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轟然倒塌。這不僅開啟了兩德統一的進程，也像徵著冷戰的結束。但德國統一幾十年來，原東德地區並沒有像德國前總理科爾所許諾的那樣成為“繁榮之地”，反而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工資、社會保障等方面，都遠落後於西部。與柏林牆倒塌時的歡欣鼓舞相比，今天原東德地區的人民在回顧這一歷史事件時，感受更為複雜。為更深入地了解柏林牆倒塌前後東德人民的生活，探究這一歷史事件所產生的影響，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期刊》對具有傳奇色彩的原東德記者維克多·格羅斯曼（Victor Grossman）進行了專訪。
維克多·格羅斯曼，原東德記者、作家，出生於美國紐約，曾就讀於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格羅斯曼加入美國共產黨，積極參加美國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從哈佛大學畢業後，格羅斯曼放棄了在美國主流社會發展的前途，選擇到布法羅一家工廠一名普通工人。朝鮮戰爭爆發後，格羅斯曼被徵召入伍後被派往歐洲。為逃避麥卡錫主義的迫害，格羅斯曼在歐洲期間逃離美國軍隊來到了奧地利蘇占區，隨後定居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柏林牆倒塌後，格羅斯曼繼續生活在德國。格羅斯曼著述頗豐，其代表作是回憶其個人經歷的兩本著作，即《過河：對美國左翼、冷戰和東德生活的回憶》（2003年）和《一位社會主義叛逃者：從哈佛大學到卡爾·馬克思大道》（2019年）。
【採訪、翻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趙丁琪 】
一、跨越多瑙河：從資本主義世界到社會主義陣營
○（趙丁琪，下同）格羅斯曼先生，您好！從小在美國長大的您，為何會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後，您在美國從事了哪些進步運動？
●（維克多·格羅斯曼，下同）1928年，我出生於紐約——一個左翼時代的左翼城市，並成長在痛苦、飢餓的大蕭條年代。當時，共產主義工會和左翼組織對資產階級進行猛烈反擊，形成了強大的勞工運動，爭取到了失業保險、養老金、有限的工作周和加入工會的權利，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共產黨人也領導了反對種族主義壓迫和為黑人-白人團結而努力的早期鬥爭。所有這些運動以及我的左翼父母——都讓我成長為一個所謂的“紅尿布嬰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就讀於高中的我加入了青年共產黨聯盟，17歲時我在哈佛大學加入了共產黨。 1945年戰爭結束時，由於年齡還差幾個月，所以我沒有參軍。我們的小團體（高峰期有30個成員）雖然帶有一些秘密性，但非常活躍。我們抗議一家學生酒吧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並反對波士頓一家百貨公司“只僱傭白人”的行為。我們反對美國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法西斯政府的做法，並反對杜魯門政府在冷戰初期企圖利用核武器壟斷來控制世界以及破壞工會運動戰鬥性的行徑。
在194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我們加入了一個以和平為主要目標的新進步黨的運動，支持前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然而，事實證明，美國的右翼勢力過於強大，已經完全控制了美國內外政策。但我們的小團體，包括哈佛一些最優秀的學生，一直堅持活動，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戰略，並與左翼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伍迪·格思裡（Woody Guthrie）等人組織音樂會。我們也時刻關注著中國的解放戰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每一次勝利感到高興。
1949年，我們當中大約有十個人拿到文憑。在波士頓的共產黨書記問我們，儘管有著名的哈佛大學的文憑，還是否願意去工廠當工人，進而從腐敗的右翼分子手中拯救勞工運動。我和另外兩個同志同意了，我在布法羅的一家冶金工廠成為一名低薪工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布法羅生活的日子裡，雖然由於政治環境的嚴酷我能夠做的事情很少，但我了解了很多白人同事的思想和生活，以及黑人聚居區的殘酷和危險：到處都是失業的人口、破敗的住房、氾濫的毒品以及警察的暴力。我後來也了解到，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密切監視我在布法羅（甚至在哈佛大學期間）的一言一行。
維克多·格羅斯曼 圖自哈佛大學網站
○在20世紀50年代初，您為什麼冒著風險逃離美國軍隊去東德生活？
●1950年6月，朝鮮戰爭開始了，反共的歇斯底里和仇恨情緒急劇高漲。經過五年的休假後，年輕的美國人將再次被選中，穿上軍裝被送往海外。我將不再學習如何推一車銅卷或從起重機上卸下鋼板，而是學習如何敬禮、行進，如何裝彈、瞄準和射擊。 1951年1月，我辭掉了工作，奉命回到紐約報到。我面臨著兩個主要問題：我怎麼能向朝鮮或中國士兵開槍呢？我怎樣才能避免這樣做呢？
