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的一天，印尼某个华人集聚的小镇上。
街巷已是满目疮痍，打砸抢烧随处可见，妇女、孩童的哭嚎不绝于耳。
截图自《我最后的家宴》预告片 下同
捧着一盒“酸糖”的男主角Encek仓皇奔逃，很快被三五成群的暴徒打翻在地。
拳头如暴雨般落下，可那罐糖果，他始终死死护在怀中。
在他漫长的岁月里，这颗酸糖贯穿始终，串联起一段五味杂陈，满是酸楚、温存与沉重过往的人生往事。
镜头回到30年后的2018年，Encek佝偻着身躯，独自坐在床边，沉默不语。
这名印尼华裔老人，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在爱妻病逝后，他深陷极度的孤独与对妻子的无尽思念中。
到了76岁这一年，他对人间再无留恋，心中唯一的渴望就是：平静地死去，选择大海作为他与亡妻再度重聚的归宿。
在实施这个“死亡计划”前，Encek决定操办一场隆重的家宴。
这顿充满仪式感的晚餐，既是他与子女、与过往人生郑重道别的死亡仪式，亦是迟来半生、用以弥补亡妻的婚宴。这也是影片片名《我最后的家宴》的由来。
而这场最后的家宴也如同一把钥匙，缓缓揭开了这个华裔大家族尘封数十年、深埋心底的家族往事。
在家宴繁琐又艰难的筹备过程中，Encek不由自主回忆起年少时与妻子相知相爱的岁月。零碎记忆也慢慢勾起他作为一名华裔孤儿，在印尼颠沛求生的创伤经历。
Encek的半生沉浮，始终与印尼华裔群体承受的历史伤痛、时代动荡紧密交织。
影片依次铺展1960年代、1970年代与1998年三个极具时代烙印的阶段，导演极为克制地将原著小说中跨越半个世纪的宏大历史风暴，折叠进了一场看似寻常、实则暗流翻涌的家庭晚宴之中，也道尽一个华裔家庭在时代颠簸里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漫长挣扎。
当男主角最终决定将大海作为与亡妻重聚、走向死亡的终点时，电影的色调呈现出一种浪漫的释怀与解脱。
这不仅是一个老人的自我终结，更是那一代历经动荡的印尼华裔，在无法达成历史和解与代际共情后，最终选择与世界达成的一场无声且尊严的告别。
6月16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影片《我最后的家宴》在沪举行世界首映。
在与新潮观鱼的独家对话中，印度尼西亚导演伊斯梅尔·巴斯贝斯表示，虽然他并非华裔，但他自觉肩负着帮助华裔群体发声的艺术使命，视电影为消弭族群隔阂的“文化通路”，而非政治表达的载体。
他的创作初衷是通过记录华人在印尼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呼吁社会直面沉重历史，而非粉饰太平，同时也希望引导年轻一代铭记祖辈经历的磨难，接续传承他们坚韧的精神。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告诉新潮观鱼，他相信，讲述海外华人的故事，对于连接全球华人文化至关重要。
他也希望通过“家宴”这一具有亚洲普适性的情感纽带，寻找不同族群间的相似性与统一性，从而打破歧视与文化壁垒的恶性循环，促进华裔作为平等的一部分融入印尼多元社会，并赋予年轻人直面不公、挣脱固有桎梏的勇气。
印度尼西亚导演伊斯梅尔·巴斯贝斯与新潮观鱼独家对话
故事的一开始，面对三个不成器的子女，Encek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还没死呢！”
他经营着一家雨布店，虽已是垂暮之年，依旧每日准时到店看管生意。可三个儿女早就不想干这份营生，整日守着老铺百无聊赖混日子，一心盘算变卖祖宅、瓜分家产。
“日子从来都不好过。以前不好，现在更不好。”这个性格倔强、脾气古怪的老头，余下的大半时光都独自闭门独处，怀抱着亡妻的骨灰盒喃喃自语。
Encek没有读过书，他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于妻子。
比如，他知道了寄居蟹，一种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新“家”的生物。
这和Encek很像——50年代的时候，他被父母遗弃，被送到印尼一家伊斯兰孤儿院。少年时期，不堪暴力与歧视，十几岁的Encek逃离了孤儿院，辗转来到某个城镇的集市。目不识丁的他只能在市场里靠当苦力谋生，也因此结识了经营米铺的妻子。
Encek勤恳本分、待人赤诚，慢慢打动了姑娘。朝夕相处下，两个有着相近文化底色的年轻人暗生情绪，不顾两家门第差距、反抗包办婚约，选择私奔相守。妻子敢于冲破世俗束缚、毫无保留的爱，抚平了Encek长久漂泊带来的孤寂与自卑。
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是针对华裔无处不在的歧视，还是动荡残酷的排华暴乱，妻子始终是Encek乃至整个家族的精神支柱。
年轻时候的Encek给妻子送了一粒酸糖，两人的缘分由此展开
直到2002年妻子病逝，纵使儿孙满堂同住一屋，但Encek知道，他又没“家”了。
在午餐盒里每吃到一次订书钉的无奈，一遍遍勾起他对亡妻的思念，也促使他加紧筹备那场意义特殊的家宴。
褪去思念亡妻的表层心绪，Encek穷尽一生追寻的，也不止于属于自己的小“家”，更是一份宏大的归属——印尼华人的文化根脉，与漂泊半生的身份认同。
最初，Encek不会写汉字，也不会说任何中国方言，是妻子教会他吃面条不咬断有长寿好运的寓意，也是妻子教会他拨打算盘，习得谋生本领。在整个家宴的筹备过程中，他也一直执拗地寻找一种传统拌面。
甚至Encek这个称呼本身就暗含深意。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一个由闽南语衍生而来、专门用于形容年长男性的印尼语。
