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奎廣州交通與網路研究專家
7月27日，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產業政策智庫——ITIF（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發布了有關「中美技術經濟貿易戰爭動員」系列報告的第六部分——「從自由貿易到戰略性技術經濟協議」。
這充滿火藥味的中美戰爭動員系列可謂是「成果豐碩」。自2026年2月以來，光是半年就發布了13篇深度報告，再加上去年最後兩個月的3篇，總計已經超過16篇。
不過這還不是終點，根據網站的預告，還有報告正在生產的路上，預計要到11月才能完成整個系列。同時，這個信創基金會也已經在官網上宣布，11月17日要與相關方面開一個總結會。
“中美技經貿戰爭動員”，這個系列的主題絕對吸引目光。中國正在對美國進行“經濟侵略”，中美已經爆發了技經貿戰爭，這是他所有報告的前提。
系列報告也提出了「內外兼修、確保不輸」的整體策略，對內改革，師中長技以製中，打右燈往左轉。對外建立技經貿聯盟（經貿版北約），禦中於盟門之外，在全球南方則對中使絆子，不擇手段減少中國的市場空間。
這些分析看似精巧，策略也看似體系完備，但其實根本經不起推敲──這是美國精英們子虛烏有自編自導的一場苦情戲。
報告也承認了，中國無法被擊敗，編這一場戰爭戲的真正目的，可能是透過塑造中國這個敵人，以戰時特殊時期的危情為由，用危情統一思想，推動和平時期難以實施的內部改革議程，當然也包括算計盟友。
然而，戲終究是戲，明眼人其實都看得出來。
漢密爾頓主義
信創基金會於2006年成立，總部位於首都華盛頓特區，英特爾、微軟、蘋果、英偉達、高通、台積電等各大科技巨頭以及藥企、車企都是其金主，可以說資金高度綁定美國高科技產業利益群體，是美國高科技產業圈層的政策聲音。
信創基金會的研究偏重實證量化，是研究中美科技競爭、半導體政策、數位貿易、產業政策時最常被引用的機構之一，在賓州大學的全球智庫榜單中，長期位列全球第一科技政策智庫的位置。
基金會經常舉辦聽證會、發布指數，被全球媒體廣泛引用。美國國會、白宮貿易代表辦公室、商務部、貿易委員會高度重視其報告，大量報告直接作為美國科技、貿易政策討論的參考文本，許多建議已經轉化為白宮或國會的實際政策。可以說，這個基金會報告並非什麼邊緣研究，而是未來華盛頓可能用到的政策工具，至少是他們採取措施的理論來源。
基金會的漢密爾頓產業策略中心是這次系列報告的具體研究單位，而具體操刀者則是基金會的創始人，前CEO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
這位阿特金森先生是加拿大美國人，產業空間規劃出身，但他並非純粹的學者。他有著多年在華盛頓政策圈任職的經歷，還能橫跨兩黨。
他先後在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OTA）擔任專案主管，專門評估技術經濟政策。之後又在民主黨智庫進步政策研究所（PPI）任副總裁，小布希政府時期他更是被任命為國家地面交通基礎設施融資委員會主席，歐巴馬對他也是頗為重用，擔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中美創新政策專家組聯合主席。
華盛頓州政策圈多年的浸染，深刻塑造了阿特金森對美國產業空洞化的判斷。他對於中美產業與科技競爭的問題極為執著，長年孜孜不倦地寫這種長篇報告，多次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出席聽證，散播中國的產業威脅。
阿特金森
要理解這位阿特金森先生卷帙浩繁的各類報告，就要先了解他信奉的基本理論——漢密爾頓主義，這也是為什麼基金會這個操刀機構命名為漢密爾頓產業戰略中心的原因。
美國開國元勳、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91年那份《製造業報告》（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是美國立國後第一份產業政策綱領，其核心論點是“農業國永遠會被工業國卡脖子，年輕共和國必須搞製造業，搞製造業需要政府扶持”，這是美國“國家發展主義”的源頭，後被捧為“美國工業憲章”。