但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簽署一份要求所有士兵簽署的聲明，即“我不是而且也從來不曾是任何共產主義組織或與共產主義相關的組織的成員”？我曾經參加過十幾個共產主義組織，包括西班牙難民救濟基金（Spanish Refugee Relief Fund）、南方黑人青年大會（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薩姆·亞當斯馬克思主義學校（Sam Adams School on Marxism）、美國共產黨及其青年組織。
根據1950年的《麥卡錫法案》，我應該向警察坦白我參加過的這些組織。如果不遵守規定，那麼就會被判處最高五年的監禁，外加一萬美元的罰款!當然，我和其他同志沒有人遵守這種荒唐的規定。 1965年，這一法案被裁定違憲，但當時是1951年!我簽署了聲明，隱瞞了可怕的真相，希望在我服役的兩年期間沒有人會核查。
訓練完成後，我們被分成兩組，其中一組被派往朝鮮作戰。非常幸運的是，我被派往西德巴伐利亞的美國駐軍中。作為一名報務員，我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培訓來學習摩爾斯電碼。這使我可以在周末去許多有趣的城市旅行：慕尼黑、漢堡、紐倫堡。我去意大利休假了十天，在那裡沒有穿制服，我參加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遊行和慶祝活動。他們在那些日子裡仍然團結起來，在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中游行和歌唱。
但不久之後，在我的服役時間只剩五個月的時候，我的世界完全逆轉了。我收到了一封來自位於華盛頓的美國陸軍法律辦公室的掛號信，上面提到了我參加過的但沒有報告的七個組織。六天后，我被命令向紐倫堡的一名美國軍事法官報到。我知道隱瞞這些事情的懲罰——可能要在軍事監獄裡待上五年：在那些歇斯底里的日子裡，我甚至可能要面臨生命危險。我當然不想放棄——也許是永遠放棄——我的祖國，以及為使它變得更好更和平而進行的鬥爭，但我絕對不想進入鋼鐵般的軍事監獄。
因此，我決定離開美國，或者，在我看來，我選擇了自由!我在這個地方作出這個選擇是不尋常的。 1952年，美國和蘇聯在奧地利佔領區的分界線在林茨市，多瑙河貫穿城市。我在那裡把鞋子、夾克和新相機扔進湍急的水中後，從一個世界游到了另一個世界。
在花了幾個小時尋找紅軍掩體、坦克或其他“鐵幕”的防禦工事後，我被奧地利警察接走，按照我的要求被帶到當地的蘇軍指揮所。第二天，我在奧地利蘇軍總部的一間牢房裡住了兩個星期——有足夠的時間讓我思考我的命運會怎樣。但後來我得到了一套全新的衣服，向北穿過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在那裡我得到了一個新名字——維克多·格羅斯曼。
1952年的選舉日，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當選美國總統的那天，我在薩克森的一個中等城鎮開始了我全新的生活。
二、柏林牆倒塌前後東德人民生活的變化
○您能談談您在東德的生活嗎？您感覺在東德的生活與美國有什麼不同？
●當我到達東德時，造成了毀滅性後果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七年。被戰爭嚴重破壞的東德，除了劣質褐煤外，幾乎缺乏所有的自然資源。但我沒有看到西方媒體所描述的飢餓和衣衫襤褸的人；商店和餐館提供了足夠的食物和基本商品。當然，東德的生活和西方仍有些差距。公共汽車服務還沒有開通；晚上經常會突然停電，需常備火柴和蠟燭。在戰前建造的大多數公寓裡沒有中央供暖，也沒有沖水馬桶。但我並未抱怨，總的來說，儘管存在這些問題，但日常生活總體是比較正常的。
我在一家大工廠工作了五個月。在一個小工組中，我負責搬運橡木和山毛櫸鋸成的長木板，這些長木板被用來製造火車車廂。這項相當費力的工作讓我有機會把它與我在布法羅的工作進行比較。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食堂每天都有一頓豐盛的午餐。食堂由工會經營，價格很低。由於德國人吃飯以午餐為主，早餐和晚餐都吃得很少，所以我幾乎不用去購物和烹飪。而在布法羅，除了一台油煙機，公司什麼也沒有提供。
另一個區別是，在布法羅我每年有一周的假期；三年後將會增加到兩週，但前提是我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在民主德國，每個人至少享有三週的年假，即使換工作也不影響。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在工作時間去看工廠的醫生，甚至還可以在工廠的合作社購物。如果鎮上的商店裡來了比較緊缺的進口商品，比如檸檬或葡萄乾，或者新鮮的櫻桃、草莓、西紅柿等，至少有一個工組的成員會在上班時間為其他所有人去採購。有時候整個工組的人都會加入這個行列。
總的來說，這裡的氣氛更為輕鬆，工人和工頭之間沒有衝突，沒有人擔心被解僱，工作空缺無處不在（而且法律禁止解僱工人）。此外，當時東德的工資是用現金支付，不像美國那樣使用支票支付（這通常意味著兌現時的經濟損失）。
後來，我換了一份工作，成為一名學習如何操作車床的學徒。之後我又上了大學，在萊比錫的卡爾·馬克思大學新聞學院學習了四年。萊比錫是一個有著50萬居民的城市，作為一個紐約人，這裡讓我感到非常友好。這所學校在很多方面都與哈佛大學不同：新生被分為約25人組成的班級，不僅在前兩年聽相同的課程和研討會，還一起觀看電影和戲劇，一起參加體育活動（如排球和乒乓球）以及“政治生活”（許多會議和遊行）。偶爾也會參加一些半志願性的工作，比如幫助新的合作農場，給它們的甜菜除草或者幫忙收穫土豆；清理最後剩餘的戰時廢墟；建造一個新的大足球場，或者幫助固定巨大露天煤礦的軌道。儘管身體酸痛，但我很享受與這些農場工人、建築工人、礦工相處的過程。
