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 熊超然】
5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随着欧洲内部对“去工业化”的担忧不断上升，布鲁塞尔方面如今普遍将当前局面炒作渲染为所谓“中国冲击2.0”（China Shock 2.0）。欧盟委员会的领导层，正准备在当地时间5月29日举行的一场关键辩论中强化欧盟对华经济立场，为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新一轮贸易和产业措施铺路。
消息人士透露，27名欧盟委员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尽管并非全部），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内，均支持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计划提出一项新的“多元化工具”提案，要求部分关键行业企业确保其供应链至少来自两个以上国家、并拥有三个或以上供应商，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担忧。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茹尔内则计划推动更广泛地使用《外国补贴条例》（FSR）。这一工具此前主要针对个别企业使用，但据称塞茹尔内支持以更广泛、面向行业的方式运用该工具，以应对欧盟所认定的、由中国受补贴企业造成的“市场扭曲”。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以及其他欧洲媒体采访时，塞茹尔内还宣称，欧盟将更系统性地使用进口配额和关税，因为化工、金属和清洁技术等欧洲产业面临被所谓“不公平中国竞争”摧毁的风险。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告诉本报，当前欧洲经济正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其根本性矛盾在于创新不足导致的“先发劣势”——在汽车、化工等传统工业领域投入过多，却错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互联网、数字化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浪潮，在与中美的竞争中明显落后。而进入“地缘政治经济时代”后，供应链的安全与完整成为核心关切，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焦虑。
丁纯强调，面对欧洲日趋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方始终保持克制态度，持续呼吁欧方审时度势。事实上，中方已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应对域外长臂管辖等领域出台措施，保留了必要的反制工具。中方始终认为，欧洲应通过强化内部创新来提升竞争力，而非依赖扭曲市场的贸易保护手段，各方应共同努力，避免走向贸易摩擦升级的歧途。
2026年5月20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就欧盟单一市场议题发表讲话。 IC Photo
欧盟专门开会讨论中国
《南华早报》指出，谢夫乔维奇和塞茹尔内都支持更广泛使用“贸易保障措施”，这类措施被视为一种“紧急工具”，可以在进口激增的情况下施加关税或配额。欧盟内部有人认为，在化工和机械行业领域，通过保障措施，可以将原本针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所需的时间缩短一半，即缩至六个月左右。
欧盟担忧的核心在于：由于中国竞争对手的迅猛崛起，欧洲的工业基础恐在数年内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中国企业无论是在中国本土、欧洲市场，还是全球各地的第三方市场，正凭借价格优势，且往往在质量上也毫不逊色，全面超越其欧洲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于产业空心化的焦虑也在加剧。一些人担忧，如果政治中间派现在不采取行动保护就业岗位，极右翼政党可能会借势崛起。
当地时间5月29日上午，高级别欧盟委员们将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辩论欧盟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单一市场免受中国商品“冲击”。此次会议原定于4月初举行，当时欧盟委员们原计划听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关于中国政治事务的简报，但由于欧盟决定优先讨论中东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会议被推迟。
如今，欧盟委员们将听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席睿德（Alfred Schipke）的简报。席睿德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长达7年，他受邀出席，被认为反映出欧盟对于中国“担忧加剧”。
欧盟高级官员们并不预期5月29日的会议能够取得突破性成果，虽然不太可能立即就新的贸易工具做出决策，但在未来几个月内，相关的新立法以及针对贸易问题更为强硬的应对策略或将正式出台。
欧盟内部声音不同调，比如西班牙…
据报道，在今年6月即将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仍将审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以共同应对日益恶化的工业形势以及有关涉及中国的议题。
目前，各国之间已开始暗自较劲、争夺主导权。
上周五，欧盟五大成员国中的四个国家联合发布一份文件，呼吁建立一套更为强硬的贸易机制，旨在应对所谓“中国式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该机制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实施紧急关税、扩大贸易保障措施的适用范围，以及赋予新的反规避调查权力等。
这份由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法国和立陶宛签署、在欧盟委员会辩论前数日流出的文件称，欧盟必须更强硬地回应“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工业产能过剩”——这一表述通常被视为针对中国。而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且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分歧严重的德国，并未签署该文件。
中方已严正警告，将对欧盟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发起反制，而这也令欧洲面临两难。
曾被中方制裁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其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格热戈日·斯特克（Grzegorz Stec）就声称：“欧盟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现在就采取行动并承担中方可能实施反制的风险，还是拖延下去，直到中国的经济施压变得势不可挡、迫使欧盟不得不采取行动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