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僅制定了2023年疫情后的經濟增速短期目標，同時還有著清晰的2035年戰略經濟目標。二十大報告將這一目標定位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稍早之前，2020年召開的十九大圍繞“十四五”規劃的討論得出結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兩個目標本質上是相同的。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2035之前中國GDP年均增長至少4.6%。
但最近，西方流行一種論調，認為中國無法實現這一目標。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2023年編制的《2022年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工作人員報告》中預測，2028年中國GDP增速將放緩至3.4%， 2031年將放緩至3.1%。 [1]貝萊德則發表報告稱：“到本世紀20年代末，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降至3%左右。”[2]
一份數據嚴謹、結論荒謬的報告：“優等生”中國必須向“差等生”看齊
如果真如預測所言，這種放緩的影響顯而易見——中國將無法實現2035年目標。類似諸多分析均宣稱，中國將停留在中等收入經濟體水平。因此，英國《金融時報》在題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後果》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現在發現自己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經濟體’這一說法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用來描述新興經濟體實際上無法真正持續高速發展的現象。”[3]
對這一針對中國的觀點，高盛的一份報告給出了更為全方位的分析，該報告的標題一目了然——《中央王國：中等收入》，即中國將無法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仍將位列中等收入經濟體。這一說法的依據源自高盛的報告：“2027年中國GDP增速將放緩至3.5%，2032年將放緩至2.5%——十年期的平均年增長率為3.4%”[4]
高盛作為一家投資銀行，面向全球提供金融諮詢服務
儘管高盛的報告包含一些極為錯誤的結論，但它有一個優點，是其他類似說法沒有的。高盛的報告並非立足於西方的一些道聽途說，而是試圖為其說法與其所謂的影響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嚴謹的數據依據。但如下文分析所示，高盛的報告預測，是用西方庸俗經濟學的錯誤經濟理論得出結論——中國將走向經濟自殺！如果這種錯誤理論在中國被奉為真理，將極具危險性。
首先，高盛的報告採用了最典型的扭曲形式。也就是說，它採用虛實結合、真偽並存的手法，以達到混淆視聽的目的。比如，高盛100多頁的報告，佔用了數十頁的篇幅闡述“中國將遏制增長和創新”[5]：“ ‘政策的不確定性阻礙了創新’[6]……‘中國人口多半沒有受過教育’[7]”。甚至得出結論：“我們認為，中國仍將位列中等收入經濟體，不僅是因為其增長疲軟，還因為其在提高生產率的關鍵指標上的排名較低，甚至低於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8]
駁斥這些具體的指控很容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高科技產業競爭方面與美國旗鼓相當的經濟體，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高於所有主要經濟體。至於勞動生產率，中國的GDP增速高於所有主要發展中國家，同時，自2015年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略有下降，這反映為該國總工作時長有所下降，所有產出增長的部分都源自勞動生產率生長等因素。
簡單反駁這些錯誤實際上並不是重點，因為高盛自己的報告數據表明，事實上，即便所有這些指控都是真實的（當然不是），它們也決定不了什麼。高盛報告被迫將一些真實的數據包括在內，否則這項研究表面上看起來就不夠嚴謹。根據高盛自己的預測，中國經濟增速將降至他們所說水平的壓倒性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預計投資佔中國經濟比重將有所下降——這是導致GDP增長下降92%的原因。
確切地說，根據高盛的報告計算，中國GDP年均增速將下降2.6%——從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資本投資所佔GDP增長下降了2.4%的壓倒性影響——從 4.8%降至2.4%。 [9]高盛報告預測，由於92%的GDP增長下降源自資本投資下降，僅8%的GDP增長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長源自投資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報告數據顯示，如果投資未有下降，中國GDP年均增速只會從6.0%降至5.8%——這一水平很容易讓中國超額完成2035年目標。
簡言之，高盛的報告花費了大量筆墨在不實的指控上，然而高盛自己的數據顯示，即便這些指控屬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區別，只有投資下降才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這份高盛報告的大部分內容只是“欲蓋彌彰”——列出一大堆事情，又用自己的數據證明這些事無關緊要。
高盛的報告在談到資本投資對GDP增長貢獻下降的原因時表示，這是因為“投資佔GDP比重預計將從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 [10]如下文分析所示，毫無疑問，10年間投資佔GDP比重下降7%將導致中國增長率大幅下降。那麼問題來了，中國為什麼要這樣做？也就是說，中國為什麼要通過大規模地削減投資來進行經濟自殺？
報告認為，中國之所以會以這種經濟自殺的方式削減投資，從而令中國無法實現2035年目標，是因為“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投資佔GDP比重平均為34%”（見圖1）。
圖1
