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省倫敦市（London, Ontario），如果詢問當地居民對市中心尤其是Dundas St的印象，很多人可能會用“禁區”（no-go zone）或“殭屍地帶”（zombieland）來形容。
他們看到的是每天發生在街頭的人間悲劇，有人倒在路邊失去意識，有人經歷芬太尼（fentanyl）毒品危機，街道上隨處可見廢棄針頭和吸毒工具。
西安大略大學（Western University）的博士候選人Farid Saberi在《對話》（The Conversation）上撰文指出，曾經繁華的市中心，如今成為加拿大無家可歸問題和毒品危機最直觀的縮影之一。
倫敦不是個例：安省無家可歸人數持續上升
倫敦是安省受無家可歸問題影響最嚴重的城市之一，但它並非孤例。
西安大略大學健康公平研究中心2025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22年以來，安省無家可歸人數增加約25%，倫敦市增加約19%。
報告警告，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未來十年加拿大的無家可歸問題可能擴大至目前的三倍。
倫敦市正在經歷的危機，其實反映的是加拿大更廣泛的社會趨勢。
**毒品死亡增加，兒童貧困惡化
社會學研究顯示，當一個社會出現嚴重的無家可歸問題時，往往意味着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正在累積。
加拿大毒品過量死亡人數過去二十多年大幅增加，2000年795人死亡，2023年7162人死亡。
與此同時，兒童貧困問題也在惡化。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26年的報告指出，加拿大兒童貧困率幾乎達到2020年的兩倍，目前約每五名加拿大兒童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另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至2022年期間，加拿大約有36萬名兒童陷入貧困。
**加拿大更富了，但財富去了哪裡？
令人矛盾的是，在普通家庭生活壓力增加的同時，加拿大整體財富仍在增長。
數據顯示，加拿大實際人均GDP在1981年約3.69萬加元，2025年約5.81萬加元。
過去幾十年經濟規模擴大，但財富分配卻越來越不均。
加拿大公平稅收組織（Canadians for Tax Fairness）2026年的報告指出，自2000年代以來，加拿大財富高度集中現象持續存在。其中，加拿大最富0.01%的家庭平均財富，是最底層50%家庭的4041倍。
樂施會加拿大（Oxfam Canada）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加拿大最富有的1%人群（淨資產超過700萬加元）擁有約3.9萬億加元財富，接近底層80%人口財富總和。加拿大前40名億萬富豪的財富總額，甚至超過一些國家的GDP。
**為什麼芬蘭可以減少無家可歸？
文章指出，加拿大的問題並不是缺少財富，而是財富如何分配的問題。
以芬蘭為例。芬蘭人均GDP與加拿大接近，但該國通過“住房優先”（Housing First）政策，將住房視為基本權利，而不是個人能力的獎勵。
自2008年以來，芬蘭無家可歸人數減少約75%。
芬蘭經驗顯示，解決住房問題，不只是提供臨時救助，而是首先讓人擁有穩定住所，再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健康和社會融入問題。
**新自由主義與貧富差距爭議
文章認為，加拿大當前的貧困、住房危機和財富集中，與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政策有關。
一些學者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加拿大逐漸形成了一套以市場自由化、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干預為特點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
支持者認為，這些政策能夠提高經濟效率。批評者則認為，這些政策削弱了社會保障，加劇了貧富差距。
文章舉例，加拿大就業保險（EI）覆蓋率下降，1989年約83%的勞動者符合領取資格，到2018年下降至42%。
在安省前省長邁克·哈里斯（Mike Harris）執政時期，社會福利金削減約21%。
此後，圍繞最低工資、勞工權益、工會組織等政策，也持續引發社會爭論。
**如何縮小財富鴻溝？
文章認為，解決無家可歸問題需要長期政策調整，包括：
1. 將住房視為基本權利
借鑑芬蘭經驗，推廣“住房優先”模式。支持者認為，與不斷處理街頭危機相比，為人們提供穩定住房可能更經濟有效。
2. 對超級富豪徵收財富稅
文章引用Oxfam加拿大建議，針對超過1000萬加元淨資產徵收1%，超過5000萬加元徵收2%，超過1億加元徵收3%。預計未來五年可能帶來約1210億加元收入，可用於兒童托育，醫療服務，可負擔住房建設。
3. 改革稅收體系
文章指出，目前加拿大存在稅負結構爭議，普通收入者平均稅負超過36%，最富1%人群平均稅負約23%。此外，加拿大也是七國集團（G7）中少數沒有遺產稅的國家之一。
**兩個加拿大正在形成？
文章最後提出，加拿大正在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現實：
一個加拿大，富豪財富不斷增長，企業和資本積累擴大。
另一個加拿大，普通家庭面對住房壓力，更多人陷入貧困，街頭毒品和無家可歸問題惡化。
無家可歸危機並不僅僅是街頭現象，而是財富分配、住房政策和社會保障體系長期變化的結果。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將成為加拿大未來的重要社會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