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15日，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扶貧、發展、人權成為熱議主題。
作為“中國政府友誼獎”迄今最年輕的外國獲獎者，中國日報社資深記者聶子瑞（Erik Nilsson）自2006年以來走遍了中國大陸每個省份和地區，關注扶貧、救災、環境保護等多方面內容。在他2020年出版的《太陽升起——“美國小哥”見證中國扶貧奇蹟》一書中，聶子瑞還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工作經歷與親身感受到中國的巨大變遷，從報導汶川地震的災後重建，為青海玉樹的兒童送去太陽能電池板、到見證內蒙古阿拉善旗防治土地沙化，貴州山區村民如何利用新技術實現脫貧，等等。
觀察者網(下簡稱記者)專訪聶子瑞先生，聆聽這位“美國小哥”對中國扶貧脫貧、環境保護領域取得成就的觀察，以及他對如何增進中外交流與理解的看法。
記者：能否請您介紹一下與中國的緣分？是什麼吸引您在17年前來到中國？
聶子瑞：我16歲那年就下定決心，未來想成為一名記者，去一個與家鄉非常不同的國家工作。 18歲時我剛剛讀大學，“9·11”恐襲事件爆發，於是我立志成為一名在一線報導衝突與災難的記者。
大學期間我主要關注拉丁美洲、非洲與中東話題，並希望前往那些地區工作。奇妙的是，當時我從未考慮過亞洲，更不用說去中國了。但陰差陽錯之下，我來到了中國。令我無比開心的是，我不僅可以報導在中國發生的精彩故事，還親身經歷了這些故事，見證中國這些年的變遷。
2008年汶川地震時，如果不是因為日程安排調整，我本應深陷震中區域。那時候我本來打算離開中國，去那些發生武裝衝突的地區報導新聞。然而汶川地震改變了這一切，地震的災後現場是除了真實戰場外最接近戰區的地方。這種巨大的破壞力出自大自然，而非人類的手筆。說到人的因素，當我見識到災後那些令人動容的救援事蹟與重建努力後，我真正發自內心地相信中國，意識到這個國家有能力創造令人驚嘆的奇蹟。
於是我決定留在中國，報導中國，並一一記錄下那些堪稱本世紀最精彩的故事。
我感覺在中國的經歷就像剝洋蔥。這十幾年來，一層層地剝去洋蔥皮，一點點加深我對中國的理解，但是後面還有沒剝完的部分，還藏著更深刻的理解。也許人窮盡一生也不能說完全讀懂中國，但這就是過去17年來我致力於做的、未來也會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本文受訪者聶子瑞是國內首位外籍生態環境特邀觀察員
記者：如您在書中所說，通過在中國的見聞，您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旁觀者和記述者，而是成為親歷者。能否談談這個角色轉變過程中，心態上發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最為深刻的印像是您來到中國後才改變的？
聶子瑞：剛來中國時，我有意識地不帶著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認識中國，就算有，我預計這些觀念也很快會被顛覆。那時候我幾乎沒有去過美國的大城市，更不用說其它國家。我跨越大半個地球，來到一個自己幾乎一無所知的地方。當初我也想不到，自己未來會走訪中國上百個鄉村、縣鎮與城市，探索中國發展的奇蹟。
我在從事記者工作期間感到最欣慰的事情之一，是不僅有外國讀者通過看我的報導，加深了對中國的理解；尤為重要的是，一些中國讀者也表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新的認識。
當然，我的書與個人經歷，主要是我在中國日報社工作期間，從第一線報導中國扶貧脫貧與發展成就的綜合整理。於我個人而言，這是中國夢的實現，也是作為集體的整個國家與人民個體共同經歷的“圓夢”過程。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經實現了“兩個百年”目標中的第一個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也令我意識到，中國夢不僅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雖然我主要從事的不僅僅是記錄，也包括為中國的扶貧工作做出個人的貢獻。但我相信這些只是中國正在實現的眾多奇蹟之一，包括地震等災後應對措施，正如我在汶川和玉樹震區以及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交通運輸方面的基建，尤其是在貴州、西藏等地理環境複雜的地區修建高鐵，以及在全世界不斷創造奇蹟的“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數十年的全面經濟發展。
此外，環境問題也非常重要——不僅僅是環境保護工作，也包括對生態系統的修復，比如逆沙漠化、恢復太湖水質以及增加瀕危動物的數量，如大熊貓、藏羚羊、雪豹和其他不那麼出名但依舊重要的物種，比如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生長的地衣。
記者：作為一名足跡踏遍中國各省的資深記者、一名“老外”，能否分享您與普通中國民眾尤其是偏遠地區民眾交往的心得？如何與他們建立起信任？您認為他們對外國人的總體印像是什麼？
