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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3日，加拿大統計局發布《Portrai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anada: Diversity and Socioeconomic Outcomes》（《加拿大華人人口概況：多樣性與社會經濟成果》）。多層次的數據分析之後，不僅讓我們對近年加拿大華社有更清晰的認識，而且對加拿大社會如何運作、如何分配機會、如何減少距離感有所啟發。
我們常說“華人”，仿佛是一個統一的名詞。但統計局開篇就提醒我們，它用的是覆數——Chinese populations。在2021年，加拿大有 1,715,775 人自我認同為華人，占全國人口 4.7%，是繼南亞裔（7.1%）之後的第二大少數族裔。華人已經從歷史上的邊緣移民群體，轉變為現代加拿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華人規模並不小，卻又並非單一：47.8% 出生於中國、28.4% 出生於加拿大、12.8% 出生於香港、4.1% 出生於台灣、4.1% 出生於東南亞，另有 2.8% 來自其他地區。
這組比例像一張拼圖般清晰地表明，同一個“華人”標簽下，包含不同歷史記憶、不同政治社會化經驗、不同語言生態、不同家庭結構等等。它解釋了為什麽華人社區常常“聲音很多”，卻不容易“形成一個聲音”。換言之，華社發展的討論不應該再從追求“團結”開始，而是要首先接納它形色各異的自然狀態。
如此龐大、覆雜的群體，分布卻相對非常集中——華裔加拿大人幾乎是“住在城市里的族群”：97.7% 居住在都會區，且高度集中於兩大都市圈——多倫多 39.6%、溫哥華 29.9%。統計局甚至給出了近乎震撼的市級比例：大溫地區的列治文華人占 54.3%，大多地區的萬錦占 47.9%。
高密度聚集讓生活變得“更容易”：語言學習可以不那麽緊迫，信息可以在熟人網絡中流動，孩子的成長也能在相似文化的陪伴中完成。但另一個現實值得被重視：真正決定職業上升、公共資源分配和政治議程設置的，往往在更大的“主流結構”里，而不是在族裔社區內部。這也為華社敲響了“警鐘”——社區聚集在舒適圈內，未來發展未必舒適。
報告數據中另一個需要社區注意的數據是教育與職業的落差。華人是加拿大教育水平最高的群體之一：在25–54歲人群中，61.8% 擁有學士及以上學歷，而全國總體為 36.6%；同時，華人中 40.9% 擁有加拿大本地學位。這些數字很像移民家庭一代代的“信念”：讀書是最可靠的階梯。但報告緊接著告訴我們：學歷高不等於工作好——華人的就業率仍低於白人、失業率更高，而且擁有學士及以上學歷的華人更難獲得與其教育相匹配的工作。
這就是一種“現代移民的悖論”：完成了制度所要求的努力，拿到了制度認可的學歷，卻在制度的下一道門前被慢慢消耗——資質認證的程序、經驗不被承認的慣性、語言與口音帶來的隱形評估，以及難以量化卻真實存在的偏見等等，都是導致豐滿的理想與骨感的現實之間產生落差的原因。
而當職業上升的路徑變得不夠順暢，人們往往會轉向另一條更確定、更可見的道路——資產，尤其是住房。華人的住房擁有率在報告中非常突出：84.5% 的華人居住在自有住房家庭（白人為 75.7%），31.8% 居住在無按揭住房家庭（白人為 27.2%）。
同時，報告顯示華人社區的收入數據呈兩極化。這意味著“華人很富”與“華人很辛苦”都是真的——只是發生在不同子群體、不同移民路徑、不同地區與不同代際身上。當一個群體內部出現“兩端更集中”的分化時，社會敘事往往會變得粗糙：有人只看到豪宅和名校，有人只看到被壓價的勞動力和不被承認的履歷，華社的真實面貌往往就在這兩種敘事之間被遮蔽。
而華裔加拿大人在英法文寫作、媒體、藝術創作等方面的人才仍然相對匱乏，因此，被遮蔽的華社真實面貌便長期被遮蔽、模糊——在其他族裔眼中，華社顯得神秘而隱形。
如果說教育與住房是“外在可見的成功”，那麽歸屬感與歧視經歷則是“內在不可見的成本”。統計局在社會身份調查中給出一個很難忽視的數字：僅 20.3% 的華人對本地社區有“非常強烈的歸屬感”（白人為 25.4%）。更令人玩味的是，華人內部，移民與本地出生的差異並不明顯——海外出生者 20.0%、加拿大出生者 21.4%。也就是說，歸屬感的不足並不只是“新移民還沒適應”，它可能是一種更深的結構性體驗：在這里出生、在這里受教育、在這里納稅，但仍覺得自己像“借住者”。
