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鵬
（天津行政學院）
任定成
（山西大學）
【引言】謀略，作為人類應對複雜社會互動，尤其是在沖突與競爭環境中尋求最優解的高級智慧，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享有崇高地位。其精髓，如《孫子兵法》所倡導的“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追求的是一種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解決路徑，深刻體現了以智取勝、以弱勝強、以柔克剛的東方哲學。數千年來，浩瀚的史籍與絢爛的文學共同構築了一個充滿謀略智慧的世界，無數經典案例深入人心。
然而，若僅從人文與歷史的角度解讀這些謀略，往往易於陷入就事論事的敘事，或賦予其過度神秘化的色彩。現代科學視角要求我們，任何有效的策略都必須建立在對行為主體（包括個體與群體）的客觀實力、所處環境及內在動機的系統分析之上。在此背景下，動物行為學（Ethology）作為一門研究動物（自然包括人類）行為模式、機制與進化意義的自然科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堅實的研究框架。它跨越了人文與科學的鴻溝，使我們得以從攻擊與防御、利他與合作、領地與資源競爭等生物本能層面，重新審視與詮釋中國古代謀略的深層邏輯。
本文即是一次初步的嘗試。我們將借鑒動物行為學中關於爭鬥策略、利他主義、領地行為等經典理論，分別對應闡釋中國古代的經典謀略案例，如“當陽之吼”、“破釜沈舟”之於資源競爭，“漢匈聯姻”、“蘇秦合縱”之於政治聯盟，“修長城”、“挾天子”之於空間與權力控制。我們期望，這種跨學科的解讀，不僅能揭示人類謀略行為中潛藏的“動物性”根基，也能為理解人類社會行為的普遍規律提供有益啟示。
一、當陽之吼、破釜沉舟與資源占有潛力（RHP）的博弈
在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中，動物個體間為爭奪食物、領地、配偶等稀缺資源而發生的沖突是常態。然而，並非所有沖突都必然導致你死我活的肉體搏殺。大量觀察表明，動物會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評估與信號傳遞系統，用以在投入實際戰鬥前判斷勝負概率，從而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和身體傷害。這套系統的核心，在於對“資源占有潛力”（Resource Holding Potential， RHP）的評估與展示。
RHP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指個體在沖突中能夠保有和控制有價值資源的潛在能力。它通常與一系列可觀測或可感知的指標正相關，例如：體型大小、武器（如角、爪、牙）的威力、當前的營養與健康狀況、過往的戰鬥經驗以及年齡所代表的成熟度等。RHP較高的一方，在沖突中獲勝的概率更大。因此，在多數情況下，當雙方通過某種形式的“炫耀”（display）行為清晰展示各自的RHP後，劣勢方往往會主動選擇退卻（鴿策略），這對其而言是一種符合進化理性的經濟選擇——節省了時間與能量，並規避了受傷或死亡的高風險。
人類戰爭，作為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群體沖突，其底層邏輯與動物的資源競爭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中國古代軍事家雖未提出RHP這一概念，但其謀略思想的核心，正是建立在對敵我雙方實力（即廣義RHP）的精確評估與巧妙操控之上。當雙方存在明顯不對稱時，通過謀略的運用，完全可以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
1. 當陽之吼：高RHP的威懾性炫耀