從故紙堆裡復活並鼓吹漢密爾頓主義的是阿特金森的一位搭檔——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此人曾任國務院外交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新保守主義的旗艦《國際利益》的執行主編，非等閒之輩。
1997年，林德寫文章把美國歷史上的發展政策演變透過漢密爾頓主義系統性地串了起來，成為了「漢密爾頓傳統」在當代的關鍵右翼整理者。 2012年，林德再撰文，將美國經濟史主線概括為漢密爾頓（發展主義、政府扶持產業）與傑佛遜主義（自耕農與小企業神聖、自由市場、以農為本）的兩條路線之爭，可以說他是當代美國國家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 capitalism）的理論大師。
國務卿魯比奧和副總統萬斯都是林德國家發展主義的信徒，魯比奧的名言“你不能是強國，除非你能製造東西”，以及萬斯的斷言“右翼的美國經濟政策現在更像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而非米爾頓·弗里德曼”，都源於林德的思想。
2018年兩人合寫了《大即是美：拆穿小企業的神話》（Big Is Beautiful: Debunking the Myth of Small Business）一書，該書主旨為否定美國兩黨多年來在政策支持上傾向於小企業的共識，徹底從理論上拆掉了杰斐遜主義小企業神聖的崇拜，提出企業規模中性的主張，為其規模化的國家發展。
如果對於「小企業崇拜」這堵牆拆不掉，由於政府產業政策支持下通常受益的都是大企業，這樣的實際結果在任何一黨都屬政治不正確，產業政策就操作不下去。
反之，政府可以依照產業戰略重要性來保護、支持大企業，這樣就順理成章獲得了道德正當性。換句話說，對他們來說，企業的大小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關乎國家發展方向的政治問題。
國家權力產業指數
如果林德的漢彌爾頓主義是信創基金會美中技經貿戰爭動員系列的理論依歸，那麼阿特金森創立的漢彌爾頓指數就是提供理論基礎和論證。
阿特金森將指數稱為“漢密爾頓”，用意很清楚，就是為了呼籲美國政府重拾漢密爾頓主義，用“國家權力資本主義（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對抗中國的工業崛起。
National Power如果從發展的角度看，也可以翻譯成“國家實力”，但從阿特金森等人維護美國現有地位、實質是維護霸權的視角出發，或許翻譯成“國家權力”更為恰當。
阿特金森靠著「漢密爾頓」為自己的「國家權力產業劃分」與產業政策論述尋找美國本土合法性，對抗雷根以來「產業政策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那套市場原教旨敘事，暗示「搞產業戰略不是學中國，是回到美國漢密爾頓自己」。
這套話術讓共和黨鷹派豁然開朗，幫他們找到了障眼法，因為他們既要“學中國”，又不能承認“學中國”，那不啻於公開宣告美國制度失敗。
所謂的「漢彌爾頓指數」（The Hamilton Index）是一套量化評估全球先進產業競爭力的指標體系。
阿特金森透過數據計算發現，2022年全球先進產業總產值約11.9兆美元，佔全球GDP的11.6%。令人震驚的是，這一比例自1995年以來（近30年）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由此，他提出了該指數的底層邏輯──全球先進製造業是一場殘酷的零和博弈，一個國家（如中國）份額的迅猛擴張，必然伴隨著另一個國家（如美國或歐洲）工業實力的相對萎縮和坍塌。可以說，這是他自認為的偉大發現，也是他將中國的發展定性為「對美國進攻」的關鍵依據。