影響歸屬感的原因很覆雜。宗教信仰的差異為其中之一。與加拿大白人社會仍然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不同，華人社區呈現出顯著的世俗化特征。統計局數據顯示，71.7%的華人沒有宗教信仰，而加拿大總體人口中這一比例僅為34.6%；相反，53.3%的加拿大人口信仰基督教，而華人僅為20.2%。
華人是加拿大所有族群中最世俗化的群體之一。這種差異不僅反映文化傳統的不同，也影響了社會融入的路徑——華人更依賴教育與職業體系，而非宗教網絡進入主流社會。
遭遇歧視則直接影響歸屬感。報告顯示，疫情期間經歷歧視的比例為 40.9%，顯著高於其他群體（例如黑人 29.3%、南亞裔 24.0%）。
歸屬直接連著生活滿意度。報告顯示，華人總體的高生活滿意度（8–10分/10）為 49.9%；但在“非常強烈歸屬感”的華人中，高生活滿意度上升到 68.7%，而歸屬感弱者則只有 32.8%。這是一條“社會融入的雙向因果鏈”：歸屬感不是裝飾，它決定了如何感受生活，決定了願不願意進入公共生活。
當一個群體在公共空間中頻繁經歷被指認、被懷疑、被嘲諷，參與的成本就會上升。長久之後，退出公共空間變成了一種“自我保護”的常態，而公共參與又恰恰需要走進公共空間。於是形成惡性循環：越不參與，越沒有能見度；越沒有能見度，越容易被誤解與投射；越被投射，越不想參與。
投票率是華裔社區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不高的最直觀的體現。例如 2025年聯邦選舉中，華裔聚居的Richmond Centre—Marpole 投票率 59%，Burnaby Central 61%，Markham—Unionville 64%。而在南亞裔集中的選區，投票率為Surrey Newton 64%，Brampton East 65%。
華裔對公共事務參與度不高的另一個直觀體現是華裔官員數量與人口比例嚴重不匹配。華人占加拿大人口的4.7%，但在聯邦議會中的比例僅約2%；相比之下，南亞裔人口占7.1%，而議會比例約為8–10%。
華人並不是“剛來”加拿大。統計局報告的簡介部分說：華人抵達加拿大最早的記錄是在 1788年；1858年淘金潮帶來第一波較大規模移民；19世紀後期，華人參與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建設。
讀完報告，再看這段簡介，更感覺華裔加拿大人的移民定居史是“在場，卻常被忘記”。歸屬感的缺失並不是時間可以自然解決的——有時，它是制度敘事與社會想象持續把某些人放在“外來者位置”的結果。而華人社區本身，在被“錯置”的漫長的歲月中，也並非毫無責任。
因此，這份報告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告訴我們“華人成功了”或“華人受苦了”。它更像在說：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並不會自動把“機會”變成“結果”，也不會自動把“平等原則”變成“平等體驗”。
這份報告對華裔加拿大人未來發展的啟示是什麽？
第一，下一階段的關鍵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效地轉化”——讓教育資本能夠進入職業結構的上層，減少海外學歷與經驗在制度中的折損。
第二，下一階段的關鍵不是“更有錢”，而是“更有公共能見度”——通過長期的議題型組織與候選人培養，把人口與資源轉化為政治代表性。
第三，下一階段的關鍵不是“融入與否”的道德拷問，而是“歸屬感如何被共同建構”——主流社會需要真正把華人視為共同體成員，而華人群體也需要走出“只在經濟上立足”的舒適區，進入公共決策與公共敘事的現場。
統計局的數據讓我們看見“成功指標背後的成本”，看見“沈默背後的原因”，看見“未來需要怎樣的公共行動”。當我們願意直視這些數字時，我們其實也在直視加拿大本身：一個移民國家的覆雜、矛盾與可能性。(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