《三國志‧張飛傳》記載的“當陽之吼”，是展示高RHP以達成戰略目標的經典案例。當時，劉備（161—223）在當陽長阪坡被曹操（155—220）的精銳騎兵追擊，形勢危如累卵。張飛（？—221）臨危受命，率二十余騎斷後。他的策略並非埋伏或偷襲，而是“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並發出雷霆之吼：“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這一行為，從動物行為學角度看，是一種極其典型的高RHP炫耀。他通過占據有利地形（據水）、破壞退路（斷橋）強化了決絕的姿態，更通過個人威名（“張益德”的標識）和極具攻擊性的肢體語言（瞋目橫矛）與聲音信號（怒吼），將自身極高的個體RHP（勇猛善戰的聲譽與體魄）淋漓盡致地展示給對手。
曹操的騎兵在面對這一清晰無誤的高RHP信號時，其反應與許多動物在遭遇更強競爭者時如出一轍：他們“皆無敢近者”。曹軍選擇了回避直接沖突的“鴿策略”。這是因為，盡管曹軍在整體軍力上占據絕對優勢，但在長阪橋頭這一特定的時空節點上，張飛個人所代表的局部RHP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強行進攻意味著即便獲勝，先鋒部隊也必然要付出慘重代價。張飛通過成功的炫耀行為，放大了己方在微觀戰場上的相對實力，從而實現了戰略目的，這正是不折不扣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2. 破釜沉舟：動機強度對RHP的補償與超越
RHP並非一個完全客觀、靜態的數值。除了上述的“硬件”指標外，個體的“冒險意願”或“動機強度”是構成其有效RHP的另一關鍵軟性要素。動物行為學研究發現，個體對特定資源的“估值”會因其內在狀態而劇烈波動。例如，一只饑餓已久的動物，對於食物的估值會遠高於一只飽腹的動物；一只處於繁殖期的雄性，對於配偶的爭奪意願會空前強烈。這種高估值會轉化為極高的動機強度，使得即使其在體型、力量等傳統RHP指標上處於劣勢，也可能爆發出超常的戰鬥力，甚至戰勝硬件更強的對手。
中國歷史上膾炙人口的“破釜沉舟”戰例，完美詮釋了動機強度如何彌補乃至超越硬件RHP的不足。《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前232─前202）在與秦軍主力決戰前，下令全軍“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這一系列行為，從表面上看，是主動放棄了後勤保障與退路，實質上是誇張地降低了軍隊的硬件RHP。然而，其深層用意在於，通過制造“不勝則死”的絕對困境，極大地提升了每一位士兵對“勝利”這一生存資源的估值。當勝利成為生存的唯一選項時，全軍上下的戰鬥動機被激發至頂點。
此時，楚軍士兵的“資源值”（Resource Value）即他們對勝利所賦予的主觀價值，被提升到了極限。這種極高的動機強度，有效地補償了他們因缺乏退路而降低的硬件RHP，使得整體的有效RHP不降反升。最終，楚軍“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創造了以少勝多的軍事奇跡。此謀略揭示了爭鬥中一個關鍵原理：勝負不僅取決於誰更強壯（RHP高），也取決於誰更願意為勝利付出代價（動機強）。在這一點上，人類與動物在漫長的進化中共享著同一行為邏輯。
3. 李廣疑敵：信息不對稱下的虛張聲勢
在動物界，當雙方RHP對比並非懸殊，或信息傳遞不完整、不準確時，“欺騙”策略便應運而生。弱勢一方可能會通過誇大自身體型（如豎立毛發）、增強聲音威懾或做出不符合其真實實力的進攻姿態，來誤導對手，使其高估己方的RHP，從而不敢應戰或主動退卻。這種“虛張聲勢”（Bluff）本質上是一種信息戰。
漢代名將李廣（？—前119）的百騎退敵，便是此策略的精彩演繹。《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李廣率百騎遭遇匈奴數千騎。正常情況下，百騎對數千騎，RHP對比極度懸殊，撤退是理性選擇。但李廣深知，此時若逃，必被追擊殲滅。他反其道而行，不僅不逃，反而下令前進至距匈奴陣二里處，下馬解鞍，臥地休息。這一系列行為，向匈奴傳遞了一個極其矛盾且危險的信號：一支小分隊敢於如此逼近且姿態悠閒，其背後極有可能埋伏著大軍（高RHP支援）。李廣成功地扮演了一個“高RHP誘餌”的角色。
匈奴的決策過程體現了在信息不確定下的風險規避：他們無法確定李廣的真實RHP（是否有伏兵），但進攻一個可能是誘餌的目標，風險極高（可能陷入重圍）。於是，“胡兵終怪之，不敢擊”，直至半夜引兵而去。李廣通過精心設計的炫耀行為（前進、解鞍），制造了信息迷霧，誤導了對手的RHP判斷，從而在絕對劣勢下保全了部隊，實現了戰術目標。