當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美國之間有一個主要的區別：當時哈佛大學的學費外加吃飯、住宿、醫療等費用仍然比較低，每年不到1000美元（今天已近6萬美元）。儘管有500美元的獎學金（我的成績至少需達到B級），但這對我來說仍然很困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有的大學都不收取任何費用，以極低的價格提供食物和住宿，每月提供足夠的資助來支付所有的生活費用。
我四年的學習和我非常幸福的婚姻，讓我完全融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日常生活。這是一個充滿了變化的社會，很多東西都令人印象深刻。我因為肝炎在醫院住了九週。醫院的所有檢查和治療，以及隨後兩次四周的康復治療，都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在治療期間我還收到了90%的工資。我的妻子為治療風濕病用了三種療法，同樣全都是免費的，並且照常領薪水。牙科護理、新牙、眼鏡、助聽器、處方藥，所有這些都不用打開我的錢包就能獲得。
我的兩個兒子出生時的分娩費用也是如此。我的妻子得到了六個月的全薪產假（如果她想要的話，還可以再加六個月，這六個月雖然無薪，但工作有保障），外加一筆可觀的經濟補貼。這筆補貼分五期支付，旨在改善產婦的健康狀況。孩子自出生之日起，一切都是免費的，從托兒所、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甚至研究生階段的學習，都是免費的。
如果女性沒有生育孩子的計劃，或許她已經有了想要的一切——在1972年之後，墮胎或者避孕援助都是免費的。職業女性和單身父親每個月都有一天帶薪假期（也就是所謂的家庭日）。這些在我的祖國（美國）都僅僅是一種夢想！
1986年2月，維克多·格羅斯曼（左）在東德，圖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柏林牆倒塌後，原東德人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過程是如何進行的？
●1989年11月4日，在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一場盛大的遊行結束，大約20名演講者呼籲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進行改革，但不是推翻它。然而，執政的德國統一社會黨顯然已經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五天后，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終結的開始。 12月8日-9日，統一社會黨罷免了老的領導人，選舉了新的領導人。新領導人否定了其執政黨地位，譴責過去的“斯大林主義方法”，並將黨的名稱改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
但在接下來的三個月時間裡，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1990年3月18日，右翼政黨東德基督教民主聯盟在選舉中的勝利，決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終命運。該黨與時任西德總理、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黨主席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有密切的聯繫——科爾在群眾集會中承諾兩德的統一將很快帶來“繁榮景象”，“沒有人會過得更差，很多人都會更加富裕”。排名第二的社會民主黨，也基本持類似的觀點和立場，而唯一一個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黨，只獲得了16%的選票，被迫陷入了一場失敗的保衛戰。
科爾的承諾激起了很多東德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結束東部人的自卑情結，開始能享受跑車、時尚衣服、愉快旅行以及其他美好事物的新生活。兩德統一後，東德很多商店重新開張，但發生了巨大變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產品被西方產品所取代。在接下來的幾周里，街道上到處扔著二手的東德家具，取而代之的是西德風格的臥室、客廳和浴室家具。許多特拉貝特小轎車（東德汽車品牌）被遺棄了，而歐寶、菲亞特和大眾汽車開始堵塞城市街道。
書店裡到處都是旅遊指南、操作指南以及華麗的平裝書，封面上印著穿著暴露的美女，還有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以及托洛茨基等人所著的之前被禁止的政治作品。數以百萬計的民主德國的書——不僅僅是馬克思或列寧的書，還有漂亮的藝術書籍、經典著作、美國暢銷書譯本，都被扔在垃圾堆裡，或以其他方式被銷毀（包括我的一本書）。