漢彌爾頓指數並不是看整體GDP，而是精準鎖定了關乎國家經濟命脈、創新能力和國防安全的10大「國家權力產業」（National Power Industries），包括電腦與電子產品（含半導體）、IT和資訊服務業、電氣設備、機械和設備、機動車輛、製藥業、化學品、基本金屬、金屬製品以及其他運輸設備（含航空設備以及其他運輸設備（含航空和造船）。
核心指標則是LQ（區位商），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指數計算的分子為某國國家權力產業佔本國經濟的比重，分母為相應產業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全球平均值）。也就是說這個指數其實是相對指標，測的是某產業在本國經濟裡的權重相對全球平均水平，本質是相對集中度，反映的是不同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不是國家的絕對實力。
舉個例子，美國農業在全球佔比約10%，比中國還高，但美國GDP裡農業只佔1%，全球農業佔全球GDP的比重約4%，所以美國農業LQ只有0.25。以LQ的標準，美國農業是“極度弱勢產業”，這個結論顯然是荒謬的。
從2022年開始到今年5月，信創基金會已經發布了三版指數。依照最新的數據，中國大陸漢密爾頓指數為1.36，美國祇有0.88。中國台灣地區則高達2.1，韓國也達1.77。如果認為中國台灣或韓國在全世界關鍵產業的控制能力超過中國或美國，那恐怕就太幼稚了。它們的絕對產能遠不如中國大陸和美國，但LQ被較小的GDP放大。
然而，如此不靠譜的指數卻已經在華盛頓受到追捧，並從2022年以來，逐漸成為政策「指揮棒」。漢密爾頓指數之所以頻繁被美國鷹派政客引用，是因為它成功地將美國的國家安全焦慮數位化，證明了單獨關稅的失效。可以說，這是一個「敘事包裝」大於「統計價值」的操作。
報告指出，過去幾年美國對華加徵關稅，但中國在漢密爾頓指數仍在增長（2020年約1.31），試圖以此說明常規貿易戰無法阻擋中國，論證產業補貼合法化的迫切性。
信創基金會要用這個數據遊說國會，證明僅僅透過市場自發調節無法戰勝中國，美國必須由政府出資效仿《晶片法案》，對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所有低配（LQ < 1，報告對單一行業也有計算漢密爾頓指數）行業進行全面國家補貼和政策支持。
中美技經貿戰爭動員
說完信創基金會的理論淵源，接下來來看看這套報告的主要內容。這個系列已經寫完6篇，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第一篇界定何為技術經濟戰爭，論證政策根本轉型的必要性。核心觀點是美國正在輸掉與中國的技術經濟戰爭，而華盛頓迄今的因應既膽小又脫節，唯有進行根本性的政策典範轉型，才能避免敗北。
報告明確提出了一個對美政界極具衝擊力的戰略定位——“避免輸”而非“求贏”，中國體量太大、進步太快，美國已然不可能阻止中國在國家權力產業上追上全球領先水平，但西方仍來得及阻止自身能力的絕對流失。
同時，報告無情批駁了兩黨共同信奉的兩大信條，「政府不應挑選贏家」以及「政策漸進微調論」。市場或許能實現人均GDP 成長，但只會碰巧產出所需的國防關鍵能力，面對被指責為「受國家補貼」的中國競爭者，市場會放任軍民兩用產業凋零。小幅擴大高技術移民、微增研發預算、零敲碎打的法案，這些政策只能把敗退時間延長幾年。
報告認為中國正在“進攻”美國，主張美國應在科技、競爭力與貿易上進入“戰時狀態”，把“強化國家權力產業競爭力”作為壓倒性的首要目標，傳統的市場配置效率、再分配、社會公平、氣候變遷等議題必須讓位於中美“戰爭”這個主要目標。然而，他這種孤注一擲的瘋狂政策建議，恐怕在美國會遭到進步派的強力阻擊，在國際上也不會得到太多支持。
第二篇提出要放緩中國前進腳步，僅靠把自己的事辦好還不足以避免敗給中國，美國還必須主動給中國使絆子，透過限制中國的知識獲取、市場准入、融資、降低創新收益來延緩其主導進程。報告提供了多達100 多項可操作建議，供美及西方盟國採用。
「中國不會改弦更張」是報告中的一個重要論點，報告認為指望中國調整其「創新重商主義」政策是徒勞的，因為這與所謂的「全球社會主義霸權」的總體目標深度綁定。因此，對華政策的唯一評判標準應是「是否有助於或損害中國提升其國家權力產業」。