二、漢匈聯姻、蘇秦合縱與利他主義的進化邏輯
自1960年代以來，生物學研究逐漸打破了“自然界純粹是自私與競爭”的簡單圖景，廣泛存在的利他行為及其進化機制成為研究熱點。主流理論認為，利他行為主要可通過“親緣選擇”與“互惠利他”兩種機制得以進化。這兩種機制，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政治中複雜的聯盟與合作謀略，提供了深刻的科學注腳。
1. 漢匈聯姻：親緣選擇理論的政治實踐
漢密爾頓（William D. Hamilton，1936—2000）提出的親緣選擇理論指出，一個個體之所以會做出犧牲自身利益（降低自身“適合度”）以幫助其他個體的行為，是因為施惠者與受惠者之間共享一定比例的相同基因。幫助親屬生存與繁殖，實際上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傳播自身的基因。因此，親緣關係越近，利他行為的發生頻率與強度通常就越高。這一“自然律”在社會性昆蟲、鳥類、哺乳類乃至人類社會中普遍適用。
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政治聯姻”，正是親緣選擇理論在宏觀政治層面的生動體現。西漢初年，劉敬（婁敬）向劉邦（前256/前247－前195）提出的與匈奴和親之策，便是其中的典範。他建議將嫡長公主嫁給匈奴單於，其長遠規劃是：“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於。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這一策略的核心，是試圖通過建立穩固的血緣紐帶，將漢朝的政治基因（文化、制度、影響力）悄然植入匈奴的權力核心。在親緣關係的倫理框架下，未來的匈奴統治者（漢朝皇帝的外孫）對漢朝的態度必然會發生變化，從而緩解敵對，促進合作，最終實現“漸臣”的政治目標。
同樣，在三國時期，東吳之主通過婚姻與重臣周瑜結為“骨肉之恩”（連襟），這種擬親緣關係的締結，極大地強化了周瑜對孫氏政權的忠誠度。當曹操派蔣幹遊說周瑜時，周瑜以“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回絕，清晰地表明了親緣關係在維繫政治同盟中的強大凝聚力。這些都是利用親緣利他本能來鞏固內部團結、增強集團競爭力的成功謀略。
2. 蘇秦合縱：互惠利他主義的利益聯盟
互惠利他理論由特里弗斯（Robert L. Trivers，1943— ）等人系統闡述，它解釋了無親緣關係的個體之間為何也會出現利他行為。其核心在於“投桃報李”——個體此次冒著一定風險（降低自身暫時適合度）幫助另一個體，是期望在未來某個時刻能得到對方更大的回報，從而在長遠來看提升自身的整體適合度。這種合作模式的成立，需要滿足幾個關鍵條件。
戰國時期，蘇秦（？—前284/前317）倡導東方六國“合縱”以抗強秦，堪稱人類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複雜的互惠利他聯盟實踐。我們可以用互惠利他的框架對其進行分析：
條件一：施惠需付出代價。合縱聯盟中，每個成員國都需要承諾在盟友遭受攻擊時出兵相助，並可能需要在經濟、物資上做出貢獻。這意味著它們需要讓渡部分自身利益（降低本國短期適合度）。
條件二：施惠需使受惠者受益。當一個成員國受到秦國威脅時，其他盟國的援助能使其轉危為安，保全社稷。這極大地提高了受援國的生存適合度。
條件三：合作總收益大於零和。如果六國不聯盟，將被秦國各個擊破，集體覆滅。而聯合起來，雖各有付出，但能形成戰略均勢，保全國家。這是一個典型的非零和博弈，合作帶來的總收益遠大於各國不結盟孤立收益之和。
條件四：回報的非即時性。援助行為與獲得回報（他國未來的援助或自身安全的保障）並非同時發生，存在時間差。聯盟的價值在於提供一種長期的安全預期，而不是像在集市上那樣現場即時交易。
條件五：識別與懲罰“騙子”。聯盟必須有能力發現並懲罰背盟者（不履行援助義務的國家）。歷史上，張儀（？—前309）推行“連橫”之策，正是利用並放大六國之間的猜疑與背叛傾向，從而瓦解合縱。這反證了識別機制的重要性。
條件六：存在重復互動的機會。六國地理位置相鄰，面臨共同的長期威脅（秦國），這意味著它們之間有大量未來互助的可能性，使得當前的投資（施惠）具有期待回報的價值。
