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硅谷銀行的救助行為，正引起一些歐洲決策者的憤怒。在他們看來，過去歐洲遭遇類似的銀行危機時，美國方面曾經反對政府出面救助，然而在硅谷銀行問題上，他們卻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行為。並且，這種救助的結果可能是窮人為富人買單。
為應對硅谷銀行引發的危機，3月13日，美聯儲公佈名為“銀行定期融資計劃”(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的工具。該計劃將確保持有美國國債或政府支持的房貸債券等安全資產的銀行可以把這類資產抵押給美聯儲，換取使用期限最長一年的現金，這將幫助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快速獲取資金。
此外，硅谷銀行所有的儲戶資金還得到了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特別擔保。即便儲戶的賬戶餘額高於法律規定的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上限，他們的存款依然可以獲得全額保障。
美國政府和監管部門多次強調救助硅谷銀行對於維持金融穩定至關重要，歐洲對此卻抱有不同的看法。
儘管歐洲央行為首的歐洲金融監管部門並未對此公開表態，但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歐洲部分最高決策者對於美國政府出面保全儲戶存款的行為感到憤怒，並對美國破壞全球金融秩序的行為表達了擔憂。
一位歐元區的高級官員對於美國當局“徹頭徹尾的無能”表示震驚，並認為美國的救助行為正在破壞全球金融監管秩序。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截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以美國為首的各國對金融監管及預防系統性風險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其監管體制及框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2022年起正式生效的巴塞爾協議III便是後金融危機時代金融監管的重要標誌。
巴塞爾協議III最初於2010年出台，但是在此後經歷了多輪修訂。最終於2017年12月7日正式公佈。
在協議中，全球央行對於銀行在資本充足率，槓桿率，流動性管理，高管責任，信息透明等領域進行了明確規定，並就統一監管形成了共識。
同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制定了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名單，旨在識別具有系統性重要性的銀行，並根據其風險貢獻確定適當的監管措施和附加資本要求。
這些銀行被認為對全球金融穩定具有特別重要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受到更加嚴格的監管和監督，這也代表他們在遭遇危機時將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第一時間救助。
近期遭遇困境的瑞士信貸正是巴塞爾協議中全球系統性重要的30家金融機構之一。
在遭遇衝擊後，瑞士央行公佈了一項計劃，向瑞士信貸注資500億瑞士法郎（約合540億美元）。
資料圖：瑞士信貸
而硅谷銀行作為美國一家地方性銀行，並非巴塞爾名單上的全球性重要銀行，也不是美國本土監管下的系統性重要銀行。
因此當硅谷銀行危機發生時，歐洲的監管人士普遍預計美國不會出手紓困。
然而美國實際的操作讓他們大跌眼鏡。
他們一邊聲稱硅谷銀行體量較小，不會重蹈2008年覆轍引發雷曼時刻，另一邊卻使用“系統性風險例外”條款，將硅谷銀行的儲戶保護了下來。
對於歐洲監管人士而言，硅谷銀行事件正是2017年意大利銀行危機的翻版。
2017年，意大利的兩家中小銀行維琴察人民銀行（Banca Popolare di Vicenza）和威尼托銀行（Veneto Banca）因存在大量的債務違約而被歐洲央行發出破產警告。
當時這兩家銀行的不良資產佔總資產的比例非常高，財務狀況十分脆弱，且缺乏足夠的現金流支持。
意大利政府迅速宣布了救助這兩家銀行的計劃。兩家銀行的債務和不良資產將被清算，良性資產則由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收購。
為了順利推進收購事項，意大利財政部緊急撥款500萬歐元，隨後撥款52億歐元救助金，並承諾提供最多170億歐元資金，成為歐洲最大的銀行救助方案。
和硅谷銀行事件類似，意大利政府承諾全額保護了所有儲戶的存款。
人民日報報導截圖
對於這個歐洲版硅谷銀行事件，美國對於意大利的救助行為普遍抱有負面看法。
美國《華爾街日報》當時就曾撰文表示：“這是一次意大利特色式的紓困，儘管這兩家銀行並非系統性重要，意大利政府依然火線出手進行救助，政府假破產真兜底的行為將為投資者們傳遞一個錯誤信號，也就是只要涉及的普通投資者及儲戶足夠多，政府便有可能為你兜底買單。”