但是，首先，這個邏輯很奇怪。中國的表現遠遠優於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那麼它為什麼要放棄最成功的道路，而走不太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效仿中國才合乎邏輯。
但顯然，高盛的報告認為，優等生（中國）應該照抄差等生（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作業。想像一下，如果高盛將這一點應用到他們對客戶的建議中，呼籲最成功的公司放棄其戰略，向不太成功的公司學習，相信它幾乎很快就會失去所有客戶。但就國家而言，它卻提出這種奇怪的邏輯，即優等生（中國）應該向差等生（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看齊。
我們不清楚高盛是否認真思考過他們的研究結論。目前，中國既是發展中經濟體，同時也是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事實上，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達34%的唯一原因是，這一數字包括了中國。如圖2所示，除中國外的所有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僅為20%，除中國外的所有發展中經濟體的這一數據僅為23%。
圖2
無論如何，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後果顯而易見。顯然，如果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下降到所有發展中經濟體或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那麼預計中國GDP增速也將跌向其他中等收入經濟體水平，這意味著中國也將重蹈它們的覆轍，無法躋身高收入經濟體——這樣的決定是經濟上的自殺行為。
美國用這招打擊競爭對手，屢戰屢勝
事實上，削減競爭對手投資佔GDP比重，來減緩競爭對手經濟增速，這種手段對美國來說並不新鮮。相反，這一套路是美國歷史上用得最多的，也屢戰屢勝。特別是自二戰以來，當美國發現其他主要經濟體GDP增速快於它時，這樣的手段它曾用過三次。這些倒霉的競爭對手是：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國；
·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
·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亞洲四小龍。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手段，源於它在二戰後歷史性地面臨全新的經濟形勢。 1914年之前，由於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更高，美國超越了當時的全球超級經濟大國——英國。除大蕭條時期外，美國的經濟增速也超過了取代英國的另一個強國——德國。
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發現自己面臨一種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史上第一次，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首先是西德，接著是日本，他們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和GDP增速開始遠高於美國。
到1955年，西德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26.9%，美國則為21.9%；到1964年，德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更是達到30.0%。同年，日本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34.6%，美國則為22.7%。
與這種變化相對應，到1955年，西德GDP年均增速為8.9%，美國則為4.6%；到1965年，日本年均增速為9.4%，美國則為5.1%。
因此，這是美國經濟歷史上第一次被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超越和擊敗，導緻美國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大量流失。 1950年至1971年，美國黃金儲量下降一半以上，從20000噸降至9000噸。
位於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面對這種競爭威脅，美國採取的手段不是加快自身的經濟增長，而是利用政治和經濟手段大幅減緩競爭對手增速，這種套路幾十年來屢試不爽。美國是德國和日本的軍事保護者，因此它可以利用強大的影響力來影響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政策。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利用政治強權迫使德國重新評估德國馬克，從而降低其競爭力，並不再將其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美國對德國的軍事保護是如何影響德國經濟政策的，在1967年3月的“布來辛信函”中暴露無遺。該函是西德中央銀行行長寫給美聯儲主席的，他在該函中明確指出：
“偶爾有人擔心，美國在德國駐軍所產生的支出可能會導緻美國損失黃金……當然，您很清楚，德國聯邦銀行在過去幾年裡並未將任何美元兌換成黃金……您可以放心，德國聯邦銀行未來也將執行這一政策。”美國發現上述手段還不足以解決問題時，遂於1971年8月對其競爭對手（特別是西德和日本）進一步採取單方面措施。
8月13日，時值週末，美國暫停履行美元與黃金兌換的承諾，並對進口商品一律徵收10%的附加稅。美國通知其他國家，只有提高本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美國才會取消這10%的關稅。 1971年9月下旬，美國同樣單方面通知當時最富有的十國集團，它需要130億美元的增益來平衡貿易收支，即從50億美元的赤字轉為80億美元的盈餘，對此沒有商量的餘地。在這種壓力下，1971年12月達成的《史密森協定》將包括馬克和日元在內的其他主要貿易貨幣兌美元匯率提高了11-17%。
這些措施並沒有提升美國的經濟增速。如圖3所示，美國長期經濟仍維持緩慢增長態勢，但這些措施則極為成功地減緩了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均有所放緩，不再超過美國。因此，那些在美國熱衷於走對抗性路線的人已經堅信，通過減緩其他國家經濟增速，而不是加快美國自身經濟增速，就有可能贏得競爭。正如下文分析所示，這樣的套路再次被美國反複使用。
