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AME】“外國 干涉”（foreign interference）並非一個虛構的安全威脅。它可以表現為秘密資助政治活動、操縱輿論、跨境施壓與恐嚇（跨國鎮壓），以及通過代理人影響公共決策。加拿大政府與情報機構近年來多次指出，外國政府——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可能以隱蔽方式試圖影響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與選舉過程。在這一點上，保持警覺本身並無爭議。
真正的問題在於，加拿大近年來應對外國 干涉的方式，正在從以行為為對象的國家安全治理，逐步滑向以族群為外溢對象的社會治理。其結果不是單純的安全強化，而是一種正在顯現並不斷加深的“寒蟬效應”：華裔社區，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背景的移民群體，在公共表達、政治參與與公民生活中，變得愈發謹慎、低調，甚至選擇主動退出民主政治。
這種效應並非偶然，也並非僅源於個體的心理恐懼，而是在法律設計、情報運作、政治敘事與媒體傳播相互疊加的制度環境中，被系統性地制造出來。
一、從法律到輿論：外國 干涉如何被“擴大化”
在制度層面，加拿大近年來不斷強化針對外國 干涉的法律與政策工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法》（CSIS Act）將“外國影響活動”界定為對加拿大利益造成損害、且具有秘密性或欺騙性的行為，並將其納入“對加拿大安全的威脅”之列。這一定義在情報工作中具有合理性，因為情報評估本身就是風險導向的，而非司法定罪導向的。
然而，問題恰恰出現在情報語言進入公共領域之後。當“合理懷疑”“潛在風險”“可能關聯”等內部工作用語，通過匿名消息、媒體披露或政治發言進入公共輿論時，它們往往被簡化為“事實判斷”。在缺乏可核查證據的情況下，社會只能看到結論，卻看不到證據梯度，於是懷疑開始自動擴張。
這一點在隨後通過的《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Act》（FISA）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該法通過新增或強化刑事條款，將“為外國實體的指示、利益或關聯而實施影響政治過程的行為”列為嚴重罪行，部分情形下甚至可適用終身監禁。立法目標是明確的：打擊真正的惡意 干涉行為，尤其是跨國鎮壓與秘密操縱。
但在現實社會中，“為外國實體行事”這一構成要件極易被公眾誤讀為“與外國有關聯”。語言、族裔、移民背景、跨境社交、文化或學術交流，在輿論中往往被模糊地混同為“潛在代理風險”。法律意圖針對的是“受指示、為其利益行事的行為”，但社會懲罰卻往往落在“身份相似的人”身上。
與此同時，政府推動建立外國影響透明度登記制度（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Registry），原本旨在提高政治遊說與影響活動的透明度。然而，在高度政治化的語境中，登記行為本身很容易被公眾理解為“可疑標記”。如果缺乏明確的邊界、豁免條款和反污名化配套，這種制度反而可能迫使合法參與公共事務的個人與社區組織選擇退縮，以避免被貼上標簽。
二、寒蟬效應：當民主參與變成一種“風險行為”
正是在上述法律與敘事環境下，“寒蟬效應”逐漸顯現。它的表現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種廣泛而持續的社會行為變化。
許多華裔加拿大人在公共表達中開始進行高度自我審查：避免對外交政策、人權議題或涉華事務發表任何可能被誤讀的觀點；回避與政治人物、公共機構或國際事務相關的活動；在社交媒體上刻意降低參與度，哪怕只是討論技術、經濟或文化話題，也擔心被“動機化”解讀。
更嚴重的是，這種效應正在侵蝕民主政治最基本的環節——投票與參選。當選舉結果不符合某些政治人物或媒體的預期時，“外國干涉”的指控往往被輕率拋出，而不需要確鑿證據。這不僅是在質疑選舉制度本身，更是在質疑特定族裔選民的判斷力與忠誠度。一些選民因此不再相信自己的投票是安全的，甚至要求“告訴我投哪個候選人不會被事後指責”。