而當美國選擇救助同樣非系統性重要的硅谷銀行時，美國監管部門和媒體反而大肆強調此舉對於金融穩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發了市場人士的強烈質疑。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監管專家Nicolas Véron對此評論表示：”從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救助硅谷銀行無異於用大錘打死一隻蒼蠅。”
Véron補充說，指定硅谷銀行為系統重要性銀行是一個“非常有問題”的決定，這將為進一步救助無保險的存款創造危險的先例。
一位歐元區高級官員表示：“儘管美國監管部門支持不對非系統性重要銀行進行紓困，但是你總是對某人具有系統性。”
另一位曾幫助談判全球銀行解決標準的英國前高級政策制定者將對硅谷銀行的處理方式描述為一場 “災難”。
2008年的危機引發了各國對於處理銀行倒閉問題的思考。各國決策者們討論巴塞爾協議時，如何建立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倒閉所帶來的廣泛影響的製度，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最終的巴塞爾協議III文件中，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製度便是規定了懲戒機制，一旦銀行經營不善，股東，債券持有人，甚至那些存款超過保護上限的儲戶應該共同承擔這個損失的責任。
據參加巴塞爾協議談判的人士透露，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認為金融機構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自負風險，大力推進了該政策的落地。
然而在硅谷銀行事件中，美國卻首先打破了規則，隔離了儲戶的風險，違背了風險自擔的規則基礎，引發了歐洲在內金融監管官員的廣泛質疑。
前英格蘭銀行副行長保羅-塔克在一份公開信中強調：”如果有一家大型區域性銀行倒閉，這種不確定性會造成當局訴諸納稅人救助的可能性，以控制對區域和國家經濟的干擾以及存款保險基金的損失。
美國聲稱，硅谷銀行的倒閉不會對納稅人造成影響，因為其他銀行將承擔救助未投保儲戶的費用——超過可以從貸款人的資產中收回的費用。
然而，一位歐洲監管機構人士表示，這種說法是一個 “笑話”，因為美國銀行可能會將成本轉嫁給他們的客戶。
他進一步表示：“歸根結底，美國的救助行為本質是還是讓富裕的資本家受益，而救助成本最終轉嫁給普通民眾買單，這是一個錯誤的行為。”
根據美國國內的金融監管制度，硅谷銀行原本有可能成為一家系統性重要銀行，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從而避免目前的結局。
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後出台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以及沃爾克規則，這些舉措都旨在加強金融行業監管，其中系統性重要銀行的定義為資產規模5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
但是在2018年，經過國會投票，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批准了一項決定，給予了美聯儲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將系統性重要銀行的標準從500億美元上調至2500億美元資產規模，使資產規模低於2500億美元的銀行免於受到最嚴格的製約。
這項議案遭到了前高級監管機構成員組成的系統性風險委員會反對，他們公開警告美聯儲主席傑伊-鮑威爾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前負責人傑琳娜-麥克威廉姆斯不要採取這一舉措，稱 “不清楚所有受影響的銀行業務能否以有序的方式得到解決”。
然而美聯儲並沒有接納這個建議，一年後監督機構對資產在500億至2500億美元之間的銀行採取了更為寬鬆的製度。
截止2022年末，硅谷銀行的資產規模為2170億美元，低於2500億美元的門檻，被視為一家非系統性重要中小銀行，因此可以不必遵守更嚴格的資本、流動性等監管標準。
儘管歐洲並沒有公開反對救助行為，但是美國監管部門對於歐洲的態度心知肚明。
前美國財政部官員、華盛頓諮詢公司Rock Creek Global Advisors的總經理Matt Swinehart說：”硅谷銀行事件將破壞全球監管的互信機制，從而導致更大的監管風險。
一旦美國自身遇到了困難，他如果率先破壞了自身建立的規則體系，那所有參與者都會對這個體制的有效性產生疑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