导演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告诉新潮观鱼，电影延续了原著小说中的设定，没有赋予男主人公一个专属姓名，一方面是希望用这个极具生活气息的通用称谓，拉近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心理距离，让Encek如同身边熟识的长辈一般亲切，引导观众放下偏见，以包容柔软的心境走入这段故事。
另一方面，导演也希望借此暗示，影片讲述的不只是某一个华裔家庭的悲欢，而是千千万万印尼华裔共同经历的人生缩影。
回顾男主的一生，影片跨越了四个关键历史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98年与现实所处的2018年。不难看出，这大致映照出一代印尼华裔的历史命运：于动荡中苦苦维生，到遭遇深重劫难，最终在本土扎根立足。
“我选择了比较沉重的阶段，”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坦言，“我想表现的是，我们不应该粉饰太平，而是应该通过讲述这样的故事，让人们在谈起60年代、70年代时，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大家也可以来共同讨论。”
印尼“黑色五月暴动”，华人遭遇血腥暴行。男主角在街头被暴徒殴打。
在四个时代里，他对拍摄60年代时的场景印象最深，他将早年漂洋过海的华人先祖称作“船上的人”，“他们坐船来到印尼，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多少艰难、困苦。”
“我突出表现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他是一个顶梁柱的作用，吃苦耐劳，为了家庭能够忍受各种艰辛，这会让我想起我的爷爷。”伊斯梅尔·巴斯贝斯认为，作为后代，不应忘记先祖曾经经历的艰难困苦，同时也该将这些精神传承下去。
而作为一名阿拉伯裔导演，通过跨文化视角去审视印尼华人的历史创伤，并不容易。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承认，创作初期他也有顾虑，担心自己对印尼华人社群的过往经历、家庭状态不够熟知，也有华人质疑他是否有能力把控好这段特殊的故事。
“但是我又觉得，把遭受苦难的华裔家庭的故事讲出来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也在不断思考，我可以给我的孩子留下些什么呢？我可以给孩子做什么榜样呢？只是一部电影吗？”
他补充说，“为什么要拍摄这些内容？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谎，我们应该把这些事实表达出来。确实在过去、在现在、包括在未来，可能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会一直存在的。”
而回顾历史，最重要的是，以史为鉴。
在伊斯梅尔·巴斯贝斯看来，长久以来不同族群、文化间常充斥抵触、猜忌与隔阂，历史悲剧不断上演。这往往与政客的私心有关，“政治家正是利用了我们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或是不了解，来分化我们，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打破这种壁垒，让各种文化交流起来。”
这也是他没有沿用小说原名《平静赴死的伟大计划》（Rencana Besar Untuk Mati dengan Tenang），而是将影片命名为“家宴”的原因之一。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表示，在整个亚洲文化中，无论信仰或文化背景如何，阖家赴宴所带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是相通的。他希望以此引起观众共鸣，打破偏见的恶性循环，通过对话与理解，在多元社会中求同存异，寻找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统一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
“你是华人，我是印尼人，我们是有不同，但不应该把生活看得如此狭隘，我们应该从中寻找相似处，”他说，社会应当接纳华裔群体，而非疏离排挤，摒弃带有区分性的族群称谓，让华人成为印尼社会平等共生的一份子，“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
这种美好的期盼，似乎也能从影片中两处前后呼应的情节中窥见一二：
“黑色五月”时，Encek差点横尸街头，幸得旧识帮忙，将他伪装成穆斯林，才侥幸逃过一劫；
而当Encek已经76岁，坐在店里推销雨布时，他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这是中国的雨布，质量非常好。”
瑕瑜互见，这部影片的短板也很明显。首先，历史背景刻画浅尝辄止，诸多时代隐喻过于隐晦，需要观众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读懂深层内涵。
相较原著直白锋利的叙事，影片也淡化了排华劫难、族群迫害的篇幅，转而更多地聚焦于家庭叙事，通过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侧面烘托时代处境，有种隔靴搔痒之感。
