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年记：根系、制度与裂痕-华侨网

费城的初夏，沿街挂满了纪念建国250周年的旗帜，自由钟旁，装扮成开国元勋的导览员正领着孩子们重温1776年的故事。作为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诞生地，这座城市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场庆典的历史重量。

在4000多公里外的旧金山湾区，街头几乎感受不到这个日子的存在，广告牌上写满的是大模型、算力与下一项要改变世界的技术，无人车在车流里安静穿行，没有人停下来谈论250年前的费城。

东海岸在讲历史，西海岸在讲未来，同一个国家被两种主题切割开来。如果把镜头拉远到更长的尺度，这种割裂恰恰指向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人类历史上的大国，从罗马、奥斯曼到大英帝国，大多在抵达顶点后的一两百年里由盛转衰，扩张、停滞、解体几乎是帝国共同的宿命。美国走到第250个年头，却依然是全球资本、技术与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它凭什么还没有走上明显的下坡路？

通行的解释往往指向美国拥有的资源，他们有辽阔的国土、两洋的庇护、丰沛的能源与人口。这些条件当然重要，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样拥有资源禀赋的国家会衰落，而美国总能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

自由钟上那道著名的裂痕被赋予了“自由并不完美”的寓意，而美国真正的秘密，从来与完美二字无关，它的力量在于能够在裂痕中继续生长。一套可以自我纠错、自我重构、不断吸纳新要素的制度，才是让这块土地在250年的跨度里始终肥沃、一代又一代产出累累硕果的根系。

增长的跨度

在建国250年后的今天，美国拥有全球约4%的人口，却贡献了全球26%的GDP；全球最有价值的100家公司中，有59家把总部设在这里；全球过半数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模型诞生于此；过去25年间，流向美国的风险投资占到全球的六成以上。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国中，没有哪一个的人均GDP能超过美国。

这些数字单独看已经足够惊人，要是再放进250年的时间跨度里，美国的表现和历史上出现的大国都非常不一样。

美国曾经出现过多次衰退，但反常的是它从未被衰退长久锁死。南北战争几乎撕裂了这个国家，大萧条让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滞胀曾让人怀疑美国模式是否走到尽头，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是从华尔街向全球蔓延。

每一次危机都足以让一个普通国家陷入长期沉沦，但美国的增长曲线总能在触底之后重新昂起。传统帝国扩张到顶点便开始僵化、衰退、解体，美国走的却更像是一条不断自我修复、反复重启的曲线。

更深一层看，美国的增长从不依附于单一产业或单一模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今年发布的《美国竞争力报告中》把这250年划分成几个彼此衔接的篇章，最早建立在农业的丰饶之上，随后转型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再之后以科学、研发与技术立国，进而开创了数字经济的时代，把一台计算机装进了每个人的口袋。

如今它正进入第五个篇章，这一次的转型由人工智能、人口结构变化与地缘政治竞争三股力量同时塑造。每隔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美国就会重构一次自己的增长范式，旧引擎熄火，新引擎接力，国家整体却没有因为某个产业的衰落而沉没。

今天的美国并非高枕无忧。今年年初，盖洛普与米尔肯研究院关于美国梦的联合调查显示，2026年只有46%的美国人相信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比两年前下降了五个百分点；企业界同样不轻松，超过半数的全球CEO把地缘政治列为眼下最主要的经营风险。

结构性的裂痕在美国不但存在，而且已经被大部分人感受到。但是在“美国梦尚未完成”这一点上，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与独立选民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分别有57%、60%和59%的人认为它仍在进行中。一个连基本共识都难以达成的社会，却仍普遍相信这个国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这种集体心态本身，就是它尚未停止生长的证据。

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要为这种长周期的韧性找一个最根本的解释，落点就在制度。土地会被耗尽，资源会枯竭，技术会被赶超，唯有制度能够不断地把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起来，让陷入衰退的经济找到新的出口。美国的制度优势，大致可以拆成三层来看。

最上面一层是政治制度。成文宪法、联邦制与三权分立构成了一套限制权力的精巧装置，美国政府追求的从来不是效率，而是要压低系统性崩盘的风险。权力被分散在不同机构、不同层级之间，任何一方的失误或野心都很难单独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这种设计在和平年代常被批评为低效与扯皮，但在危急时刻，它提供的纠错空间往往是国家自我挽救的最后一道保险。

中间一层是经济制度。清晰的产权保护、可靠的契约执行与发达的资本市场，共同构成了长期投资与持续创新的激励基础。一个创业者敢于把十年青春押在一项前途未卜的技术上，背后依靠的是对产权不会被随意剥夺、合同能够被强制履行的信任。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使得高风险的早期创新能够被源源不断地定价、筛选与放大，这也是过去25年全球六成风险投资流向美国的制度根源。

最底下一层是社会制度。尤其是它的移民机制与高等教育、科研资助体系。美国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它对全球人才的持续吸纳。一个意味深长的数据是，在美国，出生于海外的成年人比本土出生者更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72%的海外出生者把美国梦理解为向上流动的机会，而本土父母所生的美国人这一比例只有47%。美国梦的火种，正越来越多地由那些远道而来寻找它的人传递下去。一流大学与雄厚的科研投入，则把这些被吸纳进来的人力资本转化为持续不断的创新产出。