蘇秦的合縱之策，本質上是通過一套制度設計，將六個獨立政體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安全綁定，構建一個基於互惠利他邏輯的集體安全體系。
3. 質子生境：環境馴化與混合利他
“納質為押”是中國古代另一種維繫政治平衡與信任的常見手段。諸侯國或附屬國將太子、公子等重要人物送往中央王朝或盟主國作為人質，即“質子”。這一行為，可以看作是聯盟中“損己”（交出重要人質以示誠意）的一部分。然而，入質國對待質子的方式，往往超出簡單的羈押，而是給予優渥的待遇，甚至授予官職、允許聯姻。
從動物行為學角度看，這類似於“生境選擇”中的印痕效應。動物在早期發育階段如果處於某種特定環境中，會對其產生偏好，並影響其成年後的生境選擇。入質國通過為質子提供優越的“生境”（生活環境、文化氛圍、政治待遇），使其在成長關鍵期對入質國產生好感與認同。當這些質子日後歸國執政，這種早期形成的積極印象會持續發揮作用，使他們更傾向於與入質國保持友好關係。唐代將質子納入宮廷侍衛系統，清代通過聯姻（如建寧公主嫁吳三桂之子）籠絡藩鎮子弟，都是此策略的運用。
由此可見，質子制度不僅是一種威懾性的抵押行為，更是一種長線的投資，它通過環境馴化與情感聯結，將原本的“損己”代價，轉化為未來獲取政治回報的資本，體現了利他行為中代價與收益在時空上的複雜轉換。
三、修長城、挾天子與領地行為的文化表達
領地行為是動物界最普遍的行為策略之一。動物通過占有、標記和保衛一個特定的空間區域（領地），來確保食物、水源、巢穴、配偶等關鍵資源的穩定獲取。領地具有固定性、排他性，並且是擁有者最積極防衛的對象。人類，作為一種高度社會化的動物，其領土意識與邊界行為，無疑與這種進化而來的生物本能密切相關。盡管人類的領地行為披上了國家、主權、文化、法律等複雜的外衣，但其底層動力機制，仍可追溯至對生存與發展資源的控制與保衛。
1. 守城戰：領地守衛中的RHP強化效應
動物行為學觀察到一個普遍現象：領地占有者在對抗入侵者時，通常享有“主場優勢”，勝率更高。這是因為：第一，占有者熟悉領地內的地形、資源分布；第二，領地對占有者而言蘊含了極高的資源值，失去領地可能意味著生存危機，因此其防衛動機極其強烈；第三，入侵者往往是在試探性擴張，其冒險意願相對較低。
中國歷史上眾多著名的守城戰，如南朝的盱眙之戰、北魏的玉璧之戰、唐朝的睢陽之戰、明代的寧遠之戰等，都清晰地體現了這一“領地守衛效應”。守城方通常具備以下特點：首先，所守城池多為戰略要地，關乎更大領地的安全；其次，守方充分利用對地形環境的熟悉，修築城墻、挖掘壕溝、儲備糧草器械，進行周密準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守城軍民深知城破則家亡，其戰鬥動機（資源值）被提升至極限。正是這種基於領地存亡的強大動機，往往能夠彌補他們在兵力（RHP硬件）上的不足，從而創造出以弱勝強的守城奇跡。這與一只雄性動物在巢穴附近擊退更強壯的入侵者，其行為邏輯如出一轍。
2. 長城：農耕文明的巨型有形領地標記
動物會使用多種方式標記領地邊界，以警示同類，減少不必要的沖突。標記方式包括視覺標記（如狼的抓痕、雄鳥的炫耀場）、聲音標記（如鳥鳴、狼嚎）、氣味標記（如尿液、腺體分泌物）等。人類則將其發展為更複雜、更持久的物質形態，其中最為壯觀的體現，便是中國的萬里長城。
長城，是戰國時期各國築墻自守傳統的集大成者，其後由秦漢等王朝持續修建與連貫。它是一條宏大、連續、可見的邊界線，是農業文明用以區隔遊牧文明、宣示資源控制範圍的巨型“有形領地標記”。它的修建，是農業政權在“資源需求”與“防御成本”之間進行權衡的理性選擇。領地並非越大越好，過大的領地意味著防衛成本急劇上升。長城，實際上標定了在當時的科技、經濟與軍事條件下，中原王朝所能有效控制和願意投入資源保衛的農業區域的北方極限。
