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成为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至今的10年时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10年来，唐宁街10号频繁换主，持续的政治动荡叠加“脱欧”的长期影响，让英国经济深陷低增长困局，亟待找到破局之道。
不可否认，10年间“脱欧”派的部分诉求得以落地：英国脱离欧盟法院管辖，收回农渔政策、财政补贴立法权与对外贸易缔约自主权，在AI监管、新药审批等领域拥有了自主决策空间。但与这些名义上的主权收益相比，“脱欧”带来的现实代价也不小。
10年间，英国经济并未实现当初脱欧阵营承诺的繁荣，反而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放缓态势。有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较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另有英国媒体综合英国央行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测算，“脱欧”10年间英国GDP较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缩水6%至8%。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测算，截至2025年，“脱欧”导致英国国内劳动生产率下降3%至4%；就业岗位减少3%至4%；投资下降12%至18%。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英国经济的表现在七国集团（G7）中也相形见绌。2026年第一季度，英国GDP比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高6.0%，但同期欧元区整体高6.6%，美国则高15.1%。
英国近年来经济整体增长确实较为缓慢，2024年和2025年其GDP分别增长1.0%和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5月发布最新评估报告，预测英国2026年经济增长也仅为1.0%。英国国家统计局6月数据显示，英国今年4月GDP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
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表示，“脱欧”的负面影响源于多重因素叠加：政策不确定性居高不下、市场需求萎缩、企业管理层耗费大量精力应对“脱欧”相关事务，漫长的“脱欧”进程还造成社会资源错配问题加剧等。
除了经济增长疲软，贸易成本高企也是“脱欧”后的一大负面影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后，英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的贸易壁垒增加，边境通关流程延长，交易成本大幅上升。企业在海关、监管、人员流动和供应链方面承受的成本压力逐步显现。
英国大伯明翰商会首席执行官亨丽埃塔·布里利表示，企业需额外承担海关申报、边境认证等非关税负担，新增的表格、检查流程和额外费用，让本地中小型出口商受到最大的冲击。
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教授戴维·贝利说，“脱欧”拖累英国经济、贸易和投资，澳大利亚等市场难以弥补与“家门口的欧盟”贸易减少造成的损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前英国央行官员迈克尔·桑德斯的话说，“脱欧”承诺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建立重要的新贸易关系，然而收益并不明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研究数据显示，英国“脱欧”后与欧盟达成的双边框架——贸易与合作协定（TCA）导致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下降了10%至15%。英国虽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日本等国达成了新的贸易协定，然而与去年价值8560亿英镑的英欧贸易相比，堪称微不足道。
“脱欧”公投10年过去，英国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
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
与通胀相伴的是沉重的税负。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在吸引投资、创造高薪岗位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税基增长难以满足公共支出需求，普通民众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税负。
英镑汇率是直观反映“脱欧”冲击的核心指标之一。公投结果出炉后英镑大幅跳水，时至今日，英镑兑欧元、美元汇率仍未重回公投前的点位。外汇服务商康维拉数据显示，当前英镑汇率较2016年6月普遍下跌约10%。该机构统计，“脱欧”公投以来，英镑兑欧元平均汇率为1英镑兑换1.16欧元，而公投前10年平均汇率为1英镑兑换1.27欧元。由于英国高度依赖食品、能源、原材料进口，因而英镑贬值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与海外资产价格，进而显著抬升了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
英国媒体报道，鉴于经济增长乏力、公共债务高企加之财政支出空间有限，英国政府既难以通过大规模投资推动增长，也难以充分满足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有分析人士指出，“脱欧”10年来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根本原因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此外，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脱欧”后英国国内的欧盟净移民人数由正转负，本土农业、医疗、高端制造等行业长期面临数十万劳工缺口，用工短缺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不过非欧盟移民的大幅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脱欧”带来的劳动力冲击。
有分析人士指出，“脱欧”10年来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根本原因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10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明显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员的频繁更替，又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和政府执政能力，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对于斯塔默的继任者来说，能否提振经济增长将成为英国新首相的关键考量。由于财政约束的存在和前首相特拉斯的减税失败经验，未来英国新首相提振经济可能会另辟蹊径，从放权和推动地方经济入手。
鉴于英欧贸易的重要性，怎样减少二者之间的贸易壁垒是切实降低贸易成本的关键举措。对此，LSE欧洲研究所教授伊恩·贝格提出：英国可以先在工业品标准、农产品检疫、服务贸易资质上对齐欧盟规则，减少边境摩擦。同时依托现有贸易框架逐步修复供应链，缓解长期拖累经济的贸易壁垒问题，把贸易损失降到最低。
2025年，英国推出了一项10年计划——英国现代产业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动英国成为全球最佳投资地。英国媒体称，依托这项战略，英国需要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科技等8大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简化监管流程，吸引绿色能源、人工智能赛道的跨国投资，重塑产业竞争力。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英国应调整技术工签证制度，为IT、医疗等紧缺行业开放灵活通道，同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缓解“脱欧”后劳动力供给收缩的问题。同时解决生活成本危机，针对性补贴低收入家庭的食品、能源支出，补齐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预算短板，逐步弥合“脱欧”带来的社会撕裂，重建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在对外贸易方面，拓展多元经贸布局，依托已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优势，加快和亚太、海湾等区域的自贸谈判，打造多元化的贸易布局，对冲对欧贸易依赖的负面影响，为英国经济打开新的增长窗口。
在货币政策方面，针对当前的国际复杂局势，IMF建议英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应保持双向调整的灵活性。虽然维持当前的基准利率足以抑制通胀的“第二轮效应”，但鉴于极高的不确定性，央行应做好在必要时降息以支持经济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