然而，不久之後，人們開始意識到，即使是看起來很美妙的西德馬克也不會長在樹上——而是必須以某種方式獲取。但是在哪裡能夠得到呢？就在1990年7月1日這一天，東德所有8500家國有企業被西德安斯塔特（信託機構）接管：不僅包括工廠、發電廠和礦山，還有大型餐館和酒店、大量的公共住房、德發電影製片廠、國家藥房零售網絡，甚至馬戲團，以及大約240萬公頃的農業用地和森林。該公司擁有400多萬名員工，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業企業。它的任務是將自己分拆，並全部私有化、推向“自由市場”（出售、拆分或關閉）。
東德的許多工廠確實是過時或低效的，由於對現代鋼鐵、機器和農業設備項目的優先需求而投資不足，但仍然有一些工廠是應用了最先進技術的新建、重建工廠。它們的經營狀況日益惡化，因為其主要外國客戶——東歐國家已經不能使用以前的盧布來進行轉移支付，而必須使用難以獲得的西方資產用以支付。如果東歐國家能以同樣的價格購買來自日本、美國或西德的著名產品，為什麼還要購買東德的產品呢？而西德的消費者以前郵購東德的產品，是因為它們物美價廉，現在則不得不支付“正常的價格”。甚至本地市場也枯竭了，因為東德的顧客急於購買以前他們渴望的名牌產品，這些產品在超市貨架上很容易買到，而原東德地區的產品，即使超市有的話，也很難找到。
如果一家工廠足夠幸運的話，它可能會被以前的西德競爭對手收購。這些企業通常是一些壟斷巨頭，並利用較低的工資、較長的工作時間和可怕的失業壓力來壓榨工人。但許多工廠的收購價格都非常低，在工廠裡的機器被賣空之後，這些工廠也就被遺棄了。當火車穿越工業區時，可以看到空蕩蕩的工廠牆壁，到處都是塗鴉和破碎的窗戶。聰明的騙子在這個過程中大發橫財，而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卻失去了工作。到199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曾經擁有的巨大的財富和經濟價值，都被神秘地變成了債務，其原因被歸咎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效率低下。
大量的行政辦公室也被關閉或大幅減少，工作崗位減少了200萬個。管理層由來自西方的第二線或第三線“專家”接管，他們因為在“落後的東部”工作所造成的犧牲而獲得特殊“獎金”。他們通常在周二、週三、週四在東部地區擔任經理，而周末多數回到在西部漢堡或埃森的家中。
我曾經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教授高級英語課程。當它在1991年關閉時，一些最著名的教授在其他國家或教會醫院找到了職位。但我的大多數學生，無論有沒有博士學位，都失去了工作，而且往往還失去了作為科學家的職業。在大學裡，包括歷史、法律、語言、社會學、哲學等學科在內的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教師都被淘汰。自然科學教授由曾經的西部競爭對手組成的委員會來評判，如果他們曾經與“史塔西”（Stasi）有任何联系（但大部分東德科學家如果想去西方旅行或者購買西方設備的話，都要通過“史塔西”），就會被淘汰。
幾乎所有的廣播和電台記者都被解雇了，所有的節目都被取消了——除了給孩子講睡前故事的“睡魔”節目。還有無數的報刊記者失業了，他們只能去不同的西方出版公司工作，這些公司都持尖銳的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觀點。我的一個朋友，一個很好的記者，雖然仍然在他之前的畫報工作，但他只能做一個西部來的年輕人的下屬，這個人不了解東德的事務、習慣或願望，卻能領到更高的薪水，直到這個受歡迎的雜誌像它大多數東德同行一樣消失。
東德許多城鎮都以一兩個工廠為中心，為工人或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提供幾代人的工作機會。當這些工廠關閉時，這些城鎮也蕭條了。年輕的夫婦離開了，也有許多年輕女性在西德或國外尋找工作。因為母親離開而無人照顧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也看不到什麼希望———直到來自西部的法西斯分子開始組織他們。留下來的主要是老人。在這些城市裡，失業的30多歲的男男女女試圖通過賣保險等來維持生計，五六十歲的人們在街上和公園裡閒逛。在表達了最初的歡迎之情后，許多原西德人傾向於看不起他們貧窮的東部“兄弟姐妹”。原來在東德地區生活的人們，被賦予了一個歧視性的稱呼——“東部佬”（Ossies）。
○現在一些東歐人很懷念原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生活。這種現像也存在於德國，它被稱為“東德懷舊”情結（Ostalgie）。您如何理解這種情結？
●“Ost”在德語中的意思是東方。 “Ostalgie”這個詞是由媒體發明的，用來描述東德人對他們已經消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懷舊回憶和情緒。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不定期開放的“東部市場”中，這些市場提供的食品和其他商品曾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每個雜貨店都能買到，但後來被西德的商品替代了。過了一段時間後，人們又開始懷念這些商品。雖然這些產品不再由國營企業生產，而是以利潤為主要驅動力，但它們保持了與以前一樣好的配方、名稱和包裝。 “東部市場”通常只開放幾天，但總是擁擠不堪。
