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後沙月光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今年也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大審判」80週年。
為什麼要有“東京大審判”，因為二戰跟一戰不同，二戰有正義與邪惡之分，是文明與野蠻的決戰，必須用審判方式將那些罪人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再看看日本，每逢815戰敗投降日（它們扭曲為「終戰日」），年年有內閣大臣、國會議員，有時甚至是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
中國官方現在稱之為戰犯神社。為什麼要強調戰犯二字，因為日本人就是想透過參拜戰犯方式，來推翻「東京大審判」的判決結果。
從歷史角度來看，「東京大審判」雖然做出了一系列判決，但這是一場不完整的清算。
由於《波茨坦公告》明確提出“發動戰爭者必須接受國際審判”，於是，日本那些元兇巨惡就開始想方設法逃避審判。
東條英機也表演了自殺秀，1945年9月11日下午，他用一把柯爾特手槍對著自己胸部開了一槍，鬼叫一聲，衛兵聽到後，把他送進了醫院。
此事之後，為了避免日本囚犯以自殺逃避審判，盟國加快了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速度，並嚴加看管這些待審之囚。
1946年1月19日，麥克阿瑟代表盟國宣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日成立。
法庭憲章第6條規定，戰爭犯罪分為三種：
破壞和平罪（針對策劃或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政高官罪行），被定罪者為甲級戰犯。
戰爭犯罪（針對違反戰爭法則的罪行），被定罪者為乙級戰犯。
違反人道罪（針對殺害、奴役、強姦、虐待以及其它不人道行為的罪行），被定罪者為丙級戰犯。
法庭由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印度、菲律賓11國各派一名法官組成「國際軍事法庭」。
法庭庭長由澳洲人韋伯擔任，中國法官是42歲的梅汝璈。
然而，還沒開庭，法官們就為座次問題吵了起來。
法國法官爭取坐前排，印度法官也來爭。韋伯認為不應以國家大小分前後排，他建議自己右手邊為美、中、法、荷、印；左手邊為英、蘇、加、新、菲。
梅汝璈憤然離開會議室，回到自己辦公室，他不幹了。
這場「爭番位」風波爆發後，盟國商定以接受投降國簽署次序排座，韋伯兩側分別為美英和中蘇，印度和菲律賓在後排最外側。
「爭番位」預示著法庭內部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問題，多審、多判、快判變得非常困難。
法官需要審看的各國文字文件有4萬多頁，書面證據有4千多件……經過4個個多月努力工作後，1946年5月3日上午11時15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
28名日本甲級戰犯由美國憲兵從5公里外的巢鴨監獄秘密押送到審判室。
尋死不成的東條英機，站上了被告席。
還有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梅津美治郎、廣田弘毅、賀屋興宣、木戶幸一…
經過長達兩年半的「馬拉松」式審理，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讀1212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10位法官輪流宣讀整整9天才完畢。
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名甲級戰犯被判絞刑。
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煙俊六、平沼驃一郎、星野直樹、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島田繁太郎、鈴木貞一、賀屋興宣、白鳥敏夫、梅津美郎16人被判無期。
東鄉茂德被判20年、重光葵被判7年。松岡洋右和永野修身因已死亡被“免予起訴”，大川周明“因患精神病中止審判”。
1948年12月22日23時，7名戰犯被執行死刑。
「東京大審判」畫上了一個句點。
但事實上這是一個逗號，因為倭君裕仁逃過了審判，甚至不用出庭。還有，列入甲級戰犯起訴名單的岸信介（安倍晉三外公）也沒有被定罪，後來他還當上了首相。
美國為了一己之私，讓不少在押戰犯提前釋放，並回歸政壇。
所以說，這是一場不完整的清算，給日本人留下了「翻案」操作空間。
審判過程中最明顯問題是–被起訴的戰犯太少，日本夠得上甲級戰犯的怎麼可能僅僅不到30人？
那麼，中國檢察官為什麼不把更多的日本戰犯送上法庭？
因為當時梅汝璈加上檢察官向哲濬、秘書裘紹恆、劉子健總共才4人，而他們要面對的是海量的工作。
蘇聯有70多人，美國有100多人。
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罪行最大的受害國，照理說，審判團隊的人數應當最多，但真正人數卻跟打醬油的法國差不多。
為什麼會少得可憐？因為蔣委員長並不重視東京大審判。
甲級戰犯罪大惡極，但他們並沒有親手殺人放火，這跟乙級、丙級戰犯的速審速判並不一樣，甲級戰犯罪證需要在日本蒐集。
根據後來估測，中國法官、檢察官及司法助理至少需要200人以上，才能及時進行罪證蒐集，起訴更多的甲級戰犯。
然而，中方加上後來增加的一些人手，總共也不過十來人。
法庭審判原則是“無罪推論”，沒有“犯罪鐵證”就無法起訴成功。而日本人有的是時間銷毀機密文件，會議紀錄、私人日記，串供偽證。
在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梅汝璈盯住了裕仁，說服韋伯同意將裕仁列為首要戰犯，並出庭受審。
但美國搞起了政治花樣，美國籍總檢察長季南遵照美國政府指令，堅持不起訴裕仁，裕仁就這樣被放過。
法庭還有更奇葩的行為，印度法官帕爾，不知道是因為讓他後排靠邊，心懷不滿，還是被聖母附身？
他寫了一份十多萬字的“異議書”，每一頁嗶嗶的都是“仁義道德”，要求法庭宣判所有被起訴人無罪。
帕爾的邏輯：
一、法不溯及既往。這些罪名都是戰後定的，而日本人的戰爭行為是在罪名設立之前。
二、戰爭是國家行為，個人不應為此負責。
三、東京大審判只審判戰敗的日本人，而沒有審判戰勝方的戰爭罪行，這是報復行為，是不公平的。
他還扯上印地安人被殖民的苦難，質問法庭為什麼不審查殖民者罪行？
他對日本遭受東京大轟炸以及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非常痛心，這不是罪行嗎？
因此，被勝利者所掌握的審判權，就不能代表普遍正義。
帕爾最後把境界提升到了“世人需以寬宏、諒解、悲憫為本”，法庭最正義的審判結果就是“全員無罪”。
1946年，印度是誰推薦帕爾的？就是甘地和尼赫魯。
而帕爾是印度「皇協軍」頭子鮑斯的追隨者，更不可思議的是，1947年8月15日印度獨立建國時，國大黨將這個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的敗類奉為“國父”，至今他的畫像還掛在印度議會，莫迪每年要去拜拜。
帕爾的言論雖然不影響法庭審判結果，卻成了日本人洗白侵略罪行，扮演戰爭受害者的工具。
後來，戰犯神社還特意為他立了紀念碑。
因為對日本戰爭罪行清算不完整，所以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並沒有被徹底清除，這具殭屍正在復活中。
中國絕不允許日本翻案，東條英機等人就是戰犯，沒有任何其它身分。
《聯合國憲章》當中有針對二戰法西斯戰敗國所製定的約束條款，也就是敵國條款。
9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重申「敵國條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條、第77條和第107條，敦促日本當局切實恪守《日本投降書》所確認的國際義務。
這不是威脅，這是對蠢蠢欲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嚴厲警告：篡改歷史、重蹈覆轍，必定自取滅亡。
日本人再不認罪悔改，新帳老帳早晚要一起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