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鮑韶山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兼任教授、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
近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葉偉平（Greg Ip）的評論文章，主張人民幣應當升值，並稱若中國不願主動為之，美國則應透過加徵關稅施壓，直至中方採取行動。文章認為，中國製造業出口順差是全球失衡的根源，而這順差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該文發表之際，大西洋彼岸已持續數月掀起一場將中國出口描繪為「全球幹擾源」的運動，其間援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多家智庫及主流金融媒體的觀點。
同時，另有聲音指稱，中國的產業與出口模式正在阻礙全球南方的發展機會。上述兩套論調被統稱為「中國衝擊2.0」和「中國擠壓」的雙重概念。
這些說法的真實性，既可以從現有資料中加以驗證，也有必要對其所依賴的概念架構及由此衍生的政策立場進行反思。
人民幣升值能抑制出口？事實可能相反
關於「人民幣低估」的首個論斷，可透過檢視過去12個月的出口總額以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化來檢視。以美元計，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月度貨物出口額（未經季節調整）顯示：2025年7月約3,217.6億美元，至2026年7月增至約3978.5億美元，年增幅達23.9%。
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5.6%。 2025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月均匯率為1美元兌7.1741元；2026年7月，月均匯率升至1美元兌6.7757元，絕對變動每美元減少0.3984元，即人民幣升值約5.55%。
由此可見，在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的12個月間，中國貨物出口總額（美元計價）成長約23.9%，同時人民幣升值約5.5%。傳統觀點——即一國貨幣升值將使其商品對外國買家更貴，從而抑制出口數量或金額——在此已難以立足。實際數據表明，儘管人民幣升值，中國以美元計價的出口額仍實現近24%的成長。由此可推斷，出口數量及定價能力，尤其在高科技及相關產品領域，足以對沖所謂的匯率效應。
傳統觀念雖流傳甚廣，但從宏觀層面來看，「人民幣升值會抑制中國出口成長」的說法，初步便值得懷疑。本文後半部將進一步解釋為何這個傳統框架具有誤導性，以及人民幣升值為何反而可能增強出口競爭力。目前，我們繼續透過實證數據，檢視出口商品的結構變化。
實證數據顯示，出口成長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而傳統勞力密集產品的貢獻甚微，甚至有所下降。以2026年1至7月資料為例：機電產品占出口總額的絕大部分（年初至今約佔總值的63%–65%），1至7月年增26.0%；僅7月當月，機電產品出口額即達約2,592億美元。同期，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成長40.7%，7月當月約1,192.5億美元（約佔出口總額的30%）。
其中，工業機器人、3D列印機等高科技項目，約佔7月整體出口增量的60%。下表匯總了多個關鍵產品類別的出口動態，這些類別均實現了高於平均值的成長速度。
2026年1—7月，積體電路（+99.5%）、汽車（+54.9%）等高技術產品領漲出口，機電與高科技類別貢獻主要增量。筆者自製
除上述核心品類外，其他表現高於平均或維持穩健的類別還包括音像設備（+13%）、醫療器材（+13.9%）和成品油（+14.8%）。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傳統勞力密集產品出口成長明顯偏低或下滑。例如，服裝及衣著配件僅成長0.9%，家具成長3.7%，紡織紗線及織物成長3.9%；鞋靴出口下降6.9%，玩具下降9.7%，陶瓷製品降幅更達28.3%。
品類分化格局十分清晰。約24%的整體出口增量，集中於高複雜度、技術密集及資本品類別－尤其是半導體、電腦設備、電動車、汽車及船舶等，這些產品與全球人工智慧基礎設施建設及綠色交通需求緊密相關。這項結構特徵，與中國出口競爭優勢日益向中間品和先進製成品轉移、而非依賴簡單終端消費品的整體圖景相吻合。
