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一名女子因审批延误，在小红书上花钱请人提交“强制令”申请催签，结果签证迅速获批，却意外被加拿大司法部指控使用非法代理。类似情况涉及多达430名中国申请人，引发关于审批积压与“幽灵代理”乱象的争议。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Amber在中国休了两周假后准备返回加拿大，继续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但直到被拒绝登机，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签证已经过期。
接下来，她被卷入加拿大政府的一场大规模调查。官员们正在追查使用未经授权的代理人服务。这些代理人利用移民审批延误牟利，同时也是联邦法院案件积压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Amber曾是一名持毕业后工签（PGWP）的国际学生。2024年，她在中国递交了新的工作签证申请。等待五周后，仍未拿到返回加拿大所需的文件，她便在小红书上寻求建议。
在那里，她找到了一名自称律师的人，对方宣称可以“强制”移民局加快签证审批。由于担心长时间无薪休假会丢掉工作，她向对方电子转账支付了600加元，用于准备她后来才得知的所谓“强制令申请”（mandamus）。法院可以下令政府官员处理被不合理拖延的移民申请。
Amber表示，2024年那场仓促求助的经历原本早已抛诸脑后，直到最近，她发现自己与另外430名移民申请人一起陷入法律泥潭。这些人都是中国申请人，申请学习、工作或访客签证；他们都曾向法院请求审查签证审批延误，并要求加快处理。
加拿大司法部指控他们在提交法院申请时使用未经授权的代理人，构成虚假陈述。这些申请被标记出来，是因为它们在“格式、风格和措辞”上高度相似，而且尽管申请人声称自行提交，文件中却出现相同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司法部还请求法院下令这些申请人各自向政府支付720加元的诉讼费用。
这些不诚信的“幽灵代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移民官员和法律监管机构，因为他们在幕后操作，难以追责。这也可能给申请人带来严重后果，并对移民和司法体系造成滥用。
出于担心遭到报复，Amber要求不要公开她的全名。她表示，新移民对加拿大司法体系并不熟悉，她根本不知道聘请未经授权的代理人提交法院申请是违法的。
“我当时并不觉得有问题，”困惑的Amber回忆道，“他提交强制令申请后48小时内，我的签证就获批了。我还写信感谢他，因为我很感激。他确实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我敢肯定那430个人里，没有人知道什么是mandamus。”
Amber说，她之所以寻求帮助，是因为签证处理时间已经超过移民部官网公布的周期。她多次从海外拨打移民热线，但在漫长的语音菜单操作后总是被切断。她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只能告知签证状态更新，却无法推动她的个案。
“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移民审批时间，对吧？”Amber说，“不仅是处理时间长，还有移民官员缺乏透明度和沟通。这就像一个黑箱。没有人能告诉你你的申请发生了什么、卡在哪里。”
政府要求驳回这430份强制令申请（其中许多签证仍在等待审批），动议表示，这样做是“最迅速且最具经济效益的解决方式”，因为法院正面临案件积压和听证排期延长的压力。
移民相关案件占联邦法院工作量的大多数。近年来，新移民诉讼数量激增，从2019年的7,782宗增加到2024年的24,667宗。仅2025年前九个月就已达到21,581宗。听证等待时间也持续延长。
另一名被标记的签证申请人John表示，他的访客签证申请超过一年未获回应，经朋友介绍找到同一名代理人。他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移民客户编号、法定姓名以及签证申请详情，但没有签订合同，也从未与该代理人见面或通话。2024年，该代理人提交强制令申请两个月后，他的签证获批。
John是一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公民。他说，该代理人在小红书上的账号最近已删除“加快加拿大签证审批”等宣传用语。如今，对方不再替客户提交法院文件，而是提供分步骤指导和模板，让申请人自行递交强制令申请。
根据法律，个人只能自行出庭，或由持牌律师或授权代表在联邦法院代理。其他人不得在司法程序中代表当事人，甚至不得提供法律建议。
和Amber一样，John认为人们之所以求助这些代理，是因为制度本身难以接近。他说，如果政府想打击这些非法行为，就应当加强宣传使用授权代表的重要性。移民部和联邦法院网站都有关于法律代理规则的页面，但申请人必须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才会去查找相关信息，而Amber和John当时都没有。
“我对加拿大移民部和这名代理人同样愤怒，”John说，他也要求不公开全名，“加拿大把我的签证申请压了这么久，我才花钱找人帮忙。移民部现在追究我们，而不是代理人，这根本说不通。”
移民部敦促申请人使用其官方网站获取项目信息，以避免成为诈骗或欺诈的受害者，并表示其“保护自己免受移民诈骗”网页旨在提高公众意识。
“保护公众免受欺诈的最佳方式是向公众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会定期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广，”该部门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