把这三层叠加起来，美国制度真正稀缺的特质就浮现出来了，那就是可纠错、可重构与可吸纳。司法审查、定期选举与媒体监督让错误有机会被识别和修正，产业政策、税制改革与反垄断手段让经济结构能够随时代调整，开放的移民制度让全球最优秀的头脑不断注入。这三种能力共同保证了，无论某一届政府、某一项政策或者某一个产业出了多大问题，整个系统都还保留着自我更新的余地。

企业层面的实践也在印证这一点。在最近的一些战略讨论中，美国企业越来越把创新、韧性与增长战略当作三位一体的整体来经营，而不再只盯着效率。它们关心的已经不只是把规模做大，更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能否持续拥有“增长的许可”，也就是一种来自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信任的、可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格。

从“经营许可”到“增长许可”的转变，本质上是企业在用微观行动呼应宏观制度，真正的竞争力不只来自资本和技术，更来自能否在规则变动中持续赢得信任。如果说土地是土壤，资本是雨水，那么制度就是让这片土地在250年里始终不板结、不盐碱化的根系。

资源禀赋、科技、人才都是生产力，但在这里包容性的发展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霸权的代价

同一套制度，既能孕育繁荣，也能孕育霸权，这是美国故事里必须正视的另一面。

美国的对外行为里始终交织着两种相反的冲动。

一种是可以追溯到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孤立主义，主张避免卷入欧洲与世界的纷争；

另一种是20世纪以来日益强势的干预主义，让这个国家在全球部署了约800个军事基地，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规模。

两种冲动之所以能长期并存，根源在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东西两洋的庇护让它的本土几乎不受军事威胁，近代真正冲击到美国本土的，只有珍珠港与“911”事件两次。极高的安全冗余给了它极大的战术自由，使它可以放心地介入全球事务，而几乎不必担心本土被牵连。对外干预的成本被压到很低，潜在收益却可能很大，这种不对称的诱惑，是理解美国全球行为的一把钥匙。

“911”事件之后的25年，是干预主义压倒孤立主义的25年，特朗普时期也概莫能外。反恐战争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外溢到中东与中亚的广袤地带，留下的却是漫长的占领、巨额的财政消耗，以及撤离阿富汗时的仓皇。

与军事霸权同样深刻，甚至更具支配力的，是美元体系。美国最强大的权力工具从来不是航空母舰，而是美元，一旦一个国家被切断与美元体系的连接，它实际上就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无论各国是否情愿，美元都在通过结算、制裁与资本流动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生活，这种金融层面的支配力，是美国霸权中最隐蔽也最持久的一环。

霸权向外输出的同时，裂痕也在向内生长。全球化让美国的资本与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有让本土的产业工人充分受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轮全球化中，中国的劳工阶层切实改善了生活。这种收益分配的失衡，最终在美国国内转化成强烈的政治反弹与社会撕裂。

今天的美国，两党的分歧早已超出政策之争，演变为对“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该走向何方”这一根本想象的分裂。同样出自上文盖洛普与米尔肯研究院关于美国梦的调研，共和党人更愿意强调成功与传统价值，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指出失败与不平等，在“美国梦是否已经失败”的问题上，33%的民主党人认为已经失败，而这样想的共和党人只有11%。

最能概括这种撕裂的，是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双重认知。在个人层面，近七成的人相信自己终将实现美国梦；在社会层面，却只有46%的人相信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这23个百分点的落差，正好体现了个人乐观与社会失望之间的鸿沟。

一套能够不断自我修复的制度，同样可能被用来维持霸权、固化分裂。250岁的美国，既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试验场，也是最危险的火药桶，这两重身份始终缠绕在一起，难以剥离。

美国的启示

站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时间节点，很难忽视对中国的体察，因为我们已经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被定性为美国的最大挑战者这一事实。毫无疑问，现行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从未想过做这套国际秩序的颠覆者，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25年这套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制造打开了通往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大门，这是此后经济腾飞的重要起点。一个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没有理由去亲手拆掉它。

中国真正的诉求，是在这套秩序内部争取与自身体量相称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不是另起炉灶推翻重来。美国之所以对现行秩序产生失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劳工没有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中国的位置则恰好相反，这种位置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对秩序截然不同的态度。

美国250年的经验，给中国最重要的启示落在制度韧性本身，而非某一项具体政策。短期的政策起伏并不可怕，一届政府偏左、下一届偏右，一项关税今天加上去、明天又谈下来，这些波动只要系统具备纠错能力，就不会动摇根基。

真正可怕的，是制度逐渐丧失自我纠错与持续吸纳的能力，当错误无法被识别和修正，当外部的人才与要素不再愿意进入，再庞大的经济体也会慢慢失去重启增长曲线的本领。对中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快速发展中保持制度的弹性，如何在开放与安全这两个常常彼此拉扯的目标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的智慧。

对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来说，美国的故事还提供了一个更冷峻的提醒。当今世界正在从一个以效率与整合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一个围绕能源、技术与人才展开战略竞争的时代，产业政策重新登场，新的增长路径不断涌现。在这样一个由大国主导规则的赛局里，多数国家更像是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能做的是不断适应与调整，努力守护属于自己的战略空间，避免在大国博弈中沦为他人的工具。

美国虽然是主要的做局者，但是它和其他玩家一样有基本的准则需要遵守，因为美国现在的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另起炉灶开启一套全新的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