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 王一】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有点“焦虑”。他们注意到，一个“Z世代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潮流，正在美欧多国兴起，并以比上一轮“千禧一代社会主义”浪潮更直接、更情绪化的方式进入西方主流政治视野。
该杂志6月6日发文称，二战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建立在高度工会化的重工业基础之上，其目标并非推翻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国有化公用事业和再分配机制，对其进行管理。
但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批评上一代的解决方案与普通劳动者脱节，同时在气候问题上过于迟缓，于是提出让工人进入董事会、发展雇员所有制、补贴绿色技术等解决方案。
不过，这套“千禧左翼方案”在现实政治中接连受挫。2019年，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工党遭遇了自1935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该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伯尼·桑德斯2016年、2020年两度冲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未果；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也始终未能突破法国政治天花板。左翼一度陷入战略迷茫。
“如今，新一轮社会主义浪潮正在兴起。”文章称，推动这一浪潮的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激起的愤怒。但对于许多选民而言，加沙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战争，而成为一种更大的象征：他们认为西方政府将大量关注和资金投入海外事务，却忽视了本国民众面临的实际困难。
“‘Z世代社会主义’在西方不断吸引支持者”
英媒认为，2020年疫情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数据层面呈现出低失业率、高收入、股市繁荣的景象，但微观层面的体验与之存在着前所未有的鸿沟，民众的生活变得愈发吃力，租金飙升、食品价格上涨、普通工作难以维持体面生活，这种“纸面繁荣与现实贫困并存”的矛盾，成为新政治情绪的土壤。
此外，西方民众对制度的不信任同步加深。越来越多民调显示，3/5的美国人认为“企业贪婪”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认为联邦所得税“过高”的人占比徘徊在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支持政府扩大支出的英国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而认为所得税“不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比例自2019年以来翻了一番；在法国，信任政府能够有效利用公共资金的比例从2023年的33%下降到2025年的22%。
更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AI）。超过60%的英美加受访者表示对AI感到焦虑，大量年轻人担心其将直接替代就业岗位，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50%。
“Z世代社会主义者”（Z世代又称“网络原住民”，通常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的人群）警告说，如果今天的经济已经像一场骗局，那么由AI驱动的未来经济只会更加糟糕。极少数科技巨头将以牺牲绝大多数人为代价，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在最近一次大学典礼上，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每次提到AI时，都遭到学生的嘘声。
在“Z世代社会主义者”看来，当今社会需要对抗的是一个失灵的经济体系。现代经济不断让既得利益集团获利，而除了《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少数人外，几乎所有普通人都在被这个体系“收割”。GD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房租越来越贵，一顿午餐要花28美元，一份体面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因此，他们主张由国家直接规定大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尤其是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所需资金则几乎全部通过向最富有阶层征税来筹集。
《经济学人》评价称，这是一种迎合个人利益的政治方式，与过去社会主义强调公共利益不同，它诉诸的是人们最直接的现实诉求：降低我的房租！减少我的账单！提供免费公交！保护我的工作！“这些方案往往幼稚，也常常难以真正实施，但其政治信息极其简单，也极具吸引力”，因此这种“Z世代社会主义”正在整个民主世界不断吸引支持者。
2025年11月，佐赫兰·马姆达尼赢得选举，成为纽约市历史上首位千禧一代、首位穆斯林和首位印度裔市长。 视觉中国
纽约新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冻结纽约市租金管制公寓的租金、设立市营平价食品商店，并向5岁以下儿童提供全民免费托育服务。西雅图、缅因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地一批持有类似政策的左翼候选人也正崛起，支持率不断上升。博彩市场甚至认为，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中的胜算，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
在加拿大，左翼作家娜奥米·克莱因的丈夫艾维·刘易斯，最近成为全国第三大政党新民主党的领导人；在英国，由扎克·波兰斯基领导的绿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左翼党的民调创下多年新高；法国的梅朗雄也正计划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
从意识形态转向“生活成本政治”
文章称，与曾被选民拒绝过的“千禧一代社会主义”不同，“Z世代社会主义”政治人物正在塑造新的政治信息。
首先，他们主动淡化“觉醒文化”等身份政治议题。在经济焦虑空前高涨、意识形态吸引力下降的背景下，“结构性种族主义”“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等概念逐渐退出政治中心，甚至连绿党对气候危机的讨论也明显减少，美国民主党对“绿色新政”的宣传也趋于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降低生活成本”和“保障就业”，尤其是抵御AI冲击。他们支持一切能够立即减轻生活压力的政策，而不是回报周期漫长的投资项目。一些人主张免费公共交通，大多数支持租金管制，几乎所有人都承诺免费托育。
这种转向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政治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级政治诉求。
文章分析称，从表面上看，选民似乎比几年前更加远离社会主义。美国自称“极端自由派”的人口比例在2018年至2021年达到5%的峰值后，已经下降至3.4%。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变得更加右翼，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意识形态本身失去了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