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有点“焦虑”。他们注意到，一个“Z世代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潮流，正在美欧多国兴起，并以比上一轮“千禧一代社会主义”浪潮更直接、更情绪化的方式进入西方主流政治视野。
该杂志6月6日发文称，二战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建立在高度工会化的重工业基础之上，其目标并非推翻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国有化公用事业和再分配机制，对其进行管理。
但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批评上一代的解决方案与普通劳动者脱节，同时在气候问题上过于迟缓，于是提出让工人进入董事会、发展雇员所有制、补贴绿色技术等解决方案。
不过，这套“千禧左翼方案”在现实政治中接连受挫。2019年，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工党遭遇了自1935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该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伯尼·桑德斯2016年、2020年两度冲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未果；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也始终未能突破法国政治天花板。左翼一度陷入战略迷茫。
“如今，新一轮社会主义浪潮正在兴起。”文章称，推动这一浪潮的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激起的愤怒。但对于许多选民而言，加沙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战争，而成为一种更大的象征：他们认为西方政府将大量关注和资金投入海外事务，却忽视了本国民众面临的实际困难。
“‘Z世代社会主义’在西方不断吸引支持者”
英媒认为，2020年疫情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数据层面呈现出低失业率、高收入、股市繁荣的景象，但微观层面的体验与之存在着前所未有的鸿沟，民众的生活变得愈发吃力，租金飙升、食品价格上涨、普通工作难以维持体面生活，这种“纸面繁荣与现实贫困并存”的矛盾，成为新政治情绪的土壤。
此外，西方民众对制度的不信任同步加深。越来越多民调显示，3/5的美国人认为“企业贪婪”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认为联邦所得税“过高”的人占比徘徊在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支持政府扩大支出的英国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而认为所得税“不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比例自2019年以来翻了一番；在法国，信任政府能够有效利用公共资金的比例从2023年的33%下降到2025年的22%。
更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AI）。超过60%的英美加受访者表示对AI感到焦虑，大量年轻人担心其将直接替代就业岗位，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50%。
“Z世代社会主义者”（Z世代又称“网络原住民”，通常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的人群）警告说，如果今天的经济已经像一场骗局，那么由AI驱动的未来经济只会更加糟糕。极少数科技巨头将以牺牲绝大多数人为代价，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在最近一次大学典礼上，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每次提到AI时，都遭到学生的嘘声。
在“Z世代社会主义者”看来，当今社会需要对抗的是一个失灵的经济体系。现代经济不断让既得利益集团获利，而除了《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少数人外，几乎所有普通人都在被这个体系“收割”。GD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房租越来越贵，一顿午餐要花28美元，一份体面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因此，他们主张由国家直接规定大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尤其是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所需资金则几乎全部通过向最富有阶层征税来筹集。
《经济学人》评价称，这是一种迎合个人利益的政治方式，与过去社会主义强调公共利益不同，它诉诸的是人们最直接的现实诉求：降低我的房租！减少我的账单！提供免费公交！保护我的工作！“这些方案往往幼稚，也常常难以真正实施，但其政治信息极其简单，也极具吸引力”，因此这种“Z世代社会主义”正在整个民主世界不断吸引支持者。
2025年11月，佐赫兰·马姆达尼赢得选举，成为纽约市历史上首位千禧一代、首位穆斯林和首位印度裔市长。 视觉中国
纽约新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冻结纽约市租金管制公寓的租金、设立市营平价食品商店，并向5岁以下儿童提供全民免费托育服务。西雅图、缅因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地一批持有类似政策的左翼候选人也正崛起，支持率不断上升。博彩市场甚至认为，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中的胜算，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
在加拿大，左翼作家娜奥米·克莱因的丈夫艾维·刘易斯，最近成为全国第三大政党新民主党的领导人；在英国，由扎克·波兰斯基领导的绿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左翼党的民调创下多年新高；法国的梅朗雄也正计划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
从意识形态转向“生活成本政治”
文章称，与曾被选民拒绝过的“千禧一代社会主义”不同，“Z世代社会主义”政治人物正在塑造新的政治信息。
首先，他们主动淡化“觉醒文化”等身份政治议题。在经济焦虑空前高涨、意识形态吸引力下降的背景下，“结构性种族主义”“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等概念逐渐退出政治中心，甚至连绿党对气候危机的讨论也明显减少，美国民主党对“绿色新政”的宣传也趋于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降低生活成本”和“保障就业”，尤其是抵御AI冲击。他们支持一切能够立即减轻生活压力的政策，而不是回报周期漫长的投资项目。一些人主张免费公共交通，大多数支持租金管制，几乎所有人都承诺免费托育。
这种转向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政治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级政治诉求。
文章分析称，从表面上看，选民似乎比几年前更加远离社会主义。美国自称“极端自由派”的人口比例在2018年至2021年达到5%的峰值后，已经下降至3.4%。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变得更加右翼，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意识形态本身失去了兴趣。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美国年轻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都出现明显下降。
取代意识形态的是现实诉求：提高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根据美国长期社会调查，自1975年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也希望有人能够阻止AI破坏社会。
学界对这一趋势也提供了不同解释。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伊莎贝拉·韦伯认为，企业拥有过强的定价能力，使现代经济更多服务于企业高管和股东，而不是普通民众。她与同事去年发表的研究分析了企业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认为许多企业借助通胀环境“保护甚至扩大了利润”。
英媒酸溜溜地称，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近期通胀更多源于工资上涨，而非企业哄抬价格，但韦伯的观点以及所谓“K型经济”，即富人不断获利、普通人持续受损等概念，仍然广受关注。
面对这些政治和思想变化，“Z世代社会主义”提出了与前辈不同的解决方案。过去左翼普遍主张全民增税。例如桑德斯曾提出，对年收入超过2.9万美元的较富裕人群征收4%的附加税，覆盖美国绝大多数家庭。而如今，新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增税方案，几乎只将目标锁定超级富豪。
波兰斯基主张对超过1000万英镑（约合9064.8万元人民币）的财富征收1%的财富税，对超过10亿英镑的财富征收2%的财富税；马姆达尼正推动对部分豪宅征收年度附加税；美国华盛顿州则开始实施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群体征收9.9%的“百万富翁税”。
与此同时，他们还希望通过提升政府效率来筹措更多财政资源。接近英国绿党的智库Verdant甚至提出建立“左翼DOGE”，借鉴马斯克曾在特朗普政府推动削减联邦开支的尝试。5月28日，马姆达尼也宣布将在纽约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COGE）。
《经济学人》用“异想天开”来形容上述政策提案，称租金管制并不能降低住房成本，反而会抑制对该行业的投资，导致供应减少，进而推高租金，试图阻止AI发展只会导致投资和就业机会流失，提高效率看似美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难上加难：问问马斯克先生就知道了。对富豪征税的风险也很大，富豪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而且他们可以迁徙，就像有些人为了应对可能出台的额外亿万富翁税而从加州搬走一样。
尽管如此，文章承认，如今许多非社会主义者也开始考虑一些会让社会主义者引以为傲的政策。工党中间派正在考虑对食品杂货实行价格上限，中间派民主党人提议向大多数人提供减税，将收入最高的几个百分点的富豪排除在外，甚至连“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共和党人也倾向于暂停数据中心建设。这意味着，“无论‘Z世代社会主义者’能否在选举中获胜，‘Z世代社会主义’都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