這道標記不僅劃分了地理空間，更塑造了數千年的文明互動格局。長城以南，是精耕細作的農耕經濟；以北，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經濟。遊牧經濟的非自足性，驅動著草原民族不斷嘗試突破這道邊界以獲取資源。因此，長城沿線成為了兩種生計方式、兩種文明形態持續進行資源競爭與交換的前沿。盡管修建長城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被視為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但從長遠看，它為農耕文明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北部屏障，節約了常態化的邊境軍事投入，其戰略價值不容忽視。長城這堵最長時總長度超過2.1萬千米，配有大量城、障、亭、標的複雜“大墻”（the Great Wall）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從某種意義上看，它雖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領地標記，但也遠遠超越了有形領地標記的範疇。
3. 挾天子：權力格局中的無形領地標記
除了有形的物理邊界，人類還發展出更為抽象的“無形領地”概念，即對權力、影響力、合法性等非物理空間資源的控制。筆者與合作者曾於2016年發表文章提出“無形領地標記”的概念，用以描述個體或群體通過符號、儀式、制度等手段，宣示其對特定權力場域的控制權。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最具代表性的無形領地標記，莫過於“天命”所歸的“天子”身份。
在“君權神授”的政治哲學中，天子是世俗權力的最高象征，是政治合法性的終極源泉。地方諸侯或權臣所占據的地理空間與權力空間，其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天子的授權或認可。因此，控制天子，便意味著掌握了重新定義權力邊界的符號資本。其中最典型的謀略，便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戰國策‧秦策一》中，張儀向秦惠王（前356—前311）獻策，主張“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雖然此策當時未被采納，但其精髓在東漢末年由曹操成功實踐。曹操將流離的漢獻帝迎至許都，“挾天子”以自輔。他利用天子名義發號施令，征討不臣，在政治上占據了絕對的制高點。通過控制天子這一最高權力符號，曹操成功地完成了“無形領地標記”的改寫：他將自己的軍事集團標記為中央王權的合法代表，而將其他割據勢力標記為需要被收服的地方勢力。這不僅賦予了其軍事行動以合法性，更在輿論和人心爭奪戰中取得了巨大優勢。
類似地，歷史上成功的起義領袖，如劉邦）編造“赤帝子斬白蛇”神話，朱元璋（1328—1398）利用“明王出世”的預言，都是在為自己創建新的“無形領地標記”，通過構建“天命所歸”的形象，來爭奪對“天下”這一最大“無形領地”的控制權。
結 語
人類的行為，包括那些被視為高度智慧結晶的謀略，並非憑空產生，其深處潛藏著與生物進化史相連的古老本能。動物行為學以其客觀、系統的分析框架，為我們解讀中國古代謀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自然科學視角。從RHP的評估與操控，到親緣與互惠利他的聯盟構建，再到有形與無形領地的標記與守衛，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在政治、軍事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與動物在生存競爭中的行為策略，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相似。
本文所作的詮釋，僅是跨學科探索的一個開端。這些案例初步表明，對中國謀略文化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人文敘事的層面，而應勇於吸納包括動物行為學在內的現代科學成果，探尋其背後的生物行為基礎。我們誠摯希望，這篇嘗試之作能夠激發起更多生物學、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等領域學者的興趣，共同推動對中國智慧乃至人類普遍行為模式的更深層次、更廣維度的研究。當人文的深邃與科學的精確相遇，我們或許能更接近那些驅動歷史與文明發展的底層密碼。
原载：加拿大《华侨时报》2025年10月10日第16和17版“新视野”文化思想学术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