或许如导演所说，本片意在鼓励文化交流。但作为一部旨在回望历史、以史自省的作品，影片对历史伤痛的刻画力度不足，对严肃族群议题的表达流于表面，多少还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另一方面，影片虽清晰铺展了“筹备家宴”与“回溯家族往事”这两条主线，但整体叙事十分碎片化。生活情节平铺流水，现实与回忆的转场也有生硬割裂之处，容易给观众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跳脱感。
不过，纵然叙事不够圆满，历史描摹亦有所保留，《我最后的家宴》仍可谓意义独特，它为“失语”的印尼华人留下了一份影像印记。在鲜有同类题材的国际影坛，这部作品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意义的发声，已是难得。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对话，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微调语序并删减冗余表述，供读者参考：
1、首先恭喜您的影片入围上影节，而且其中一场成为本届最快售罄的场次。观众如此期待这部作品，你的感受是如何？你觉得为什么这部作品会这么受中国观众关注？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特别感谢我的电影能来到中国、来上海放映，上海观众也特别热情，而且中国整体观影的人是非常多的。我认为，中国人多了解海外华人的故事和历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现在电影界拍摄海外华人的作品并不多，但我认为，华人的故事应该通过电影的方式讲出来，让（中国）国内观众看到海外华人的日常和文化。我也希望靠这部电影，把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连接起来。
有一场的电影票很快就卖光了，我也非常的开心，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把我想讲述的华人历史传播出去，让这部电影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让不同的文化能够互相了解。
2、当中国的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时，您希望带给中国观众怎样的情感触动？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印尼华人虽然人数不少，长相、外貌和国内同胞也是相似的，但现在当地华人基本都不讲汉语，日常说印尼语或者爪哇语。
我自己是有阿拉伯血统，长相也带着阿拉伯人的特征，但我也不会说阿拉伯语。
这让我很感触的是，人哪怕从小离开故土、远离自身文化发源地，心里也得守住属于自己文化的初心，清楚自己的文化归属与根基。我认为，人终究无法割裂自身与生俱来的这种文化根源。
3、影片聚焦印尼华裔家庭，这个题材在亚洲影坛非常少见，最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创作这个故事？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觉得华人有着独属于自身的特质，相信能够通过电影，传达出我想表达的一些内容。
我会选定这个题材，是因为我一直住在（印尼）一座小城，当地阿拉伯人有聚居的村落，华人也有自己的聚居区。平日里和华人打交道，我不是从文化、宗教这些宏大层面去认识他们，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感受到大家本质没什么区别，都是普通人。
所以在我看来，哪怕种族、民族各不相同，人与人之间总能找到共通之处。人们已经讨论了太多分歧与差异，我希望用这部影片，让大家放下彼此的不同，多去寻找相似之处，互相理解、彼此包容。
选择这个题材，我也是有顾虑的，整个创作团队在制作过程中，也承受过不少担忧和质疑，但我认为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大家最终齐心协力完成了作品。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才去拍这部作品，只是希望借着自己的导演身份，向外传递影片想表达的理念。电影上映后，我们或许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但这些难题，也都会成为我们摸索解决办法途中的一部分。
华裔米店老板
4、作为一名非华裔导演，您在创作这个充满历史和国家创伤的华裔家庭故事时，遇到了哪些挑战？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最开始很顾虑，担心自己没有华人血统，拍摄这个题材是否合适。这个题材分量很重，我也担心自己无法做好，而且我对印尼华裔家庭的生活也不够了解。
可机会摆在眼前时，（我反问我自己）：我能做些什么？历经苦难的华裔家庭，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相信我还是能够讲好这个故事的。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能给我的孩子留下什么、树立怎样的榜样，难道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吗？并不是，我想要借影片传递更深层次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遭到一些华人的质疑：他不是华人导演，他能拍好吗？