聶子瑞：從來中國的第一天起，我就認識到中國人民的友好。那時我還不會說中文，當我遭遇任何困難，通常涉及語言問題時，總會有陌生人停下來幫忙。
此後，我開始欽佩中國的許多價值觀，我自己的家人也認同這些價值觀，比如勤懇工作，面對困難時的堅忍與毅力，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等等。因此，我很高興自己的孩子也在中國上學，不僅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也在學習這些價值觀。
中國農村地區的民眾對外國人尤為好奇，說話方式也很直白。在許多小鎮與村莊，好奇的民眾會一直跟著我。比如，上一次我去甘肅農村採訪時，有幾十個手機對准我拍照。曾經在海南省的某些地區，會有許多人貼著餐館的窗戶看我吃飯。
由於對外國人很好奇，他們經常會主動與我交談並提問。這給了我更多機會與他們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生計，家庭以及社區、村鎮的情況。
聶子瑞根據在中國日報社的報導整理寫就《太陽升起》一書
記者：您曾經感嘆，很多“老外”都只在中國待一段時間就走，彷彿有個旋轉門，不停地有人進來，又有人出去。您認為加強中外民間交流與理解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對於那些願意客觀了解中國的外國友人，您有什麼建議？
聶子瑞：不幸的是，確實存在許多關於中國的誤導性媒體敘事。有時是基於地緣政治引發的偏見，但可能許多中國朋友們沒有意識到的是，西方媒體為了吸引讀者關注，往往偏向於聳人聽聞的報導（特別是在“標題黨”的新聞生態系統中）。
這導致了許多錯誤的、先入為主的觀念。我想對來中國的外國人說，首先請你忘記之前關於中國的任何看法，因為它們極有可能是錯誤的。這樣當你來到中國後，便可以更輕鬆地發現實際真相。
引發外國對中國誤解的另一點原因，可能是由於中國相比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使用不同的社交媒體與網站（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幾乎很少有人聽說過，更不用說使用微信）。
也許最重要的是，可以通過學習對方國家的語言來加深民間交流與理解。那些來到中國並學習中文的外國友人，更容易享受他們在中國的時光，對中國的現實情況有更客觀的了解，並且往往更願意繼續留在中國。
我在12年前就通過了漢語水平考試4級，但當我的小孩出生後，不得不一度暫停學習中文，因為需要大量的時間照顧他們。而當我不能陪他們的時候，我依然要出差工作。現在我的孩子長大了，我終於有時間繼續學習漢語，並準備參加漢語水平5級考試。通過這個級別的考試意味著我有資格被中國的大學錄取，我也有能力與中國民眾更好地交流，並在不同文化之間做更多的溝通。
在此基礎上，我認為中國也可以進一步努力，讓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其他語言，並加深與海外的交流。雖然英語是當下的全球通用語言，我依然希望更多中國人能夠學習其他被廣泛使用的語言，比如西班牙語、法語、俄語以及阿拉伯語。這有助於中國和中國人民更好地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交流，並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外，我很幸運能夠為中國最知名的英文媒體之一工作。我意識到我的工作往大了說，對於加深相互溝通、合作與理解有多重要；往小了說，也有助於將因缺乏溝通而產生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
記者：提到外媒對中國的報導，您在中國的西藏、青海等地生活過，從您的觀察和了解來看，當地居民目前的生活狀態如何？是否像外媒經常描述的那樣，這些地方充滿了“人權壓迫”？
聶子瑞：我在西藏、青海見識到當地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是最令人難忘的事情。尤其是在這些高原與沙漠等環境嚴苛的地區開展扶貧工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艱苦與偉大的成就。
此外，我認為所有人都理應記住，扶貧脫貧本身就是保障最基本的人權，它為提升其他各種人權提供了基礎。貧困會嚴重增加民眾面對任何形式的苦難時的脆弱，比如飢餓、工傷事故、意外懷孕與疾病等等。任何人只要處於貧困狀態，就無法擺脫這些苦難的折磨。
而中國取得全面脫貧的成就，意味著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深度與速度減少底層民眾的苦難、提高中國的人權水平，包括那些地理條件複雜的西部地區。
許多西方國家在多年前就消除了貧困，也就是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人均每日收入低於2美元的人群，就連美國大街上的流浪漢都能掙得更多。我認為，西方有許多人很大程度上早已忘記了什麼是真正極端貧窮的狀態。現在他們也不願意承認，消除貧困本身就是在保障人權。
記者：您最新的身份是中國首位外籍生態環境特邀觀察員，您也曾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青海與內蒙古的土地沙化問題對當地民生的影響。在您看來，如何令更多人關注並支持治沙工作？