顯然，這些說辭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把美國的霸權心態強加到了中國頭上，並為自己的行為強行賦予自認為的合法性。
第三篇呼籲資本製度改革，把金融資本主義轉型為國家權力資本主義。為了避免在與中國的技術經濟戰爭中落敗，美國必須重建運作了約50年的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契約，透過稅收與制度重新平衡企業留存再投資與利潤流向股東的天平，把資本引向國家權力產業。
企業投資決策是美國輸贏的決定性變量，這可能是報告提出的最標誌性的論點，聯邦研發、監管、教育等改革固然重要，但企業把錢投到哪裡才是戰爭生死線。由此主張以一套新的國家權力資本主義（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取代當下的金融資本主義。這種對華爾街進行革命的改革建議，顯然會遭到華爾街金融資本的拼死。
第四篇是有關勞動與教育改革。報告認為美國現有的教育體係是為個別福利最大化設計的，並不適配國家權力產業戰爭，以此必須系統性轉向，把學生與工人塑造成國家權力產業所需的技術人才。
報告調侃稱美國的教育體係是“教師假裝教、學生假裝學”，呼籲美國高校要從教人文社科轉向教學生終身職業成功所需的真實能力。報告也提出地方基礎教育要能辨識資優學生並提供適配學習環境。他這套教育改革建議顯然與美國個人主義傳統格格不入，個人興趣要服從國家需要的邏輯恐怕很難被回應。
第五篇分析國內產業扶持政策工具，改造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研究政策。報告認為，增加聯邦STEM研究經費必要但不充分，美國需要一套全新的聯邦研究模型，把「不輸給中國」作為資助的最高國家使命，聚焦國家權力產業的技術需求，並讓研究成果直接惠及美國本土企業。
報告指責美國當前重科學、輕工程技術，太多科學基礎研究，太少工程與應用研究，主張所謂的舊線性模型，即基礎研究會奇蹟般產出商業創新，已被科學政策文獻“徹底證偽”，美國應推動更多面向產業的研究生項目。然而，科學政策文獻的這番解讀，最多只能說是一家之言，「線性模型終結」的結論恐怕很難得到科技界的認同。
第六篇是關於重構國際貿易規則，放棄傳統自由貿易協定，建立排他性戰略技術經濟夥伴協定。報告認為，自由貿易全球化時代已經終結，美國應牽頭與盟友建立一個全新的、具有約束力的「戰略技術經濟協定」（STEA），以增強盟友國家權力產業和削弱中國國家權力產業為雙重目標，取代過去基於最惠國待遇的自由貿易框架。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能單獨應對中國的國家經濟力量擴張是報告提出的核心論點，因此必須組成盟友集團，在貿易、技術、投資和經濟安全議題上協調行動，這倒是與建制派的觀點比較合拍。
另外，還有一篇沒有納入這個「戰爭動員」系列，但也高度相關，就是關於全球南方市場競爭的報告。全球南方（不含中國）約52億人，佔世界經濟的34%，預計2050年將升至45%，已是中美技術產業戰爭的前線，這是報告的新定位。中國在國家權力產業的對南出口正系統性地取代美國，而華盛頓仍把全球南方視為後院或邊緣市場，未能以「全球化2.0」框架主動應對中國的重商主義擴張。
國家權力產業依賴規模經濟是這個觀點的基礎論點，只有進入龐大市場實現規模，才能稀釋高昂的研發固定成本、持續再投資下一代創新。誰佔據全球南方市場，誰就守住產業前沿，誰被擠出，誰就喪失創新能力。
依照報告的推算，自2000年以來，中國在全球南方的進口份額上升超21個百分點，美國下降10個百分點，在國家權力經濟貨物上差距更大。 2000—2024年，中國對全球南方出口的成長超39倍；同期，美國僅成長約2倍。而2020年美國對發展中經濟體出口還是中國的6倍多，到2024年已降至中國的56%，若僅算國家權力產業出口，差距更加懸殊。
霸權優先的道德破產聲明
信創基金會這個系列報告在美國國內以及全球主要智庫、媒體和學者圈中都引發了劇烈震盪。報告中提出的激進且顛覆傳統的經濟學常識觀點，在美國國內政界和學界亦投下了重磅炸彈，世界其他地方對這些觀點也呈現出高度實用化的態度，美國既然要利用人家，人家也就要利用美國。