影片完成后，我希望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去了解我想传达的内容。除此之外，电影也想表达：我们都会害怕，会有恐惧的东西，比如说来自社会的恐惧，而我们要学着直面恐惧，一起努力，勇敢起来。
我今天非常高兴，很感谢影片能够入围上影节，能与（中国）国内观众见面，真的太幸运了。未来我也希望影片可以发行到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的地区，让印尼华人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让大家通过电影进行更多交流。
5、影片改编自一本小说，在描述印尼华人社群时，再现了1960年、1970年、1998年，及2018年四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为什么选择了这几个特殊的年份？如何表现历史的复杂性？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挑选的四个历史阶段，都是较为沉重的时代阶段。这类题材的影片还是很少见的。我不想选取很大众化、受众容易接受的通俗题材，希望借助这部电影，探寻族群之间求同存异的相处方式。
我认为，影片选取的四个年代，只是四个叙事切口；片中的华人家庭也只是叙事载体，拍摄这个家庭的故事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以固定家庭、时代变迁为创作抓手。
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不应该粉饰太平，而是应该通过讲述这样的故事，让人们、印尼的年轻人，比如说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知道当时曾经发生过什么，大家都能够讨论得起来，都有所了解。而不是说拍摄一些流于表面、毫无深度的合家欢似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都走进电影院，不管什么年代的人，年轻人也好，还是年纪大的人，当他们谈起60年代、 70年代，他们都知道当时发生过什么。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在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
印尼是一个一万多座岛屿组成的国家，它的文化是非常多元的，包括饮食、歌舞和喜好，它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这部电影，在交流中将不同都融入到一个和谐的大环境中。
这次得知在上影节的票房表现很好，我非常开心。我也相信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即便影片探讨的历史很沉重，仍能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从历史中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
影片海报与原著小说
6、你是如何串联起四个时代的？有没有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段，也就是60年代的戏份，我将这一段命名为“船上的人”。他们（华人）的先祖当年就是乘船远赴印尼，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多少艰难困苦，途中还要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他们都不一定能平安抵达印尼。所以整个这段旅程，对于这些祖辈而言，是万分艰难的。
这场戏里，我着重刻画了一个父亲的形象：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扛起支撑家庭的重担，吃苦耐劳，甘愿为家人承受万般艰辛。这一幕总能让我想起我的爷爷，当年我的爷爷也是为了养家远赴异乡，历经无数磨难，看到这段剧情，我总会回望自己家族的过往。
我觉得，日常生活里人们总是容易遗忘过往，遗忘曾经受过的苦难。可人的一生，总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身为历经苦难的先祖后代，先辈留下的精神与过往，我们不该遗忘。
同时我拍摄这部电影，是想把它当作一条文化沟通的通路，而不是涉及政治的。
7、饰演老年男主角的演员Ferry Salim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让他深受触动的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和导演都不是华裔，但恰恰是他们站出来呼吁，“华裔的故事应该被铭记，因为华裔是印尼国家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看到演员这番感慨，您内心有怎样的感触？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片中饰演老年男主角的演员，其实本人性格是比较严肃的。我平时会用印尼语里管他叫大哥，这是一种比较亲近的叫法。我也和他深入聊过这部影片，影片表面讲述印尼华人的故事，实际上我们希望能够对外输出，让更多的华人能够看到。
所以作为华裔演员，他应当拥有自信，相信这段故事值得诉说、值得被世人看见。而我作为导演，职责就是帮助华人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次影片来到上海参展，可惜的是这位演员没能同行，没法亲眼见证这里的一切。