聶子瑞：雖然我的書《太陽升起》主要是關於扶貧的話題，但書中大部分內容——包括整篇的章節以及發佈在中國日報社的視頻——都是關於扶貧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中國已經證明，實現這兩個目標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相互衝突，而是可以相互補充。
我提到了在內蒙古阿拉善旗地區從放羊到養殖鴯鶓的項目，以及種植梭梭樹防治土地沙化的項目；在鄉村開發生態旅遊產業；大熊貓保護區的工作，包括在汶川地震後將大熊貓放歸野外；在青海利用綠洲建立農場與森林；保存藏羚羊以及我個人在野外目睹它們的經歷；達爾罕鹽湖的可持續開發；通過產業轉型治理太湖的藻類氾濫；以及茅台鎮如何通過生態保護維持其知名白酒的水質，減輕野生動物給農牧民帶來的經濟損失，等等。
我對在青海的工作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我自2011年起在那裡創辦了一個志願扶貧項目，最初主要是為沒有電力的學校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當時我們便充分考慮到環保的因素。
受訪者聶子瑞在青海與孩子們一起
這些年我從未想過，青海會從電力不足到如今創下可再生能源發電領域的世界紀錄。 2019年6月，青海省完全依靠綠色能源運轉了360個小時，打破了該省在2017年和2018年創造的紀錄。在此期間，青海甚至有餘力向中部與東部省份輸電。而僅在2018年，青海的草地覆蓋率就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
在離家較近的北京，我驚奇地看到，與早年在這座城市生活的情況相比，政府如何改善了空氣質量。雖然我中文版的書名使用了“奇蹟”一詞來描述中國令人難以想像但卻真實的扶貧事業，但我相信這個詞也適用於中國在推進環境與生態保護領域的努力。
去年12月，我很榮幸參與拍攝了對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主席、環境與生態部部長黃潤秋的採訪。這是一個獨特的機遇，聽他講述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同時，如何在我們共同生活的星球推進生物多樣性的努力。
中國在環保領域的卓越貢獻提供了一個與國際社會交流、講述中國故事的寶貴機會，畢竟環境保護是與共同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人甚至生物都息息相關的事情。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環境破壞都會給全世界帶來負面影響——污染物分子在國際間“旅行”時可不需要簽證。
反之，任何地方為生態保護做出的貢獻，也將有助於維護地球的整體生態系統。當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時，來自中國的霧霾會飄到其他國家——直到中國緩解了空氣污染問題，增加了晴朗藍天的數量前——而最近，北京及周邊地區受到的沙塵暴影響卻來自北方鄰國。
中國意識到生態保護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在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這不僅從中國國內的政策與規劃中得到體現，也包括中國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會議等國際舞台上做出的承諾，比如宣佈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
但我相信中國設立六五環境日也體現了這一用心。雖然這是國家級的活動，但邀請像我這樣的外籍觀察員參加，體現了中國對環境保護全球重要性的認識，並表明隨著中國加速開放，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包容。因此，我對成為首位外籍生態環境特邀觀察員感到無比榮幸。
記者：您在通過社交媒體與視頻介紹中國這一實踐過程中，有哪些收穫與反思？
聶子瑞：我也認為自己很幸運，作為一個故事講述者，現在可以運用許多新工具來幫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發展的現狀，包括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成就。
我剛到北京時，社交媒體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當時全球互聯網並不像今天這樣發達，智能手機還沒有問世、普及。事實上，我關於介紹中國的視頻，包括在環保領域的成就，已經收到了數以億計的瀏覽量。而在2006年，很難知道有多少人讀過我發表在印刷報紙上的故事。
我在《太陽升起》一書中也運用到了這些新技術，將中國古代印刷術的發明與二維碼相結合。通過掃描這些正文中的二維碼，可以觀看發佈在最新社交平台上的視頻。
聶子瑞
“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中國日報社外籍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