所謂「中國擠壓」：實質是中國在助力全球南方漸進式工業化
關於「中國擠壓」的第二個論斷，可從出口貿易的空間與組成維度加以檢視。截至2026年7月的全年出口成長在地區間並不均衡：成長最為強勁的集中在東協、非洲以及歐亞和南亞部分地區，而對歐盟尤其是美國的出口成長則相對溫和。
下表依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國別/地區統計數據（百萬美元）整理，列示2026年7月當月數據，並附已公佈的月度同比增速及1–7月累計增速。由於主表中未逐一列出各匯總項的精確月同比數據，部分數值為近似值，謹供參考。
2026年7月，中國出口增量主要流向東協（+38%）、非洲（+25%）等新興市場，對美（+2.6%）成長率明顯偏緩。筆者自製
進一步觀察區域分佈，2026年1至7月的數據呈現鮮明特徵。中國對香港出口成長48.2%，凸顯其作為大型轉口貿易樞紐的持續作用；對韓國出口約181億美元，年增33.3%；對日本出口成長8.1%，達142億美元，儘管稀土元素出口減少。從區域整體來看，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國框架內（涵蓋東協、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中國出口整體成長23.4%。
若以2026年7月單月增速（+23.9%）及1–7月累積成長率（+18.5%）為基準進行比較，不難發現，全球南方及新興市場的表現明顯高於平均。其中，東協是成長最強勁的大型區域集團：7月月增幅約38%，1–7月累計成長25.1%。非洲同期成長25%，俄羅斯（作為歐亞地區核心）成長29.5%，印度成長20.6%，均顯著高於累計平均值。此外，與全球南方高度重疊的「一帶一路」沿線目的地市場，1–7月合計成長19%。
與之相對，成長低於平均或表現偏弱的集中在已開發經濟體，即所謂「全球北方」。中國對歐盟1–7月出口成長16.7%，對日本成長8.1%，對拉丁美洲成長13%（需注意拉丁美洲各國間差異較大），而對美國同期僅成長2.6%。太平洋已開發經濟體方面，澳洲成長21%，紐西蘭成長率較低，整體接近平均值，但這些國家不屬於全球南方範疇。
由此可見，出口成長雖覆蓋廣泛，但增量明顯向新興市場和區域市場傾斜——東盟、非洲、歐亞部分地區及南亞構成了增長高地，而西方已開發市場（歐盟與北美）累計增速相對平緩。此空間多元化格局，與前述產品結構升級互為呼應：高科技產品、電動車及機械設備等品類，在傳統高收入市場之外，正從新興市場獲得更強勁的增量需求。
首先，中國對全球南方的高科技產品和機械設備出口大幅成長，強烈顯示中國出口正在為這些經濟體的漸進式工業化提供實質支撐。同時，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終端消費品的出口出現絕對或相對下降－服裝、鞋靴及相關時尚品類在2025年至2026年間價值增長持平甚至負增長，部分品類出現絕對萎縮；紗線、面料及上游紡織品雖保持一定韌性，但勞動密集型終端的組裝環節已明顯失去份額。
這正是經典的「雁行模式」或「產品週期」格局的體現：隨著中國單位勞動成本上升、產業結構升級，疊加地緣政治因素驅動的採購多元化，服裝、鞋靴等勞動密集型終端組裝環節正逐步向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如越南、孟加拉、非洲部分地區及南亞。中國在中間紡織品領域仍保持較強優勢，但純勞動密集型的後段加工環節正被“騰出”，客觀上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創造了產業空間。
中國對南方國家市場的高科技產品和機械裝備出口大幅成長。圖為江蘇一盾構機生產廠家，工人在調試設備人民網
進一步看，上述兩個動向疊加後，更多指向的是互補性，而非系統性的擠出效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擠壓」假說的現實基礎。中國目前同時在做兩件事：其一，向其他地區供應工業化所需的資本設備、零件和交通工具，賦能其生產能力建設；其二，主動降低自身在最低技能終端組裝環節的佔比。從多部門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這組出口結構構成了有效的賦能路徑——進口經濟體獲得中間品和資本品，有效降低了其自身組裝、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擴張的成本，提高了工業化項目的可行性與可持續性。
誠然，在特定產品線或具體國家層面，局部競爭壓力仍然存在，中國在許多中間環節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從整體層面來看，近期中國出口激增的構成與目的地特徵，所呈現的更像是一幅助力全球南方漸進式工業化的圖景，而非阻礙其發展步伐的「擠壓」畫面。