在歐洲，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布魯蓋爾（Bruegel）研究所等智庫的歐洲學者，雖然認同報告對中國產業競爭力的危機描述，但「美國優先」的霸權藥方對他們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信創基金會骨子裡奉行的是「美國優先」的霸權邏輯，歐洲不希望在跟隨美國打擊中國的同時，自身的主權和數位監管權（即所謂的「布魯塞爾效應」）反被美國吞噬。他們傾向於對中國“去風險”，而不是按照信創基金會的劇本進行“全面科技決戰”。
ECFR甚至認為，信創基金會提出的STEA協定是一劑分裂西方陣營的毒藥，歐洲應該與中國保持「邊競爭、邊合作」的接觸，提防美國借對華科技戰之名，將歐洲降級為美國的經濟附庸。
Bruegel的學者則指出，作為嚴重依賴出口和多邊秩序的經濟體，歐洲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美國這種徹底砸爛掀桌子的做法，就是在摧毀戰後國際經濟秩序，歐洲本身也會受到連帶傷害。
《金融時報》的社論更是一針見血：所謂的「西方聯合對華科技戰」存在著巨大悖論。美國在補貼本土晶片和綠色產業時，已經透過排他性條款嚴重虹吸了歐洲的資本和工廠。信創基金會要求歐洲進一步配合美方收緊對華出口管制，卻不給歐洲任何實質的經濟補償，這更像是要收割歐盟。
經過了川普的關稅打擊，印度主流戰略智庫（如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PR）及印媒（如《印度快報》、《商業標準報》）在解讀系列報告時也保持了清醒，沒有盲目沉溺於美方畫出的民主陣營同盟大餅。
美國現在拉攏印度，不過是因為只有印度能匹配中國的龐大人口和低成本技術人才；一旦中國倒下，或者印度在IT服務、仿製藥領域對美構成了替代性威脅，對付中國的「漢密爾頓指數」和製裁大棒，隨時會砸向印度。印度菁英期望藉著美中科技戰的機會實現印度製造的崛起，但不願成為美國遏止戰略的工具人。
信創基金會為了在全球南方阻擊中國，將非洲定位為西方與中國進行規模經濟競爭的“零和戰場”，不惜公開主張“允許行賄、動用情報機構共享商業信息、進行非對稱灰色對抗”，為了贏中國可以不擇手段搞下三濫。這種撕下偽裝的「新冷戰工具人」視角，在非洲引發了關於「新殖民主義復闢」的痛苦回憶。
南非《郵政衛報》（Mail & Guardian）及肯亞《東非人報》（The East African）發表評論指出，信創基金會的報告是一份露骨的道德破產聲明。它證明了美國過去幾十年來在非洲標榜的治理與人權只是地緣政治的包裝。一旦美國在先進工業和市場規模上輸給中國，它隨時準備退化為比它所指責的情況更無底線的掠奪者。
信創基金會的報告無意中徹底揭露了西方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虛偽本質——當規則對美國不利時，美國就會徹底拋棄規則。非洲媒體的結論就是，將繼續堅守不結盟立場，把美中在非洲的科技經濟戰轉變為提高自身身價、向兩邊索取發展資源的籌碼。顯然，這對美國也不是好事。
巴西《聖保羅頁報》、阿根廷《號角報》等將信創基金會的報告定性為“新門羅主義與依附理論”，並痛斥華盛頓的傲慢，將拉美視為須對美絕對順從的後院，並主張用非對稱、不擇手段的灰色方式絞殺中資，這完全是門羅主義在21世紀的變種。
事實上，全球南方的精英們都已經看穿了信創基金會這套動員報告的底層軟肋——美國正在用一種極度缺乏道義合法性的灰色手段，去掩蓋其在實體製造業、基建效率以及資本規模上無法戰勝中國的客觀事實。這種不擇手段不僅無法嚇退中國，反而讓全球南方更清楚地看清了美國產業政策的自私性，進而加速了全球南方國家向「抱團不結盟戰略」的方向演進。
顯然，信創基金會自以為高明地拋棄基本道德準則，大搞實用主義，所以迎接他們的就是全世界的實用主義至上。而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整個世界的交易成本提升，國際間的信任將所剩無幾。
作繭自縛的算計
