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一個變亂交織的2025年，短短的元旦假期之後，又迎來了一個變亂交織的2026年。
委內瑞拉現任總統馬杜羅夫婦被美軍跨國擄走並帶到紐約，隨著這個極具爆炸性的新聞傳遍全世界，議論之聲四起，曰“美國的單邊霸權濫用”，曰“世界目睹叢林法則回歸”，曰“特朗普版門羅主義付諸行動”，曰“國際法準則再一次遭到嚴重踐踏”……頗具代表性的一個議論是：特朗普政府無異於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意入侵它國奪取其資源、更換其政府亮出了綠燈。
這些議論顯示出，盡管人們早已從此前美國一系列公開行動中預測到了最後的這個結果，但是畢竟這是一場決定“誰控制石油”、“誰主導拉美”的地緣政治行動，人們想當然地認為，當今世界一些重要的國際關系原則理念和約束機制還在發揮作用，例如關於各國主權平等不受侵犯這一國際政治中的核心原則理念，例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使用武力實行授權這一自二戰後一直存在的約束機制。因此，這種赤裸裸的違法行動本不應該如此這般地輕易實施。
但是，整個形勢顯然在朝著背離人們理想的方向發展。當今世界，人們只見證到了這樣的歷史：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原則、理念逐一過時，長期以來或多或少行之有效的武力遏制的約束機制逐一瓦解。
從諾列加到馬杜羅，發生了什麽？
一國元首在國外享有豁免的特權、在國內享有不被追訴的特權，這是自19世紀以來國際法中的一條具有“基石”作用的原則。
1989年12月20日，美國時任總統老布什以“保護在巴美國僑民生命安全”“恢覆巴拿馬民主”為由，下令啟動代號為“正義事業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的軍事行動，入侵了加勒比海的巴拿馬共和國。既要抓捕時任巴拿馬總統的諾列加並推翻其政府，又要在形式上保留巴拿馬這個國家的主權外殼，當時的老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一連串的迂回行動：先起用被諾列加宣布當選無效的反對派總統候選人恩達拉，用軍隊護送他在美軍基地內宣誓就職；然後美國政府立即承認這個“新政府”，使諾列加政府成為非法政權；再然後采取多種手段，迫使躲藏在梵蒂岡駐巴使館內的諾列加走出使館向美軍投降；最後再讓新成立的恩達拉政府向美國政府發出引渡請求，將諾列加押至美國邁阿密受審，1992年以“販毒”等罪名被判40年監禁。
1989年12月美國軍隊入侵巴拿馬，理由是“保護美國公民生命”，以及將“涉嫌販毒”的巴拿馬總統諾列加“繩之以法”
雖然實質上一樣，也是美國入侵它國、推翻政府、綁架元首，但是通過一連串的迂回行動，至少維持了主權國家對主權國家這個表面上的形式，給了國際法原則一點表面上的尊重。
而這一次特朗普政府實施的美軍入侵委內瑞拉行動，省掉了所有遮掩和迂回，閃電突襲、越境抓人，主權國家的外殼被視為無物，國際法原則被視為闕如。尤其是，美國並未退出任何條約，也未宣布國際法無效，只是通過用國內法覆蓋國際法，就把《聯合國憲章》第二條中“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解釋成了“若被美國認定為涉嫌毒品恐怖主義，即可例外，不受約束”。“國家元首可豁免”也變成了“販毒嫌犯可拘捕”。
這樣一來，國際法被降格成了隨選隨用的工具箱，於己有利的部分“口號化”，於己不利的部分“例外化”，美國事實上已經從國際條約和國際法的約束中脫身了。
從30多年前的巴拿馬到今天的委內瑞拉，在美國身上發生的，就是“例外”越來越多，“脫身”越來越多。以跨國拘捕馬杜羅為轉折點，未來可想而知。
“大國恐怖主義”對小國意味著什麽？
像美國這樣一個在綜合實力上超強的大國，一旦在國際關系上置基本的道義標準和法律原則於不顧，甩開所有條約義務和約束，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中小國家而言，無異一種完全無法抵擋的“大國恐怖主義”降臨頭頂。
此次針對馬杜羅的跨國拘捕，戰術行動本身近乎完美，其中折射出的“大國恐怖主義”，足以讓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感到毫無國家安全可言。
人們首先看到的是，美國對馬杜羅早就提前進行了一系列道義和法律上的“鎖定”，包括法律定罪、輿論審判、通緝懸賞、金融制裁、軍事準備，這些手段合在一起，構成了美國特有的一種對敵人實施打擊的能力。這種能力隨著美國綜合實力的增長而快速發展，中小國家可望而不可及。
行動開始後，美國強大的軍事機器通過多種高科技手段對馬杜羅進行全方位的數據和算法“鎖定”，在這種“鎖定”中，無論是一國元首，還是普通平民，一律成為了可量化、可定位、可追蹤的“高價值目標”，任何道義和法律上的豁免和保護都被數字技術所消解。
前兩個“鎖定”完成之後，最後一步就是探囊取物，手到擒來了。三角洲部隊搭乘特種作戰直升機跨境滲透，行動全程通過衛星鏈路向白宮實時直播，在如同電子遊戲一般的數字技術配置之中，主權國家間的法定邊界不存在了，何為戰爭和何為執法兩者之間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當地時間1月3日，加拉加斯有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美國擄走馬杜羅及其夫人 美聯社
世界上的大多數中小國家，無不是將本國的安全建立在對於主權理論和條約體系的信任之上的，當“大國恐怖主義”帶著蔑視一切的傲慢席卷而來，各國將何以自處？
跨國拘捕事件發生後，拉美多國首都的街頭集會打出了“我們是下一個”和“輪到我們了”的標語。這不再只是一般性反美情緒的表達，這是整個國際體系發生崩塌時的斷裂聲。
如果此次“馬杜羅事件”真是一個轉折點，那麽，與隨之發生的“石油焦慮”、“治理焦慮”相比，籠罩在世界各國心頭的“主權焦慮”、“安全焦慮”才是這個轉折點所標志的更大的危機。當主權者成為可被算法追蹤、零傷亡捕獲的“數據對象”，當傳統國際法的空間性與時效性被技術實時性瓦解，當被聯合國機制約束的“國際暴力”被美國一國內化為民粹主義的“觀眾點播”和“流量經濟”，沒有什麽災難性的國際事件是不可能發生的。
．子思 時政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