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保守黨領袖博勵治稱讚特朗普抓捕了委內瑞拉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羅，並將他送往紐約的監牢，政論家考爾（Sharan Kaur）指出，博勵治可能是得不償失。
她指出，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保守黨領袖博勵治毫不猶豫地透過社交媒體祝賀特朗普完成這場“逮捕”，並將馬杜羅烙上必須在監獄中腐爛的“毒品恐怖分子”標籤，博勵治所做的不僅僅是慶祝一名暴君的倒台；他還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他願意拆解那套保護加拿大這類國家安全的國際秩序。
她批評博勵治的立場並非為馬杜羅辯護。她解釋說，馬杜羅的履歷是一本苦難帳冊：竊取選舉、國家授權的酷刑，以及導致數百萬人散布全球的人道主義崩潰。那些數百萬受害者中，就包括年輕時期的阿娜伊達·加林多，也就是現在博勵治的妻子（她逃離委內瑞拉）。體會這一刻對他們家庭的個人情感重量至關重要，這是故事的人性核心。但在全球政治的劇場中，個人聯繫只是一種解釋，而非正當理由。
她認為這當中有兩件錯事——馬杜羅的法外專制與特朗普的法外擄人——並不能成就一件對的事，它們只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與動盪。
她又說，透過支持委內瑞拉所稱的美國軍隊“懦弱綁架”，博勵治正擁抱分析人士所稱的“唐羅教條”——這是二十一世紀門羅教條的變異版本，它不將西半球視為國家共同體，而是將其視為美國利益的私人領地。
她指出，特朗普的動機並非解放委內瑞拉人民，而是徵收他們的石油。他的政府已經發出信號，表示美國公司將成為“振興”委內瑞拉三千億桶原油儲備的主體。這不是民主的勝利，這是一場惡意收購，是對法治的絕對侵蝕。
她認為，這裡創下的先例是災難性的。如果加拿大人接受大國可以單方面入侵一個主權國家（無論是誰掌權）以執行其國內刑事起訴的假設，加拿大人實際上就是在宣告國際法的終結。對委內瑞拉主權的侵犯，博勵治侵蝕了加拿大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道德立場。如果“勢力範圍”可以為加拉加斯的軍事入侵辯護，那麼它們也會被用來為基輔的入侵辯護。
她指出，這種教條將每一條國界都變成了一種建議，它邀請了一個“強權即公理”成為唯一有效法律的世界。對於加拿大人來說，這種結盟最令人不安的一點，是它揭示了博勵治自身的政治直覺。他急於加入特朗普式的合唱，背離了以往加拿大領導人傳統的“原則性保守主義”，那些領導人雖然通常立場鷹派，但始終堅定致力於保護中等強國的多邊機構。相反地，博勵治正日益反映出特朗普式的“英雄史觀”——即認為規範是給弱者看的，而結果總是能為手段辯護。他正以低調、艱難的國際外交工作，去換取“強人”勝利帶來的多巴胺快感。
她認為，這不僅僅是外交政策的轉變，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漂移，導向一個將制度腐朽重新包裝為“常識”紀律的世界。加拿大人必須能夠同時持有兩種想法：馬杜羅屬於法庭，以及法外的軍事突襲是將他送往法庭的錯誤方式。加拿大真正的領導力，需要有勇氣告訴加拿大人最親密的盟友，他們不能為了抓捕一名小偷而燒掉整個鄰里。博勵治選擇成為一個回聲而非一個獨立的聲音，這向加拿大人展示了他究竟站在規則導向國際秩序的哪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