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新聞工作者還在堅持“新聞客觀性”嗎？對此，《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布萊特·斯蒂芬認為，在美國多數媒體都是商業公司，也被政治極化帶偏了。
美國新聞業失去了公信力——這已成為業界公開的秘密。
蓋洛普公司曾就“民眾對機構的信心”進行數十年的跟踪調查。數據顯示，去年夏天表示對報紙“很有信心”或“比較有信心”的民眾僅佔16%，遠低於10年前的25%和20年前的35%；電視新聞的調查數據更加糟糕，僅有11%的民眾對其表示信任，對其缺乏信任的民眾則多達53%。
大多數人——無論是否從事新聞業——都持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假如我們能獲得確鑿無疑的事實，並在這一共同基礎上展開辯論，則美國將成為一個更理智的國度。然而，對於媒體公信力崩塌的原因以及重建媒體公信力的方式，人們依然莫衷一是。
《華盛頓郵報》的前執行編輯萊昂納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提出了這樣的設想：
在其上週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客座文章中，唐尼指出，如今的新聞業應當摒棄對所謂“新聞客觀性”的追求。他認為，年輕一代的記者認為，對客觀性的過度追求“將導致‘和稀泥’的折衷主義”，並將“否定記者的身份認知、生活經驗與文化背景，從而阻礙其追求真相的腳步”。
唐尼聲稱，自己作為編輯所堅持的原則從不是客觀性，而是“準確性、公正性、黨派中立原則、責任感以及對真相的追求”。不過，他所提出的上述原則似乎正是追求客觀性的記者們所堅持的，並與“客觀性”概念的官方定義（“不因個人的信念、偏好、感情或成見而歪曲事實”）高度相似。
這篇文章的觀點主要源於一篇題為《超越客觀性》（Beyond Objectivity）的報告。該報告基於對75位知名記者和主編的採訪，由唐尼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前新聞總裁安德魯·海沃德（Andrew Heyward）合作完成。上週，我在唐尼的建議下閱讀了報告全文，並致電唐尼與其展開探討。
《超越客觀性》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沃爾特·克朗凱特新聞學院（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出版，隨即引起廣泛關注——儘管不是以唐尼和海沃德所希望的方式。
報告中大量引用了受訪記者的言辭，其中充斥著現代進步主義的術語。由此可見，正如許多美國人所言，當今美國主流媒體已成為左翼的心靈、喉舌與臂膀。 《洛杉磯時報》執行主編凱文·梅里達（Kevin Merida）表示，他支持員工親身參與其所報導的事業，這一態度模糊了社會行動主義與新聞工作之間的界限。另一位受訪編輯表示，所謂“客觀性”無非是“異性戀白人男性的主觀”。
報告敦促新聞業向更為多元化的方向邁進，卻忽略了觀點的多元化——而這正是當今美國大多數媒體最顯著的缺陷所在。在對話中，唐尼承認，這是一個不幸而明顯的疏忽。
該報告還存在一個更深刻的缺陷——唐尼和海沃德未能正確地理解，在自由社會中，新聞業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首先，包括《紐約時報》在內，多數美國媒體都是商業公司——它們也許是“高尚的商業”，但終究還是商業。 《華盛頓郵報》誇誇其談稱“民主或將死於黑暗”，此言固然不假，不過，假如沒有足夠的廣告費和訂閱量、沒有億萬富翁的頭腦與投資，《華盛頓郵報》就將死於破產。
當然，《華盛頓郵報》的功績絕不會因其商業屬性而被一筆勾銷。但是，新聞機構不應假裝自己並非商業公司，否則就必定會失去民眾的信任。