我能感受到这位演员十分笃定，相信这部电影可以实现我们最初的创作初衷，也期待影片能带来更多后续机会。听完这位演员的想法，我心里特别欣慰，感觉我们一路以来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左一为饰演老年Encek的演员Ferry Salim
8、在故事里，男主角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被称为Encek，这是一个由闽南语衍生而来、形容年长男性的印尼语。为何不给他取个名字？还是有意想让这个称呼成为一种象征，去代表那一代华人的集体缩影吗？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是这么考虑的，原著小说里的人物原本就没有名字，我们特意选用十分普通生活化的名字，就是为了让每位观众看完影片，都觉得这个角色格外亲切，仿佛身边认识的普通人。
一般说起印尼，大家通常都会默认首都雅加达是它的中心，可我这次把故事背景选在了一座普通小镇。这个故事它只是发生在一个华人家庭吗？不是的，它其实是发生在千千万万个类似的华人身上的。所以我们才想用这种随处可见、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观众观影时很容易联想到自己身边曾相识的某个人。
我小时候上学，书本里的主角也会用这类大众化名字，时隔多年再提起，依旧印象深刻，因为角色足够贴近生活、足够熟悉。我们做这样的设计，也是希望观众能拥有相同的代入感。
我希望借着这种方式，拉近观众和片中人物的距离，让大家以更包容开阔的心态接纳这个故事。如果观众看完影片，能和我生出一样的感触，那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就算实现了。
9、和原著的名字不同，影片命名为《我最后的家宴》。我还想谈谈“家宴”这个主题，因为“家宴”在华人文化里是团圆与和解的象征，选择这个作为影片的题眼，想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影片片名和原著小说名字确实不一样，我们想要选取一个更贴合华人文化的片名。除此之外，家宴、家庭聚餐这类形式，不只是在中国、对华人十分重要，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家宴都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形式。所以我觉得，与其选用一个博人眼球的片名，不如选择贴近大众生活的名字，让观众觉得和自身生活息息相关。
在印尼，当地华人大多不信伊斯兰教，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大家信仰不同、文化也有差异。但我相信，不管差异如何，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心底的幸福感、愉悦感与归属感，都是一样的。
我希望观众观看这部电影时，能从中看见自己的生活：或许看完影片，我会想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初心，甚至亲手做一桌家宴之类的。所以相比于取一个更吸睛的片名，这可能才是我更想要达成的效果。
10、之前接受采访时，你说希望观众能从这部影片中获得“打破循环的勇气”，为什么会这么说？所谓“循环”指的是什么？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是这样，之前我是在谈论为何拍摄电影的时候说的这句话。放在这部电影里的话，“循环”就指的是华人一代代承受的磨难，可能是生计、钱财或是其他方方面面带来的苦楚。我觉得身为导演、一名创作者，我是不是应该打破其中的一些桎梏。
在我看来，这种循环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现实生活里也以各种细微的形式存在。比起单纯应付眼前细碎的难处，我们更需要跳出固有的陈旧思维。
在我的影片当中，我为什么要拍摄这些内容？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谎，我们应该把这些事实表达出来。确实在过去、在现在、包括在未来，可能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会一直存在的。就像荷兰殖民时代，印尼民众也曾承受诸多不公。
所以，你是华人，我是印尼人，我们是有不同，但我们不应该把生活看得如此狭隘，我们应该从中寻找相似之处。我们应当接纳华人，而非疏远他们，不用带有区分意味的标签称呼他们，让华人真正成为印尼社会、这个国家平等的一份子，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
我也希望年轻人看完影片能有所触动、积攒勇气。往后大家依旧会遭遇不公，但要敢于直面，这也是我坚持拍片想传递的力量。
最后我还想补充，以往我们总抵触、猜忌其他的文化，但其实我们现在要停止这样做，应该主动和不同文化对话、去了解。实际上从政治层面来讲，政治家正是利用了我们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或者是不了解，来分化我们，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打破这种壁垒，让各种文化交流起来。
印尼不只有华人，还有众多其他民族，各族之间常会因互不了解产生矛盾摩擦，所以我们更要主动破除壁垒，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