在事實面前，兩種敘事都難以站穩腳步
前文基於實證數據，逐一檢驗了關於中國出口的兩類流行論點。結果表明，「中國衝擊」與「中國擠壓」這兩種敘事，都難以在事實層面站穩腳跟。
「中國衝擊」論為何經不起推敲？這個論調的核心邏輯是：美元的結構性高估與人民幣的人為低估，抬高了美國製成品的相對價格，削弱其競爭力，從而迫使工業產能向海外轉移。在這一框架中，匯率被認為是導緻美國產業空洞化的主要推手——由此順理成章地導出政策主張：必須透過人民幣大幅升值來「矯正」貿易失衡。
然而，歷史時序與此敘事明顯不符。二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間，美國製造業就業和絕對產出曾長期持續擴張；製造業就業佔比的相對下降，遠在持續經常帳赤字出現之前便已啟動。即便製造業增加價值佔GDP比重逐步走低，其絕對金額仍在成長——這反映的是生產力提升以及其他服務業部門擴張更快，而非製造業本身的「崩盤」。換言之，所謂「美元高估導致產業外流」的時間線，根本與事實對不上。
一個更具解釋力的框架，應將動因錨定在美國資本累積的內在演變上。隨著時間推移，工業生產環節的利潤率承受持續下行壓力。面對這一趨勢，資本的自然反應是逐步退出產業再生產循環，轉而湧入金融增值領域——因為金融領域回報更快、且無需對生產性資產做長期承諾。由此導致的，是美國國內製造業深度漸進式的“空心化”，尤其是中間品生產和日常工業能力。這個過程，本質上是美國資本基於自身利潤最大化目標所做出的系統性決策，而非外部匯率壓力強加的結果。
中國出口的快速擴張，恰恰嵌入上述邏輯之中，而非與之對立。一個長期被低估的事實是：中國銷往全球的商品中，有相當大比例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其中相當一部分為美國資本擁有或實際控制。數據表明，直到2015年前後，中國貨物出口的主力仍是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出口佔比約在2015—2016年間才超越外企（參見下圖，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國營企業對出口的貢獻始終較為有限。
換言之，表面上被視為「中國」帶來的競爭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同一批美國資本在撤出國內產業鏈後，在海外重新佈局的產物。因此，生產活動的地理遷移，更應被理解為美國資本自身累積策略演變的自然結果，而非所謂「中國出口攻勢」或美元儲備貨幣地位所催生的外生衝擊。這個視角，有助於我們跳脫簡單的匯率歸因，更全面地理解全球製造業格局變遷的深層動力。
表格中的POEs、FIEs、SOEs分別指私人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及國營企業。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簡言之，主流匯率論賦予了匯率機制過重的因果權重，卻對資本運動的內在邏輯關注不足。一旦將視角轉向利潤率動態以及資本在產業循環與金融循環之間的配置選擇，便會發現，美國產業空心化的主要推手，歸根究底是美國資本自身的行為邏輯。
當前主流的匯率與貿易模型，以馬歇爾-勒納條件和彈性分析方法為基石，其隱含的世界圖景是一種「單一商品經濟」——各國在其中交換同質商品，彼此間保持著大致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依照這個簡化設定，一國貨幣升值會提高其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需求隨之下降，貿易平衡趨於惡化（前提是相關彈性總和大於1）。由此，模型推導出一個看似明確的方向性結論：升值必然壓縮出口，同時改善貿易夥伴的競爭地位。
然而，這套框架的誤導性恰恰源自於其核心假設與真實世界相去甚遠。現實中的經濟體系，是由複雜投入產出網絡緊密連結的多部門生產系統。商品絕非同質，它們在生產層級中佔據著截然不同的位置──初級資源、中間零件、資本設備、最終消費品各有歸屬。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更非對稱：某一國家（或地區）可能供應另一國所需中間品和資本品的絕大部分，而反向流動則微弱得多；某一經濟體可能嚴重依賴以第三國貨幣計價的初級資源進口，而另一經濟體則無需承受此類成本壓力。
