“幽靈代理”亂象的爭議。
據《多倫多星報》報道，Amber在中國休了兩周假後準備返回加拿大，繼續從事管理諮詢工作。但直到被拒絕登機，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簽證已經過期。
接下來，她被捲入加拿大政府的一場大規模調查。官員們正在追查使用未經授權的代理人服務。
這些代理人利用移民審批延誤牟利，同時也是聯邦法院案件積壓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
Amber曾是一名持畢業後工簽（PGWP）的國際學生。
2024年，她在中國遞交了新的工作簽證申請。等待五周后，仍未拿到返回加拿大所需的文件，她便在小紅書上尋求建議。
在那裡，她找到了一名自稱律師的人，對方宣稱可以“強制”移民局加快簽證審批。由於擔心長時間無薪休假會丟掉工作，她向對方電子轉賬支付了600加元，用於準備她後來才得知的所謂“強制令申請”（mandamus）。法院可以下令政府官員處理被不合理拖延的移民申請。
Amber表示，2024年那場倉促求助的經歷原本早已拋諸腦後，直到最近，她發現自己與另外430名移民申請人一起陷入法律泥潭。這些人都是中國申請人，申請學習、工作或訪客簽證；他們都曾向法院請求審查簽證審批延誤，並要求加快處理。
加拿大司法部指控他們在提交法院申請時使用未經授權的代理人，構成虛假陳述。這些申請被標記出來，是因為它們在“格式、風格和措辭”上高度相似，而且儘管申請人聲稱自行提交，文件中卻出現相同的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司法部還請求法院下令這些申請人各自向政府支付720加元的訴訟費用。
這些不誠信的“幽靈代理”長期以來一直困擾着移民官員和法律監管機構，因為他們在幕後操作，難以追責。這也可能給申請人帶來嚴重後果，並對移民和司法體系造成濫用。
出於擔心遭到報復，Amber要求不要公開她的全名。她表示，新移民對加拿大司法體系並不熟悉，她根本不知道聘請未經授權的代理人提交法院申請是違法的。
“我當時並不覺得有問題，”困惑的Amber回憶道，“他提交強制令申請後48小時內，我的簽證就獲批了。我還寫信感謝他，因為我很感激。他確實提供了有價值的服務。我敢肯定那430個人里，沒有人知道什麼是mandamus。”
Amber說，她之所以尋求幫助，是因為簽證處理時間已經超過移民部官網公布的周期。她多次從海外撥打移民熱線，但在漫長的語音菜單操作後總是被切斷。她所在選區的國會議員只能告知簽證狀態更新，卻無法推動她的個案。
“問題的根源其實在於移民審批時間，對吧？”Amber說，“不僅是處理時間長，還有移民官員缺乏透明度和溝通。這就像一個黑箱。沒有人能告訴你你的申請發生了什麼、卡在哪裡。”
政府要求駁回這430份強制令申請（其中許多簽證仍在等待審批），動議表示，這樣做是“最迅速且最具經濟效益的解決方式”，因為法院正面臨案件積壓和聽證排期延長的壓力。
移民相關案件占聯邦法院工作量的大多數。近年來，新移民訴訟數量激增，從2019年的7,782宗增加到2024年的24,667宗。僅2025年前九個月就已達到21,581宗。聽證等待時間也持續延長。
另一名被標記的簽證申請人John表示，他的訪客簽證申請超過一年未獲回應，經朋友介紹找到同一名代理人。他向對方提供了自己的移民客戶編號、法定姓名以及簽證申請詳情，但沒有簽訂合同，也從未與該代理人見面或通話。2024年，該代理人提交強制令申請兩個月後，他的簽證獲批。
John是一名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公民。他說，該代理人在小紅書上的賬號最近已刪除“加快加拿大簽證審批”等宣傳用語。如今，對方不再替客戶提交法院文件，而是提供分步驟指導和模板，讓申請人自行遞交強制令申請。
根據法律，個人只能自行出庭，或由持牌律師或授權代表在聯邦法院代理。其他人不得在司法程序中代表當事人，甚至不得提供法律建議。
和Amber一樣，John認為人們之所以求助這些代理，是因為制度本身難以接近。他說，如果政府想打擊這些非法行為，就應當加強宣傳使用授權代表的重要性。移民部和聯邦法院網站都有關於法律代理規則的頁面，但申請人必須意識到這是個問題才會去查找相關信息，而Amber和John當時都沒有。
“我對加拿大移民部和這名代理人同樣憤怒，”John說，他也要求不公開全名，“加拿大把我的簽證申請壓了這麼久，我才花錢找人幫忙。移民部現在追究我們，而不是代理人，這根本說不通。”
移民部敦促申請人使用其官方網站獲取項目信息，以避免成為詐騙或欺詐的受害者，並表示其“保護自己免受移民詐騙”網頁旨在提高公眾意識。
“保護公眾免受欺詐的最佳方式是向公眾提供信息，而這些信息會定期在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上推廣，”該部門表示。
《星報》已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聯繫該代理人，但未獲得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