信創基金會一邊罵中國搞“舉國體制”“重商主義”以及“市場扭曲”，但它自己的方案又是舉國體制的聯盟版，只不過包裝成了“漢密爾頓主義”，而且因為這個聯盟是不平等的，美國產業集中度在聯盟內可能遠超過中國在一帶一路市場的水平。
中國在一帶一路遵循的是市場化的合作共贏，從來沒逼任何國家“150天立法對齊”，也不搞“禁止他國單獨對美談判”的STEA 式硬綁定，而是視為平等的伙伴。美國排除中國不是回到自由市場多極，而是切換到美國主導的國家權力資本主義聯盟，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
信創基金會可能還漏掉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既然國家權力產業重要，美國要搞舉國體制發展，那麼盟友要不要搞？既然是國家權力產業，盟友們沒有理由不搞，每個國家即使不能覆蓋所有產業，那至少也要視情搞幾個，信創基金會則武斷地認為聯盟內部只需要美國搞就可以了。
但如果盟友也都要搞，那這個聯盟計畫就破產了。諷刺的是，這個世界本來沒有什麼國家權力產業，正是信創基金會製造的這個概念，硬生生把市場分割了，強行把市場化競爭變成國家競爭。割裂的不只是中美，實際上把全世界都割裂了，受害者是所有人，全世界相關產業效率都會下降。
國家權力產業這把刀一旦磨出來了，盟友會拿同一把刀反防美國，美國自己的國家權力產業在全球擴張也會被「國家安全」紅線攔下來，這不正是作繭自縛嗎？
信創基金會對數據的解讀也反映了他們的傲慢。依照他們的統計，中國的國家權力產業佔全球的比重是24.9%，美國是22.3%，歐盟約21%。這個數據提醒我們，中國國家權力製造業在世界的地位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高，目前其實是中美歐三分天下。
但美國、歐盟、加拿大、日韓、以色列以及澳紐等美國的盟友合計佔55%左右，仍佔世界主導，他們的人口卻只有約10億，相較之下，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然，美國的小院高牆正在幫助中國往縱深進軍。
目前流行的全部製造業佔比具有一定的誤導性，以人均來計算，中國人均國家權力製造業值只有西方的33%左右，而這竟然還被信創基金會污衊為對美國的「侵略」。
依照信創基金會的計算，涉及國家權力產業的10大產業，其中7個產業在中國有優勢。但中國有優勢的產業大多是美國先前已經主動放棄的（如高鐵、新能源、稀土金屬等），或是因盟友競爭而早已失去的（如造船、家電、電信設備等），美國的失敗根本與中國無關，何談中國侵略美國，這真是欲加之罪。
事實上，信創基金會的這種報告不過是對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霸主慣用手法的拙劣臨摹，晉國搞的《呂相絕秦》早已演過這種戲碼，清代學者清高士奇總結了這個套路“伯者之憂，不在諸侯之有罪，而在諸侯之能強勢過勢，但他可以用人氣削其勢，不易織其名，”。
西元前578年，晉厲公想要削弱秦國，撰寫了《呂相絕秦》的外交文書，單方面重塑歷史，把歷代衝突全部歸罪秦國，塑造晉國長期遭受秦國侵害的受害者形象，「迭我崤地，姦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殄製費滑，離迭我崤地，姦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殄製費滑，離迭兄弟，離我兄弟，這就是立信基金會的言論嗎，這就是我兄弟，離我兄弟，這就是為什麼報告的言論。
中國從來沒有規劃過主導世界的某個產業，只有發展某個特定產業的規劃。主導是發展的結果，而不是規劃的目的，因為發展自己是抱持開放合作的心態，而主導產業則必然有抑制他人的想法，進而引向封閉扭曲的心態。一旦有了這種心態，事實上反而會阻礙發展，主導的目標更不能達成。
中國的自主可控，其實也是因為美西方逼迫中國所致，特別是2013年的稜鏡門事件和隨後中興華為相繼遭遇制裁，自主可控才逐步成為中國產業規劃的主流概念。信創基金會並沒有理解中國產業發展的關鍵鑰匙，把開放誤讀為封閉，並妄圖以封閉對抗開放，猶如當下的中美大模型模式對抗，結局其實早已註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