當民主參與從一種權利，變成一種可能帶來聲譽風險、職業風險甚至家庭風險的行為時，退出便成為理性的選擇。久而久之，原本可能成長為積極政治公民的人群，逐漸從公共領域消失。
三、選擇性的國家安全：為何“美國因素”必須被納入討論
這一治理路徑的根本問題之一，在於外國 干涉在實踐中被選擇性地理解和應用。
近年來，加拿大國內圍繞阿爾伯塔省分離主義運動的討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對照案例。多家國際媒體披露，美國政治人物及其團隊與阿爾伯塔分離主義組織進行接觸，甚至出現涉及資金與戰略支持的說法。加拿大總理公開強調國家主權不容外部 干預，相關省級領導人亦作出回應。
這一系列事實至少表明兩點：第一，外國干涉並不只來自被視為“戰略對手”的國家；第二，盟友國家同樣可能出於自身利益，對加拿大內部事務施加影響。然而，這類現象極少被納入加拿大主流“外國 干涉”敘事框架之中，更不會引發同等規模的立法緊迫感、調查委員會或輿論動員。
這種不對稱性進一步強化了公眾的認知偏差：外國 干涉似乎只與某一個國家、某一種族裔、某一類移民有關。其結果不是更高的國家安全，而是更深的社會分裂。
四、國際比較：加拿大、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分岔點
從比較視角看，加拿大的困境並非不可避免。
澳大利亞在2018年通過了一系列極為強硬的外國 干涉與間諜罪名，其刑事條款明確、刑罰嚴厲，並輔以外國影響透明度登記制度。這種“強刑事化 + 強透明度”的路徑在遏制特定行為上或許有效，但其副作用同樣明顯：華人及其他僑民社區被高度安全化（securitised），社會信任受到嚴重侵蝕。
新西蘭則采取了相對克制的路徑。其近年的立法選擇，是在《Crimes Act》中新增明確的外國 干涉罪名，將構成要件嚴格錨定在“具體不當行為”與“對國家受保護利益的損害”之上，並在政策溝通中反覆強調：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來源，治理對象是行為，而不是族群。這種做法並非沒有風險，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寒蟬效應的外溢。
相比之下，加拿大的問題不在於法律是否存在，而在於情報—政治—媒體之間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緩沖。當證據不可見、敘事高度可見時，社會懲罰便會先於司法程序發生。
五、走出困境：把政策修正寫回民主原則之中
如果加拿大希望在應對外國 干涉的同時，避免進一步傷害社會凝聚力，就必須在政策實踐中作出結構性調整。
首先，外國 干涉治理應當始終以具體行為為對象，而不是以身份、背景或族裔為替代指標。這意味著，在執法、公訴和公共溝通中，必須反覆、明確地區分“與外國有聯系”與“受外國指示、為其利益行事”之間的本質差異。
其次，政府在公開溝通中有責任建立清晰的證據梯度。風險評估、情報判斷與刑事指控不應混為一談。即便出於保密需要無法公開全部細節，也應避免使用暗示性語言，將社會引向自行“補全事實”的危險路徑。
再次，所有透明度與登記制度，都必須同步引入反污名化機制。登記不等於違法，更不等於不忠誠。若這一點無法被制度性地反覆強調和執行，那?所謂透明度只會適得其反。
最後，加拿大應當把族裔社區視為國家安全的合作夥伴，而非潛在問題來源。在應對信息操縱、跨國鎮壓等真實風險時，社區的信任與參與本身，恰恰是最有效的防線。
結語
外國 干涉是真實存在的挑戰，但一個民主社會如何應對這一挑戰，決定了它究竟是在強化民主，還是在無意中侵蝕民主。若以國家安全之名，縱容證據不足的指控、選擇性的關注和對特定族群的持續懷疑，那?“反 干涉”本身就可能演變為對公民平等與民主參與的系統性傷害。
加拿大完全有能力走出這條危險的路徑，但前提是：把政策理性重新置於恐懼與政治算計之上。
作者：沈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