圖3
美國為了大幅減緩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速，創造的最顯著的效應就是削減了兩者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德國和日本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峰值水平急劇下降——德國從1964年的30.6%降至2021年的22.0%，日本則從1969的41.2%降至2021的25.0%。德國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國的水平——略高於20%；日本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和美國的差距，則從19.2%的峰值降至僅為4.2%。如圖4所示，與峰值水平相比，德國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下降29%，日本這一數據則為39%。
圖4
但事實上，這一總固定投資數據大大低估了德國和日本投資下降的嚴重性，因為它沒有將固定資本折舊（固定資本消耗）考慮在內，總固定投資的很大一部分只是用於更換消耗/折舊的資產，而不會增加資本存量及其對增長的貢獻。圖5所呈現的是美國、德國和日本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比較——世界銀行提供的國際可比數據是從1970年開始。
圖5
可以看出，1970年，也就是美國對德國和日本採取1971年措施之前，日本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21.9%，德國為15.8%，美國為8.9%。也就是說，德國和日本淨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在GDP中對其資本存量增長的貢獻分別比美國高6.9%和13.0%。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2020年，美國淨固定資本投資水平實際上高於德國和日本，其GDP年增長率也是如此。 1970年至2020年，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下降4.2%——從8.5%降至4.3%；德國這一比重下降13.5%——從15.8%降至2.3%；日本這一比重則降幅驚人，高達20.5%——從21.9%降至1.4%。因為日本資本存量年增長率極低，其GDP長期停滯就完全解釋得通了。
泡沫經濟時期的日本（圖片來源：網絡）
按1970年水平計算，德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已降至峰值水平的15%，日本降至7%。不可避免的是，鑑於資本投資在增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急劇減速。因此，美國的競爭地位恢復並不是因為本國經濟增長加快，而是因為受固定投資水平下降拖累的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變慢。
亞洲金融危機背後的“美國力量”
美國於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挫敗了西德和日本的競爭後，20世紀80年代又面臨著來自“亞洲四小龍”的競爭，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經濟增速均高於美國。儘管這些經濟體的規模相對較小，對美國的競爭威脅遠遠完全低於德國或日本，但美國依然故技重施。
“亞洲四小龍”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甚至高於西德和日本——新加坡於1984年達到46.2%的峰值，韓國於1991年達到了39.0%。相應的結果是增長極快——1984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速為8.5%，1991年韓國GDP年均增速為9.7%。
但這些經濟體的關鍵弱點是，東亞一些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的國內儲蓄不足以為如此高的投資水平提供融資。到1997年，泰國和韓國的國內儲蓄都不足以為本國固定投資提供融資——他們只得從境外籌集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資金，甚至包括短期銀行貸款。到1996年，每年有1100億美元流向亞洲，主要是銀行間同業拆借貸款，而不是股權投資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資。 [12]
為方便這些短期資金流入，一些東亞發展中經濟體被說服放開國際資本賬戶。 1997年，取消資本管制反過來又允許資金流出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在當年引發了毀滅性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此指出：“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推進過快，可能是造成這場危機的最重要原因。”[13]
亞洲金融危機中破產的股民（圖片來源：網絡）
儘管美國1971年前後處心積慮的單邊行動直接減緩了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但對於美國是否有意促成1997年危機以減緩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速，各方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但顯而易見的是，當危機爆發後，美國就推波助瀾令形勢變得更糟，並反對旨在減輕危機的舉措。特別是，美國在當時強烈反對日本關於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以提供應對這場危機所需資金的提議。
就目前而言，沒有必要判斷美國政府在這場亞洲金融危機中所採取政策的主觀意圖，但一定要認識到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這場危機中的境遇與西德和日本曾經經歷的境遇並沒有什麼不同。經歷這場危機後，遭受重創的亞洲諸經濟體固定資產投資急劇下降並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其經濟增長速度也大為下降。為便於大家對此有更直觀的認識，圖6呈現1996-2021年精確數據：