關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人們的觀點仍是各種各樣的，就如同當年一樣。一些人熱愛東德，因為它的成就和對未來的夢想，另一些人憎恨它並且支持資本主義，而大多數人常常受個人成功或失敗等因素的影響而搖擺不定，經常改變自己的觀點。但時代在不斷發展，儘管有一小部分東德人（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估計為10%）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回歸，但這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
自從統一以來，對東德的這些社會弊病的宣傳被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通過所有的電視頻道、媒體，所有的講堂和教室。即使是對這些官方詆毀的輕微背離，往往也需要真正的個人勇氣。這種所有媒體幾乎每天都在重複的宣傳，顯然很快被那些找到了好工作、擁有了好車、擁有幸福家庭以及愉快旅行的人所接受。他們的孩子能上得起大學，找到工作。大約1/3的原東德人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們對1990年的轉變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消失幾乎沒有任何遺憾。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個非常不同的群體，包括那些丟掉了原有的工作，然後在市場經濟中沒能找到合適工作的人，這個群體大約也佔1/3。他們當中有些是老年人，只能領取微薄的養老金或尚未到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有些從事著社會不太需要的工作或貿易；有些是單身母親，試圖通過從事兼職或臨時工作以及領取各種各樣複雜的政府補助來養活孩子。在2021年，約15.8%的德國人（約1300萬人）生活在官方公佈的貧困線以下。其中，超過250萬是兒童，佔德國兒童總數量的1/5（東部的貧困率要遠高於西部）。大約有200萬人買不起食物，依賴於政府的食品配給。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日子裡，我認識的一個超市售貨員總是很快樂，給我們各種購買美味奶酪的建議。但是統一之後，她所在的超市成為一個巨大西方連鎖超市的一部分。她告訴我們，她現在不再快樂。當她要求改變假期計劃，以便可以和小兒子一起去度假時，卻被粗暴地告知“你應該按照我們通知的時間去休假！”兩個月後，她流著眼淚告訴我們她被解雇了!她還說：“這是我們投票支持的製度嗎？”一個月後，我看到她自己在一個刮著寒風的火車站裡，在一個便攜式小桌子上售賣奶酪。
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原東德人的生活已經逐漸正常化。柏林牆倒塌時50歲以上的人正在死去，當時超過35歲的人現在也達到了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大量的年輕人搬到西德尋找工作，他們或者適應了一份新的職業，或者以某種方式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礎，儘管可能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但至少有工作。這群人雖然沒有看到承諾的“繁榮景象”，但至少確實享受到各種旅行機會和消費品，以及其他能負擔得起的東西。如果你能適應新的社會，“東德懷舊”情緒就沒那麼強烈了。
但即使在這一群體中，對自己被降為“二等公民”的怨恨和痛苦依然存在。在工廠里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時代，如果你很聰明，你就不會說任何關於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或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的壞話。但這些壞話可以對你的工頭或經理說，因為沒有人有權力解僱你。但今天的情況則正好相反。你可以隨意批評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但是對你的工頭說話要小心！”
事實上，許多人覺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廠和商店裡的氣氛更為輕鬆。工人在國家和社會中有更大的發言權，在家庭中父母和祖父母能夠更好地照顧孩子，婦女地位更加平等，人們能享受廉價的房屋租金和公共交通，不用支付醫療、牙科保健、處方藥等費用。但正是在2007年-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期，許多人失去了工作。人們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活的一個方面的回憶更加強烈——無疑是它最重要的方面，這就是它提供給人們的一種安全感：沒有人擔心失去工作或形成巨額債務，以及被趕出家門。
如今，人們越來越擔心這種危機狀況會再次出現。目前的工作機會並不少，但普通食品、烘焙食品、肉類、水果、蔬菜、黃油和奶酪的價格在飆升。最糟糕的是，租金正在不斷攀升，承諾的低價公寓仍然未兌現。許多經濟學家預測未來形勢會更加艱難；對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抵制以及從美國能源公司購買昂貴的替代品，並不能讓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許多人擔心日益上漲的房價和變得更冷的房子。這會激發人們對東德在1990年以前的發展成就的更多思考嗎？是的，確實存在著“東德懷舊情結”，“東部市場”也一直非常熱鬧。但是目前還不清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當前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三、德國左右翼政黨的發展狀況及未來趨勢
