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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被這項福利金噩夢折磨瘋了

2020年春天,Brent Colman當時在埃德蒙頓市政府擔任一名初級分析員。在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出台後,他被安排停薪留職(furlough)。

和成千上萬名加拿大人一樣,他隨後申請了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

他說,自己領了幾個月的補助後,在當年秋天重返工作崗位。但多年之後,他才發現,加拿大稅務局(CRA)認定他完全不符合領取條件,並要求他退還當時拿到的12.000加元。

“最讓人難受的是,不只是這12.000加元,”他在上個月接受CTV News採訪時說,“他們還在你還完錢之後,把這筆錢當成額外收入來算,然後倒算利息和逾期付款的罰款。”“所以算下來,他們現在要我還23.000加元,原因竟然是他們看不懂自己的僱傭記錄(ROE)。”

自2023年以來,CRA一直在聯繫大量加拿大人,試圖追回數十億加元的疫情緊急補助款。稅務局稱,這些錢發放給了一些並不符合條件的人。

CTV News在徵集讀者反饋、詢問是否有人被要求退還CERB 時,收到了幾十條回應,其中很多人表示,自己正和 CRA 陷入長期糾紛。Colman就是其中之一。他堅持認為自己完全符合CERB的領取資格,目前正準備在聯邦稅務法院對CRA的決定提出挑戰。

“徹底的噩夢”

當時,前總理賈斯廷·特魯多領導的聯邦政府宣布CERB時,領取資格主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2019年或申請前12個月內,稅前收入至少達到5.000加元;

二是因為新冠疫情,工作時間被削減或完全停工。

此外,申請CERB的人,在每一個申領月份內的收入不得超過1.000加元。“就資格來說,我的情況是突然被完全停工,而且在前一年……CRA手上有我年收入80.000加元的報稅記錄,”Colman說。

Colman還補充說,當時他是在工會的建議下申請CERB的。他所在的工會是Civic Service Union 52.該工會代表被停薪留職的成員,與市政府談成了一項協議。

他說,這項協議在談判時,已經把大家每個月預計從CERB拿到的錢算進去了。

工會主席Bryce Jowett在給CTV News的一封郵件中證實了這項協議。他說:“如果有工作可做,市政府會讓部分員工減少工時繼續上班,但會限制每名員工的最高工時,確保他們的月收入不超過1.000加元,從而保持CERB的領取資格。”

“在CERB存在期間,他們和我們達成了一致,設定了這些靈活的工時上限。”很

多聯繫CTV News的讀者也表示,當年他們同樣是在雇主、官員或其他人的建議下申請CERB的,即便當時並不能百分之百確定自己是否符合條件。而聯邦政府當時也表示,優先考慮儘快把錢發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手中。

但這些後來被告知不符合條件、需要退錢的讀者表示,想要聯繫CRA、為自己申辯,過程異常艱難。

“真的太折磨人了,”Colman說,“有一次我打電話進去,被轉接了9個不同的部門,等我終於轉到最後一個時,已經下班了。”“一個人會跟你說,‘我幫不了你,但我覺得那個人可以’,然後你又得再等一個小時,接着再被轉走,就這麼一直來回兜圈子,試圖找到一個真正能幫你的人。”Colman表示,這個持續了好幾年的過程對他來說“簡直是一場徹底的噩夢”。

而現在,CRA已經關閉了他的案子,讓他只能走上法庭這條路。CTV News就類似Colman這樣的案例聯繫了CRA 尋求回應,但在截稿前,未收到稅務局的回覆。

“財務上的毀滅性打擊”

雖然大多數聯繫CTV News的讀者表示,自己正在對CRA的追繳通知提出異議,但也有一部分人支持CRA追討資金的做法。他們認為,這些錢本來就屬於加拿大納稅人。也有人指出,當初CERB推出時,聯邦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事後會進行合規審查,以確保當時能儘快把錢發給急需幫助的人。

但對於像Colman這樣認為自己被CRA“後端執法”誤傷的人來說,稅務局要求他們償還的金額,在經濟上根本難以承受。

“我和伴侶一直沒敢買房,就是因為如果這筆錢真的砸下來,那影響會非常大,”Colman說,“這件事已經拖住了我四五年的退稅和福利,包括碳稅返還。”

“我一輩子都在公共部門工作,這種挫敗感真的很強烈。你一直替政府說話,告訴別人‘沒事,系統是運作的’,結果現在卻被這樣一片財務災難的陰影籠罩着……而這一切,竟然只是因為一個這麼荒唐的錯誤。”

律師事務所提供協助隨着像Colman這樣的加拿大人持續對CRA的還款決定提出異議,全國各地的律師事務所開始提供針對這類案件的專項法律支持,其中一些甚至是義務(pro bono)服務。

專注於商業法律的Osler律師事務所在其官網上表示,許多被CRA事後認定不符合疫情補助資格的人,在經濟上根本無力償還這些款項;而且,CRA的判斷本身經常是錯誤的。

該事務所的一名訴訟律師指出,這些案件中的很多當事人,都是低收入群體,背景多元,包括殘障人士、老年人以及新移民——而這些群體在疫情中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

事務所還表示,這些人往往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源來聘請有效的法律代表,同時也很難理解與CRA糾紛相關的複雜行政和司法程序。

“作為一個一輩子都在市政體系裡當公務員的人,”Colman說,“如果連我都覺得這麼難搞,我真的無法想象,那些不熟悉這些系統的人,現在心裡得有多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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