·新加坡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37.5%降至23.2%；
·韓國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37.5%降至31.4%；
·馬來西亞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42.5%降至19.3%；
·泰國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41.7%降至23.6%。
圖6
在總固定投資下降的影響下，淨固定投資也呈現出同樣的模式。以1996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和2020年最新可用數據之間的差異為例（見圖7）：
·泰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28.0%降至6.5%；
·新加坡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25.3%降至4.0%；
·馬來西亞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23.7%降至-0.8%；
·韓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22.4%降至10.4%。
圖7
在固定投資下降的影響下，增長方面的影響顯而易見。如圖8所示，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1996年到2021年韓國、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GDP年均增速均大幅下降：
·韓國GDP年均增速從8.0%降至2.3%；
·新加坡GDP年均增速從8.% 降至2.5%；
·泰國GDP年均增速從7.9% 降至1.7%；
·馬來西亞GDP年均增速從9.6 降至2.5%。
圖8
因此，無論美國是否故意引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無論美國在強加給該地區的解決方案中持有的主觀意圖是什麼，結果是明確的。正如經濟理論所預測並被西德和日本的經歷所證實的那樣，這場亞洲金融危機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個國家降低其固定資產投資，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降低。美國的手段表明，迫使競爭對手降低投資水平，可減緩競爭對手經濟增速。而美國則通過本國經濟增長無法加快，但使其他國家經濟增長變慢的方法在競爭中取得成功。
中國不是蘇聯，但美國始終沒有放棄誘導“經濟自殺”
現在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在這方面，中國與西德、日本或“亞洲四小龍”截然不同。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政治和軍事上都隸屬於美國，美國可以利用這一點迫使他們採取維持美國霸權的政策，即使這違背了這些國家的國家利益。由於美國是德國和日本的軍事保護者，美國可以向它們施壓，要求它們重新評估貨幣，從而降低它們的競爭力，並採取諸如迫使這些國家降低其固定資產投資等其他破壞性政策（見圖8）。換句話說，美國可以利用其統治地位“謀殺”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
但是，相比之下，中國在軍事上並不依賴美國，因此美國不能像對待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那樣，對中國採取同樣的政治軍事手段，以迫使中國進行同等規模的貨幣重估，以及迫使中國降低投資用於中國經濟比重。再者，中國也並沒有像“亞洲四小龍”中的某些國家那樣，依賴境外資本流入為本國固定資產投資提供融資——恰恰相反，中國始終保持收支盈餘，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內儲蓄總額超過國內投資總額。
美國對擁有核武器的中國發動全面軍事戰爭，也會美國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因此美國國內大多數人，無論是民眾還是軍事/外交政策界，目前都不支持這種政策——儘管美國利用其軍事實力的間接影響，在台灣周圍進行挑撥，以及在中國南海製造危機等。
也就是說，美國沒法“謀殺”中國，擊潰中國的唯一方法就是誘導中國經濟減緩或停止增長。這就是美國必須誘導中國在經濟上“自殺”的原因。
從表面上看，誘導中國這樣的大國實施“經濟自殺”的想法可能看起來很可笑。但歷史表明，事實上，美國對前蘇聯就採取了這一手段並取得了成功。蘇聯自殺部分源自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蘇共的自我削弱，其原因也來自時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策——戈爾巴喬夫誤以為，美國會幫助蘇聯。
戈爾巴喬夫在成為蘇共總書記後，聽任葉利欽領導的蘇共內部發展旨在恢復資本主義的流派。隨後，聽任蘇共內部自行其是，這使得葉利欽早在1990年7月正式脫離蘇共之前就開始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 1991年12月，葉利欽摧毀蘇聯後，資本主義復闢和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俄羅斯遭受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為嚴重的經濟崩潰——這便是“休克療法”帶來的後果。蘇聯解體後的1991-1998年，俄羅斯GDP下降40%，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下降六歲，前蘇聯領土上開始爆發戰爭，30多年後仍在繼續——烏克蘭戰爭只是一系列戰爭中最近和規模最大的一場戰爭。
“休克療法”給俄羅斯帶來的是貧困和動盪
蘇聯擁有極其強大的軍事實力，與美國在軍事上不相上下。但最終，他們無法保衛蘇聯，也無法阻止俄羅斯遭遇歷史性災難——用普京的話來說：“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分裂主義的勝利、俄羅斯的國恥、生活水平崩潰、預期壽命下降、內戰爆發、敵對軍事聯盟幾乎向俄羅斯邊境推進，所有這些都源於戈爾巴喬夫對美國心存幻想。蘇聯潛艇在水中鏽蝕，坦克生鏽，軍事基礎設施癱瘓。蘇聯是從內部被攻破的，它沒有被謀殺，它死於自殺。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驚人的成功，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場歷史性的災難。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找到一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以期他也可能引導中國走上自殺之路。