○目前德國存在著哪些左翼政黨？它們的發展狀況如何？
●199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崩潰之後，德國統一社會黨決定繼續維繫自身的存在，該黨驅逐了大部分老領導人，並將自己命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PDS）。但到1992年，該黨原有的225萬名黨員中只剩下約10萬名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統一的最初幾年，左翼人士處境艱難，對消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同情，經常會遭到與“史塔西”有關聯的指責。 2002年—2005年，民主社會主義黨在德國聯邦議會中的兩名女性代表一直受到排斥，幾乎沒有任何權利。
但無論是對塞爾維亞發動的戰爭，還是對失業德國人的歧視，都證明了由社民黨和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的反動性。在2005年的選舉中，民主社會主義黨贏得了8.7%的選票和53個席位。
緊接著，民主社會主義黨又迎來了一場胜利！德國社民黨的部分成員，尤其是工會會員，對該黨的右翼轉向非常不滿。他們脫離了社民黨形成了一個新的組織，這個組織在2007年與民主社會主義黨組成了一個新的政黨，即“左翼黨”（Die Linke）。兩年後，左翼黨在選舉中以11.9%的選票和聯邦議會中的76個議席（其中有42名女性）獲得了驚人的勝利，這一成績震驚了其他所有政黨（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德國社民黨受到的衝擊尤其大，在經歷了民調低迷和選舉中的一系列糟糕表現之後，社民黨開始越來越頻繁地重拾幾乎被遺忘的左翼論調。
儘管左翼黨在之後的選舉中沒有再達到之前的成績，但仍然在2013年和2017年的選舉中獲得了8.6%和9.2%的選票，從而使該黨成為聯邦德國議會中最強大的反對黨。在許多州的選舉中，左翼黨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尤其是在德國東部，左翼黨在幾個州與其他政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在圖林根州，左翼黨甚至成為第一大黨。儘管有來自右翼的瘋狂污衊和指責，左翼黨的一位非常溫和的政治家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仍成為左翼黨的第一位州長。 2014年以來，傑出的個性和演講能力使他能夠在圖林根州連續執政。
在德國東部的其他地方，也正是左翼黨之前所取得的成功，導致它不能達到一個更高的高度，反而逐步下滑。許多選民的生活仍然很痛苦，生活水平不穩定，工作充滿著不確定性並且收入微薄，“二等公民”的地位也讓他們感到不安。這些痛苦最終導致了他們對“所有社會上層”，即“建制派”的抵制。這削弱了左翼黨年輕而雄心勃勃的政治領袖與東德工人階級或失業人口之間的聯繫。
左翼黨最開始的群眾基礎是那些在德國統一社會黨轉型為民主社會主義黨之後仍然保持忠誠的黨員。由於這些黨員的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背景，他們從來沒有進行罷工或街頭鬥爭的傳統，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野心勃勃的新領導層——儘管後者缺乏腳踏實地的鬥爭經驗。但是，這些“忠誠”的黨員正在逐漸逝去，並且沒有新生力量接替他們。除了在圖林根以及兩個德國西部城市漢堡和不來梅之外，左翼黨的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
黨員人數和受歡迎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左翼黨內部的激烈分歧。由於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左翼黨劃分為兩個相對立的派別，即改革派和激進派。改革派一直希望能進入執政聯盟，主要是與社民黨和綠黨聯合執政。在原東德的四個州以及西部的不來梅市和首都柏林，這一目標都實現了。在圖林根州，左翼黨甚至領導了執政聯盟，並為其黨員博多·拉梅洛贏得了州長的職位。在州一級，與其他“中左”政黨的妥協是可能的——儘管這通常以左翼黨進一步淡化自身立場為代價。
但改革派著眼於國家層面，希望能參加國家層面的執政聯盟，這涉及至關重要的外交政策。一些“寬容”的社民黨和綠黨領導人表示，他們勉強願意忽略之前的“紅色迫害”，接受左翼黨作為合作夥伴（並提供所需的聯邦議院席位）。但他們始終堅持一個基本要求：左翼黨必須放棄反對北約擴張，同意加快重新武裝以保證德國能參與境外的武裝衝突。改革派的一些成員（如圖林根州州長博多·拉梅洛），非常希望左翼黨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民主”政黨並獲得內閣席位。因此，他們呼籲要和其他主流政黨“互諒互讓”，並想要淡化這一問題。但激進派對此強烈反對。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妥協將否定該黨作為唯一“和平黨”的基本立場，喪失該黨的基本原則!