一旦將這些結構性特徵納入視野，簡單的「價格競爭力」敘事便難以自圓其說。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一方面可能降低中國以美元計價的資源進口成本，另一方面卻可能推高那些依賴中國中間品的其他經濟體的生產成本。因此，匯率變動對相對競爭力的淨效應，根本無法單憑匯率走向加以判定，而是取決於中間品關聯的密度與方向、各生產體系的資源密集度，以及成本傳導機制的差異。在此背景下，「升值必然抑制出口」的傳統預測，自然失去了普遍效力。
多部門分析架構以生產網絡和分配關係為出發點，摒棄了單一商品、對稱競爭的簡化假設。貿易結果受到多重因素共同塑造：透過投入產出結構傳導的成本變動、扣除中間品成本後可用於工資和利潤的剩餘份額，以及不同經濟體吸收或轉嫁成本衝擊的能力。在現實觀察到的非對稱條件下，中國在高科技中間品、機械裝備和資本設備方面的出口，完全可能在貨幣升值過程中持續增長乃至加速——因為升值本身，相對於其貿易夥伴而言，實際上可能壓縮了中國的相對成本結構。同樣的結構性邏輯，也有助於解釋為何這類出口更多是支持而非擠出其他地區的工業化過程：它們所供應的，正是其他經濟體發展所需的生產資料。
總之，主流模型的方向性論斷，建立在一系列恰恰抹殺了決定實際貿易結果之關鍵不對稱性的假設之上。以這些不對稱性為出發點的多部門分析，能夠對匯率變動與貿易量可以沿著與傳統理論預期相反方向運動這一現象，提供更為自洽、更具解釋力的理論支撐。歸根究底，討論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出口的關係，不能脫離全球生產分工的深層結構；脫離了投入產出關聯、資本流動邏輯和利潤率動態的匯率分析，終究只是紙上談兵。
作為賦能型國家，中國正在協助全球南方打破困局
綜合全文分析，「中國衝擊2.0」與「中國擠壓」這雙重指控，在事實與邏輯面前都難以立足。
從數據上看，即便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逾5%，中國出口仍以美元計價實現近24%的成長。這一增量高度集中在半導體、計算設備、車輛、船舶及其他資本品領域，且在地域上不成比例地流向東盟、非洲、歐亞及南亞等新興市場；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停滯不前甚至絕對下降。這樣的格局，非但談不上擠佔全球南方的工業化空間，反而與中國提供生產資料、賦能他國生產能力建設，同時主動釋放最低技能組裝環節、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創造產業承接機會的圖景高度吻合。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正在扮演一個「賦能型國家」的角色，助力全球南方打破長期發展受抑的困局。
支撐上述指控的概念架構同樣脆弱。主流模型假設了一個單一商品、對稱相互依存的簡化世界，據此推斷貨幣升值必然提高出口價格、壓縮出口規模。然而，真實的生產體係是多部門、高度非對稱的──中間品關聯主要由中國向外延伸，而以美元計價的資源進口則是反向流動。在此結構性條件下，人民幣升值既可能壓低中國的單位成本，也可能推高依賴中國中間品的其他經濟體的成本。因此，傳統的方向性預測失去了普遍效力，旨在「糾正」失衡的匯率幹預，反而可能加劇其聲稱要緩解的成本壓力。
更值得追問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產業空洞化的深層根源。數據顯示，在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確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製造業絕對產出仍在持續擴張；其相對地位的下降早在持續貿易逆差出現之前即已啟動，並在資本應對工業利潤率持續下行壓力、逐步退出產業再生產而轉向金融增值循環後加速。同時，長期以來中國出口商品中有相當大比例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其中許多為美國資本擁有或實際控制。所謂外部競爭衝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同一批資本放棄國內產業深度後在海外佈局的體現。
歸咎於中國，無法重建那些被主動拆解的工業能力；施壓人民幣升值，也不可能扭轉一個將金融回報置於生產性投資之上的體制邏輯。真正需要檢視的，並非人民幣是否被低估、中國是否過於強大，而是發達經濟體內部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累積體制——那個數十年間更青睞流動性金融債權、而非長壽命工業設施與賦能性基礎設施的製度安排。除非直面這一結構性命題，否則將問題歸咎於外在因素，終究無助於根本改善，反而可能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