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援引行业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美国加大力度限制投资和技术转让，中美之间的跨境生物技术交易正变得更加复杂，并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放缓。
荷兰国际集团（ING Research）高级医疗保健经济学家迪德里克·斯塔迪格（Diederik Stadig）表示：“未来将面临更多的地缘政治审查，这种审查可能会导致交易数量相较于没有审查时略有减少。”
他指出，尽管监管障碍日益增多，但西方制药公司与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大趋势不太可能发生逆转。“鉴于中国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西方制药公司将继续与中国同行达成交易，我们预计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将会加速。”
荷兰国际集团估计，今年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与西方制药商之间的对外许可（out-licensing）协议总价值将达到约2400亿美元，高于2025年的1360亿美元。“这些交易的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只有规模最大、资源最雄厚的制药公司才有能力应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此类交易将日益成为大型制药巨头的专属领域。”斯塔迪格说道。
荷兰国际集团全球制药与医疗保健业务主管斯蒂芬·法雷利（Stephen Farrelly）则表示，《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等美方针对美国与部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联系的提案，不太可能阻止西方对中国药物研发的兴趣，但会使合作关系“更加复杂、更具选择性，也更加具有政治敏感性”。
2025年8月11日，全球首款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产品在光谷正式下线。武汉禾元生物独创的“稻米造血”技术——将人血清白蛋白基因植入水稻，每公斤稻米可提取20克到30克高纯度白蛋白，建成全球首个植物源“生物制药工厂”。这项源自水稻的“中国原创”技术，有望改变我国60%“救命药”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IC Photo
据报道，当前局势下，美国正扩大对中国生物技术行业的限制。就在6月2日，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案》（BINSA），该法案将修订现有的对外投资审查规则，将制药和生物产品开发纳入审查范围。
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美国企业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之间的授权协议、合资企业以及股权投资，都将必须接受美国财政部审查。
德意志银行亚洲医疗保健股票研究主管Cyrus Ng表示：“这些规定将通过限制合作模式并可能缩小交易规模，对中国的对外授权市场产生轻微负面影响。”
他指出，中国处于早期阶段的药物资产估值较全球同类资产大约低50%，这有助于维持其对海外制药公司的吸引力。“鉴于巨大的估值差距以及具有前景的候选药物不断涌现，对外授权（out-licensing）活动不太可能停止。”
事实上，从目前来看，交易的步伐依然强劲。据报道，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已签署超过20项对外授权协议。
在今年规模最大的交易中，江苏恒瑞医药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 Myers Squibb）达成一项总价值最高可达152亿美元的协议，涵盖13个处于早期阶段的肿瘤学、血液学和免疫学项目。与此同时，信达生物与美国辉瑞公司（Pfizer）达成一项价值最高可达10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涉及12个处于早期阶段的肿瘤药物候选项目。
Cyrus Ng指出，某些交易结构面临的监管风险高于其他结构，特别是“NewCo”模式——即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将资产分拆至与外国合作伙伴共同设立的新合资企业中，同时保留部分股权，这可能会直接落入BINSA拟议的投资审查框架之内。
他补充道，中方对专有生物医学数据库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为跨境合作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
杰富瑞（Jefferies）亚洲医疗保健研究主管崔翠（Cui Cui）表示，跨国制药商从中国获取资产的动力依然强劲，原因在于开发成本较低、研发周期较短，以及专利到期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压力。
崔翠说：“全球制药企业对源自中国的资产需求依然旺盛。我们认为，跨国公司有动力积极游说，以避免出现更多摩擦。”
《南华早报》指出，这种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交易层面。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药明康德（WuXi AppTec）列入其所谓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名单，同时被列入名单的还有多家中国科技企业。
随后，药明康德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称这一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并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挑战这一决定。
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曾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