在另一個關鍵問題上，始終希望參與執政的改革派拒絕對民主德國進行任何正面評價——因為這一問題和北約問題一樣，將會阻礙該黨與社民黨和綠黨達成協議。拉梅洛和他在圖林根州的左翼同事接受了對民主德國的籠統指責，稱其為一個“不公正”的社會。而激進派則在承認民主德國存在一些缺陷和問題的同時，也回顧了它所取得的成就，如驅逐戰爭罪犯、建立大批不以利潤為驅動力的國有企業等。在激進派看來，學習東德好的一面、拋棄其不好的一面，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成為左翼黨自覺的政治基礎。
在2021年的議會選舉期間，加入執政聯盟的幻想導致左翼黨幾乎放棄了對社民黨和綠黨的批評。許多人批評說，正是這種妥協導致左翼黨只獲得了4.9%的選票這一災難性結果，從而無法達到進入聯邦議會的5%的門檻要求。但左翼黨最終幸運地被一個例外條款拯救了：如果有三名或三名以上代表在自己的選區中獲得第一名，那麼他們黨團的全部比例代表權就會被保留下來。而左翼黨正好有三位候選人達到了這一條件（兩位在柏林，一位在萊比錫），從而使其黨團在聯邦議會中保留了39個席位（儘管遠低於之前的69個）。
在德國還存在其他的左翼政黨。一些人崇敬托洛茨基，也有人信仰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甚至霍查。他們的人數很少，只能影響不到1%的選民。然而，有一個小黨值得關注，即老德國共產黨。它於1956年被西德政府禁止，後來在1968年恢復活動。該黨現在仍然致力於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試圖傳承舊的共產主義傳統。德共有著悠久的英雄主義傳統，它成立於1919年，由偉大的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在他們被謀殺前成立。
當然，德共內部也存在很多分歧，比如關於是否在選舉中支持左翼黨——儘管該黨有明顯缺點（對於德共中的一些人來說，這些缺點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目標的出賣或背叛）。該黨在獨立參選時，其候選人在2021年獲得了約1.5萬張選票，而左翼黨雖然沒有達到5%的水平，但仍然獲得了227萬張選票。
○近年來，一些極右翼政黨在德國發展非常迅速。這些政黨是如何崛起的？它們將對德國和世界產生什麼影響？
●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來自極右翼的威脅。但是德國——由於其經濟實力、在歐洲的中心地位和軍事潛力以及它的法西斯主義歷史——這一方面一直受到特別關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英國和蘇聯簽署了《波茨坦協定》，決定在戰後清除法西斯主義及其土壤。蘇聯在其占領區立即採取有力行動，而在美、英、法佔領的三個西部地區，一些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也被處以絞刑、監禁或流亡。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後，儘管新政府及其媒體不厭其煩地宣傳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對希特勒的憎惡，但在非公開層面，前納粹分子或納粹支持者在政府機構、軍隊、外交機構、法庭和警察部門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而一些犯有戰爭罪的經濟巨頭又重新獲得了他們之前的財富、地位和權力。
漢斯·格羅布克（Hans Globke）是法西斯德國最惡毒的反猶分子之一，他後來成為西德的領導人之一，地位僅次於推薦他的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總理。正是格羅布克安排了希特勒的反蘇間諜大師、前納粹德國少將萊因哈德·格倫（Reinhard Gehlen）離開華盛頓，在西德的慕尼黑建立了一個針對蘇聯和東歐（特別是東德）的間諜網絡。它的大部分工作人員是前納粹黨的暴徒和大屠殺殺人犯。
1949年，西德還成立了一個公開的親法西斯主義政黨，這個黨在一個州的選舉中獲得了驚人的11%的選票。但由於公開的親法西斯主義政黨在國際上讓西德政府感到尷尬，所以該黨在1952年被法律所禁止。一些年後，西德出現了其他類似的政黨。這些政黨在公開層面不表現出親納粹的面貌，但足以吸引希勒特的新老支持者。其中一個親納粹政黨由一個出版商領導，他的報紙擁有巨大的發行量，從而為該政黨在地方議會和州議會選舉中贏得了一些席位（該黨一名成員甚至差點進入聯邦議會）。與此同時，納粹情緒也在退伍軍人團體、射擊俱樂部和搖滾樂隊中傳播，他們的半秘密音樂會充斥著反猶、反外國人的歌曲。
1990年兩德統一後，許多西德的親納粹分子搬到東部，他們遇到了大量失去工作、希望和理想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正在尋求某種能夠表達他們憤怒的抗議組織。而東德之前一直堅持自己觀點的右翼分子和沙文主義者，也終於不再隱藏自己的觀點，加入了極右翼勢力的浪潮。他們的活動主要是攻擊左翼人士和深色膚色的外國人。而警察、檢察官、法官和市長，或者因為同情或者因為恐懼，對待他們非常溫和，或者完全無視他們。即使是那些偶爾被判刑的人，也經常被假釋。