我們不只是不偏不倚的民主捍衛者，還是民主制度中的行動者。在行動時，我們可能會以不恰當的方式使用手中的麥克風。比如，狗仔隊偷窺名人的日常生活，媒體毫無根據地指控公眾人物參與色情活動，究竟是為了促進民主，抑或僅僅為了牟取媒體的商業利益？歸根結底，有關“pee tape”事件（注：特朗普被指控於2013年在莫斯科參與的色情活動）的傳言真的能影響美國民主嗎？
美國媒體若想重獲公信力，就必須改正妄自尊大的態度，清楚地把握自身的定位——我們在社會中享有特權，並常常給社會造成麻煩。
第二，我們的任務不是追求真相，至少不是追求“大寫的真相”。我們需要做的只是蒐集相關事實和確鑿證據，並將其呈現給讀者。記者眼中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個人理解、“生活經驗”、道德判斷等主觀因素塑造，這些因素不宜出現在報導中。 “非客觀真相”只適合刊登在觀點版面——在這種情況下，讀者至少能清楚地了解到，自己閱讀的評論是帶有意識形態假設、服務於意識形態目的的。如果唐尼和海沃德只想更好地做到這一點，那麼我將表示強烈支持。
新聞的核心任務是信息的蒐集和傳遞。為此，新聞從業者必須具備好奇心、獨立性、開放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堅韌的毅力，向公眾提供準確、及時而全面的信息服務，從而為理智意見和有效政策的形成提供原料。或許“僅僅蒐集事實”聽起來不如“追求真相”那樣浪漫，卻更有助於我們獲得公眾的信任。
第三，儘管客觀性很難真正實現，但這並不意味著客觀性不值得追求。相反，當記者以其個人立場左右報導內容或將其不喜歡的人和觀點排除在報導之外時，客觀性標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編輯阻止上述行為。在這一意義上，唐尼和海沃德所批判的“折衷主義”恰恰是獲得公信力的關鍵。尤其是對美國這樣多元化的國家而言，堅持客觀性標準的媒體能夠為多種觀點提供表達和交流的平台，也像徵著這樣一種信念：人民可以自己做出判斷，得到明智的結論。
唐尼和海沃德反對客觀性標準的另一個理由是，所謂“客觀性”其實是異性戀白人男性的視角。然而，這一理由同樣是站不住腳的。按照這種荒謬的標準，由白人男性牛頓和萊布尼茲發明的微積分，由奧斯勒、弗萊明、索爾克引領的現代醫學，以及以白人男性命名的沃爾特·克朗凱特新聞學院（注：唐尼畢業於該學院，《超越客觀》也由該學院出版）也都同樣不可信了。如果媒體還不夠多元化，那麼解決方案應當是促進其朝向多元主義邁進，而不是取消客觀性標準。唯有更嚴格地遵守客觀性標準，媒體才能維持卓越的專業水準，並獲得公眾的信任。
第四，在民主國家中，新聞業的目標不僅關乎報導，也關乎傾聽。亞瑟·米勒曾如此形容：“我認為，一份好的報紙就是一個國家的自我對話”。誠如唐尼和海沃德所言，多元化的新聞業有助於讀者聽見邊緣群體的聲音。然而，美國主流媒體拒絕傾聽宗教保守派、“在家教育”者、擁槍派和特朗普支持者的聲音，這些群體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被視作“異族部落”，在最壞的情況下更是被描述為對民主制的嚴重威脅。
如今的美國主流媒體往往居高臨下地謾罵上述群體，將其污名化為“種族主義者”、“誤傳信息者”或“xx恐懼症”。在這一意義上，美國新聞業並未實現“傾聽”和“國家自我對話”的目標。我主張客觀性標準的原因之一就是，客觀性標準有助於促使新聞媒體傾聽所有人的聲音而不對其做道德毀謗，並讓上述群體看見媒體正以不含貶義的方式呈現他們的形象。這也是一種重建信任的方式。
以客觀性為標準的傳統新聞模式無疑有諸多缺陷：新聞很難在涉及道德爭議的事件上保持中立；個人缺陷和文化盲區製約著每一個記者，影響著包括新聞業在內的所有人類事業；沒有任何一種手段可以萬無一失地保證我們蒐集和傳遞的信息是絕對客觀的，對美國這種多元主義、政治極化的國家而言尤其如此；技術手段的進步、監管框架的改變、此起彼伏的政治煽動更是雪上加霜，使權威新聞的生產發布變得更為艱難。
但是，只要你仍然相信健康的民主制度奠基於合理的社會決策、合理的社會決策奠基於高質量的可靠信息，那麼“過時”的客觀性標準就仍然是新聞業的最佳模式。唐尼、海沃德等新聞業的“救世主”須對其願景保持審慎。
作者：布萊特·斯蒂芬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