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随着全球贸易日益碎片化和关税重新回归，经济实力不再仅仅取决于金融规模，生产能力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上个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各国领导人公开谈论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世界秩序。
中方警告称，贸易战没有赢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在保护主义抬头之际建立新的安全架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提及了一个日益分裂和残酷的世界。事实上，正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贸易政策，更是权力本身的基础——从谁最擅长为资产定价，转向在体系承压时谁仍然能够建设、供给并维系这些资产。
在这些担忧背后，隐藏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当金融发展速度超过生产能力时，各国还能维持自身的影响力吗？
“历史表明，这样的国家往往举步维艰。”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中国香港风险投资公司概念资本（MindWorks Capital）的董事胡心皓（Jeffrey Wu），他认为，权力长期以来都建立在生产能力之上——道路、港口、机床，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软件、数据和人工智能（AI）系统，至少在这些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产出而非过高的预期时是如此。
这篇文章的主旨也呼之欲出，他认为，随着全球化步履蹒跚，那些专注于提升生产能力而非追求金融扩张的国家才能最终胜出，而在中美竞争的这一大背景之下，不注重生产能力的大国终将衰落。
2026年1月27日，汽车运输船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装运将要出口的国产汽车。 IC Photo
文章指出，当社会更擅长交易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而不是在当下扩展生产能力时，问题就会随之出现。
金融本身并非敌人，只有当它脱离生产时，才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当对未来价值的索取增长速度快于兑现这些价值的能力时，脆弱性随之而来。
这种模式其实由来已久。
16世纪，西班牙看似强盛，该国因来自新大陆的白银而富裕，但贵金属的流入并未催生工业发展。资本流向贷款、投机以及帝国维持成本。西班牙开始进口自己不再生产的商品，为无法持续的战争融资，最终才发现，金融上的富足并不等同于生产实力。
这并非个例。
荷兰在制造业衰退之际逐渐转向金融主导。英国在19世纪由工厂转向金融的过程中，德国和美国等工业竞争对手随之崛起。在古罗马，货币贬值以及精英阶层退出公共生产活动，都发生在衰落之前。尽管背景各不相同，但机制却如出一辙。
金融回报开始压倒生产性投资，资本从能力建设转向交易索取权，精英阶层与生产脱节，不平等加剧、韧性削弱，当冲击来临时，账面财富与真实能力之间的裂缝便暴露无遗。
这种矛盾至今仍然可见，美国和中国正日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增长路径。这种差异对比并非道德层面的，而是结构性的，并带来了日益显著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美国，金融在价值创造中占据着过大的比重。近几十年来，金融部门攫取了约25%至40%的企业利润，而其在实体经济中的占比仅为7%至8%。金融可以作为一种协调体系，高效配置风险与资本。但当金融信号凌驾于经济实质之上时，创新便有可能在尚未广泛转化为生产力之前就被货币化。
AI正体现出这一困境。预计今年美国的超大规模科技公司将在AI相关资本支出上投入超过6000亿美元，该技术的潜力毋庸置疑，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这些投资是否会扩散为全经济范围内的生产率提升，还是仅仅集中为对未来承诺的金融索取权。
对于从纽约到香港的投资者而言，关注点与其说是AI的前景，不如说是其变现速度能否跟上预期。
文章指出，中国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如今强调“新质生产力”，政策一直致力于将创新嵌入实体经济。金融利润被限定用于支持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型技术。AI不仅被部署在数字平台上，也被用于工厂、物流和机器人领域。
作者认为，金融能够加速增长，生产则为增长提供锚点。高度金融化的体系可以迅速扩张，但在冲击面前更加脆弱。
近期资金涌入黄金等避险资产，反映出一种熟悉的焦虑：当对生产性回报的信心减弱时，资本便会退回到保值的领域之中。以生产为导向的体系或许增长较慢，但往往更具韧性。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多次经历由资本流动剧烈波动而非生产能力薄弱引发的危机。对它们来说，夯实制造业、技术和技能基础并非意识形态选择，而是经济安全问题。
作者强调，这一教训并非反市场或反金融。最成功的经济体能够实现金融与生产的对齐。美国曾经也是如此，通过政策建设工业能力、基础设施和科研机构。
胡心皓表示，在贸易壁垒上升、战略竞争加剧的世界中，金融与生产之间的协调正变得愈发重要。过度依赖金融索取权的国家，在环境变化时可能失去韧性；而持续投资于实体和数字生产能力的国家，则更有能力适应变化，并塑造随之而来的规则。
“历史并不会注定国家的命运，但它会给予警示。停止制造的经济体最终会失去筹码；记住财富如何被创造的国家，才能长久存在。”文章最后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