但是，可以說，美國無法在中國取得這樣的結果，原因很簡單：中國共產黨不是蘇共，中國非但沒有被引入災難，相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斷鞏固和完善，這對美國是一個巨大的障礙。目前，美國不可能像對付蘇共那樣推翻和摧毀中國共產黨。因此，由於無法正面取得成功 ，美國的目標是進行迂迴攻擊。也就是說，美國希望通過內外聯合在個別問題上取得進展，從而試圖削弱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力量。僅舉幾個例子，其中包括一些眾所周知的：
·鼓勵分裂主義——美國在香港挑起騷亂，幾乎不斷借台灣問題挑釁中國，試圖在台灣建立分裂主義或潛在分裂主義勢力（佩洛西竄訪台灣、向台北出售武器等）；
·試圖在中國周圍製造地區緊張局勢——比如，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試圖在南海製造危機。事實上，美國在這方面的圖謀並未得逞，因為該地區國家希望繼續和平地發展經濟，但這並不能阻止美國製造事端，比如讓軍艦穿過該地區，試圖在該地區其他國家扶持反華勢力等；
·美國鼓勵公司違反中國法律——尤其是美國媒體，以歪曲事實和負面的方式，報導中國針對試圖規避中國金融法律的公司採取的行動；
·腐敗——現實中美國鼓勵中國腐敗分子外逃，認定中國反腐運動判定有罪的人不是罪犯，而是政治受害者；
·關稅——眾所周知，自2018年以來，美國試圖通過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來對華髮動貿易戰；
·技術制裁——眾所周知，為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美國不僅阻止本國公司，還阻止其他國家的公司向中國出口先進產品。
雖然這些攻擊在某些情況下會帶來短期危機和問題，但並沒有成功阻止中國的民族復興。原因在於習近平所強調的“經濟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15]美國從擊敗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中知道，減緩競爭對手經濟增速的決定性方法是讓其降低投資水平。這與高盛的觀點不謀而合。的確，如果中國大幅降低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其經濟將大幅放緩，亦將無法實現2035年目標。高盛在報告中指出了這一點，並建議中國削減投資。美國的問題是，它沒有辦法迫使中國降低投資水平。也就是說，美國無法在經濟上謀殺中國。相反，美國必須設法誘導中國降低投資水平。正如高盛的研究所示，美國祇能試圖誘導中國在經濟上“自殺”。
作者：羅思義
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參考文獻：
亞歷克斯·布拉齊爾與Serena Jiang：《中國的增長挑戰超越新冠疫情前》，檢索自貝萊德集團網站：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insights/blackrock-investment-institute/economic-insights/2022/10/china-growth-challenges#_edn1
高盛：《中國：仍將是中等收入國家》，高盛投資策略集團，紐約：高盛，202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工作人員報告》，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
利奧·帕尼奇(Leo Panitch)和薩姆·金丁(Sam Gindin):《世界資本主義的形成》，倫敦：沃索出版社，2012。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全球化及其不滿》，倫敦：企鵝出版社，2002。
羅賓·威格爾斯沃思：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後果。檢索自2023年2月27日《金融時報》網站：https://www.ft.com/content/a998c1bc-7632-47c1-baba-6ccd6aaef96e
習近平：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2012 年11 月17 日)
,節選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註釋：
1, 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年所著的《2022年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工作人員報告》第65頁。
2，見亞歷克斯·布拉齊爾與Serena Jiang2022年所著的《中國的增長挑戰超越新冠疫情前》。
3，見羅賓·威格爾斯沃思2023年所著的《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後果》。
4，見高盛2022年所著的《中國：中等收入》第69頁。
5，見高盛2022年所著的《中國：中等收入》第1頁。
6，見高盛2022年所著的《中國：中等收入》第14頁。
7，見高盛2022年所著的《中國：中等收入》第13頁。
8，見高盛2022年所著的《中國：中等收入》第16頁。
9，見高盛2022年所著的《中國：中等收入》第69頁
10，同上。
11，同上。
12，見利奧·帕尼奇和薩姆·金丁2012年所著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形成》。
13，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02年所著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第89頁。
14，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02年所著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第89-132頁
15，見習近平2012 年11 月17 日講話《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