近年來，由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入侵和剝削，阿富汗、伊拉克、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敘利亞等地陷入了戰爭、極端貧困和混亂，大量難民湧入歐洲，特別是德國。儘管許多富有同情心的德國人以及默克爾領導的德國政府歡迎這些難民的到來，但極右翼勢力卻藉此煽動對移民的瘋狂仇恨。 2013年成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für Deutschland），一開始以反對歐盟作為其主要政治綱領，但在2015年的難民潮之後也加入了反移民的浪潮。從一開始，另類選擇黨在政治上就偏右。隨著偏溫和的領導人或離開或被驅逐，那些更接近法西斯主義立場的領導人的影響力則越來越大。
圖自Andreas Arnold/DPA
幾年來，另類選擇黨不斷發展壯大，他們在整個德國以及東西柏林所獲得的選票一直保持在14%左右。在以前屬於東德的一些州，另類選擇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溫和的左翼黨成為主要的抗議黨，其民調結果長期保持在23%-28%之間。在左翼黨執政的圖林根州，另類選擇黨最近成功地在選舉中獲得了第一。其領導人比約恩·霍克（Björn Höcke）曾是一名西德教師，善於演講，幾乎是一個公開的反猶主義者。他公然聲稱柏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碑是對德國民族自豪感的冒犯。在公開的集會上，他像希特勒一樣接受支持者的歡呼，吹噓他們在警察、武裝部隊和政府機構中有很多支持者；他聲稱這些人正等待信號隨時準備加入進來掌握權力，並警告所有另類選擇黨的反對者將會受到懲罰。
這些公開言論和集會上的口號，迫使聯邦憲法保衛局裁定，另類選擇黨是“顛覆性的”和“反民主的”，這意味著將對該組織進行持續監視。但也有一些諷刺的現象，2012年-2018年，聯邦憲法保衛局的負責人是漢斯-格奧爾格·馬森（Hans-Georg Maassen），而他本人是另類選擇黨的朋友。各種公開的跡象顯示，他本人受到了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這延續了西德的傳統。
2022年12月7日，大約3000名身穿制服的警察突襲了7個州的150個家庭，逮捕了25人，其中包括一個法官、一個特種部隊退役軍官、一個聯邦國防軍前傘兵指揮官，以及一個曾在聯邦德國議會中擔任另類選擇黨議員的女法官。他們屬於一個名為“帝國公民”的極右翼組織。該組織拒絕承認自1918年德皇退位以來任何德國政府的合法性，宣稱德國仍處於美國的佔領和控制之下，並希望重建德意志帝國，甚至發行了自己的護照和貨幣。儘管看起來很瘋狂，但他們正在計劃佔領聯邦議院（就像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在華盛頓的行動一樣），然後製造混亂、接管政府。雖然該組織整體規模仍然很小，但近年來一直在快速增長和發展，目前約有2萬名成員，並與另類選擇黨和其他反動組織建立了聯繫。
今天的政治場景有時會讓人們想起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當時，“法西斯”這個詞還沒有像墨索里尼統治的意大利那樣為人所熟知，但一些小黨派符合它的特徵。 1923年11月，希特勒政變未遂，被判監禁，但他得到了一個非常舒適的牢房。在那裡他接待了許多訪客，並且寫出了臭名昭著的著作《我的奮鬥》。他的政黨雖然經常遭到批評，但作為後備力量仍然非常活躍，在必要時會被資產階級推上歷史前台。一些大資本家雖然嘲笑納粹的粗糙（而非其暴行），但是在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期間，工人的力量和憤怒快速增長，資產階級擔心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聯合的可能性（最終未能實現），決定全力支持希特勒。他們給予希特勒大規模的資金支持，讓納粹黨在選舉中取得巨大勝利並於1933年上台執政。
另類選擇黨是否有可能扮演類似的角色？它現在遭受到所有“民主”政黨的批評，被指責“不民主”或“極端”。也許另類選擇黨也像20世紀20年代的希特勒一樣，被視為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後備力量。到目前為止，另類選擇黨雖然未受到大企業資助，但它從另外一些渠道獲得了足夠的資金，能夠保持和發展力量，以推動德國東部的“抗議選票”遠離左翼黨。此外，如果德國經濟在未來幾年繼續惡化（許多人甚至擔心2008年經濟危機重演），那麼將可能再次出現一個法西斯主義政黨，這個黨將會干擾或鎮壓進步的抗議行動，阻止任何向左翼甚至社會主義方向轉向或回歸的可能性。
目前為止，這還僅僅是一種推測。但另類選擇黨和其他有暴力傾向的法西斯主義組織打著極右翼的標語、橫幅、服飾和紋身（如“希特勒萬歲”等）在德國各地遊行，卻是肉眼可見的事實。
2022年10月，約10000名另類選擇黨成員和極右翼分子在柏林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他們受到了警察的保護，以防止只有1400名反法西斯主義人士參加的反遊行的干擾。這種發展趨勢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組織也在西班牙、丹麥、奧地利、法國、瑞典等國獲得了迅速發展，在匈牙利、意大利、波蘭等國甚至取得了令人震驚的勝利。
俄烏衝突的爆發以及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的製裁，為極右翼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打開了大門。在德國，能夠阻止法西斯主義發展的唯一真正希望是左翼黨。但目前為止，其內部分歧過於嚴重，力量分散，還無法承擔這樣迫切的使命。
維克多·格羅斯曼
作家、記者，1952年從美國逃至東德
趙丁琪
趙丁琪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