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将自然知识用于实际需要方面远比西方有效，但近代科学为何诞生于欧洲而非中国或印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表述的这一追问，1976年被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称为“李约瑟问题”。实际上，类似问题在17、18世纪已受西方学者关注，中国学界亦在李约瑟之前展开热烈讨论。李约瑟之问及其答案，自有其思想渊源与知识谱系。
西方学者的早期发问与应答
最早察觉中西科技文明差异者，多为来华传教士。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注意到中国学术偏重典雅文章而缺乏物理学、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系统训练，认为科举制度是抑制科学发展的主因。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进一步指出，钦天监科学家无赏罚机制、科举将精英导向人文领域、中国固步自封且缺乏外来学术竞争，是科学进步微乎其微的根源。
传教士书信传回欧洲后，启蒙思想家亦加入讨论。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认为对祖先的敬仰导致墨守成规，汉字艰深阻碍了抽象思维与逻辑表达。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指出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安定与缺乏外来竞争，使科学缺少进步动力。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强调中 国学术重实用、轻思辨，限制了科学理论的提升。
图1. 关注中国科学的欧洲学者巴多朋、伏尔泰与莱布尼兹（图片源自网络）
科学家群体也发表了见解。莱布尼茨（G.W. Leibniz，1646—1716）提出欧洲长于理论思维、中国精于实践观察，二者应当互补。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赞赏中国科举制度，但认为中国对“修辞学”重视不足，间接触及学者重人文而轻自然的底层逻辑。
科学救国思潮中的文化反省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成为启蒙旗帜。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将中国无科学之因归之于“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提（1895—1990）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其价值观“不需要科学”。同一时期，化学家王琎（1888—1966）和张子高（1886—1976）及政治家梁启超（1873—1929）等亦纷纷撰文探讨。
1930至1940年代，讨论从文化批判转向社会结构分析。气象学家竺可桢（1890—1974）于1935年和1945年先后发表文章，指出实验科学之缺失根源于士大夫阶级“鄙视劳作”与“天定胜人”观念。数学史家钱宝琮（1892—1974）从“重实用轻理论”角度切入，心理学家陈立（1902—2004）进行心理层面剖析，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分析古代宗教与科学不发达的结构性原因。1944年，浙江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学者形成讨论高潮。
此问题亦引发外国学者关注。德裔美国汉学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1896—1988）在其1931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设专节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指出中国水利社会的体制抑制了系统实验科学的发生，构成李约瑟解释的先声。
湄潭演讲与李约瑟之问
1944年10月，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应竺可桢校长邀请，前往西迁至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考察访问。24日晚，李约瑟为浙大师生作了题为《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开宗明义批驳“中国自来无科学”的偏见，随后指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人类文化的深远影响，最后明确提出：“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
图2. 20世纪上半叶关注中国科学的学者任鸿隽、竺可桢与魏特夫（图片源自网络）
这一发问，与竺可桢、钱宝琮等中国学者正在探讨的议题形成共鸣。李约瑟将在华两年间与中国学界精英广泛交流所积累的观察融入思考，使这一提问获得更坚实的历史基础。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文称赞浙大是“东方剑桥”。这次相遇，是中国学界内部讨论与外部“他者”发问的一次历史性汇合。
“李约瑟问题”与“李约瑟论点”
1937年，李约瑟夫妇在剑桥招收到鲁桂珍（1904—1991）、王应睐（1907—2001）、沈诗章（1912—2002）三位博士生，从此转向中国科学与文明研究。1942至1946年他受英国皇家学会委派来华，广泛接触中国学界精英。1954年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序言中将追问系统化。至1976年博尔丁命名为“李约瑟问题”，此提法遂广泛传播。
李约瑟之问实由双重问题构成：其一，近代科学为何诞生于欧洲而非中国或印度？其二，为何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远比西方有效？他对该问题的回答被称为“李约瑟论点”，要点有三：中国古代在数学、天文学、工程、医学等领域曾长期领先西方；中国“官僚封建制度”抑制商人阶层崛起，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缺乏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土壤；中国思想主流是“关联性思维”与“有机唯物论”，而非机械论和数学化假设体系。
图3. 李约瑟与其主要合作者鲁桂珍和王铃（图片源自网络）
从利玛窦到巴多明，从伏尔泰到波义耳，从任鸿隽到竺可桢，这些跨越三百余年的追问，成为李约瑟之问的先声。1944年湄潭之夜，李约瑟的发问，是将传教士的好奇、启蒙思想家的思考、中国科学家的自我拷问，转化为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学术命题。其价值，不在于寻找一个终极答案，而在于它所开启的持续追问本身：追问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追问知识创新的条件，追问文明互鉴的途径。
作者：任定成（山西大学教授）
原载：加拿大《华侨时报》2026年7月17日第19版“中国如斯”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