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行走中國，到田野、礦區，問農人、商販與學生，在信息匱乏、工具有限的年代，他用觀察、傾聽與記錄弄清楚了“什麼是中國”。他將社會調查從方法升華為認識論與行動哲學，為中華民族重新理解自身和改造自身開辟了路徑。
從社會遊學到農村和礦場調查
1917至1919年是中國思想啟蒙時期，毛澤東心懷天下，在大量閱讀、觀察時局、成立社團、辦刊撰文抨擊舊社會的同時，徒步考察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了解社會民情。這些調查雖未形成文本，但使他接觸社會現實，積累了對鄉村生產與民生問題的深刻印象。
1921年後，隨著工人運動興起，毛澤東接觸工人群眾的實際生活，在安源煤礦的四次調查中，形成了“調查—分析—組織—發動”的工作鏈條，將調查與社會動員和社會活動組織工作相結合，貫通了經驗觀察與政治行動，顯示其調查目的從“看見社會”轉向“改變社會”。
圖1. 毛澤東早期調查報告
1925至1927年是中國不同政治勢力頻繁分化組合時期。為確立中共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毛澤東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將社會調查提升為政治分析的工具，確立以階級分析為核心的調查框架。1927年在湘潭、衡山等地開展農民運動調查並形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結構化問答訪談與群眾座談調查會相結合的方式，形成了從實地調查到理論分析的觀察路徑。
從區域專項調查到縣域綜合調研
1928至1934年是中共開展獨立武裝鬥爭，依托農村根據地建設紅色政權時期，毛澤東的調查進入綜合性深描階段。他在井岡山、寧岡、永新、 興國、尋烏等地開展深度田野調查，召開調查會11次，內容涵蓋土地制度、商業形態、基層政權、家庭經濟。1930年形成約8萬字的《尋烏調查》，成為一部中國縣域社會的解剖圖鑒。 同年，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將調查置於中共認識論與決策程序前提條件的地位。11月，毛澤東在吉安的東塘、大橋、李家坊、西逸亭和木村口五個村開展隨機調查，常常隨手在紙煙盒上記錄情況，以微觀視角反映土地革命的社會動力與制度變遷。1933年完成的《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揭示了基層政權、群眾組織與生產關係的動態結構。
從局部調查到鳥瞰全局
1935—1948年是中央紅軍和紅軍主力經過長 征，建設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時期，毛澤東的調查空間範圍擴展到中國全局，其調查方法轉向基於多地情報、群眾反饋與戰場實情的綜合分析。1938年的《論持久戰》等著作，是基於分析判斷對抗戰進程和結果的準確預言。1947年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概括“十大軍事原則”，明確土地改革、統一戰線等核心政策，標誌革命戰爭轉折 點。1948年《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出新 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 政》，系統闡述新中國的國家性質與階級基礎。
圖2.1956年毛澤東在工廠調研（圖片來自網絡）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將調查研究上升為認識論問題，並推動其制度化發展。以陜甘寧邊區為核心，輻射主要解放區的調查布局逐步形成。 《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改造我們的學習》 《反對黨八股》《關於農村調查》等文獻，集中體現了調查不只是了解事實的手段，更是形成科學認識、指導實踐的前提。
在全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將調查經驗與方法推廣到全國，試圖建立覆蓋城鄉、系統化的調查體系。調查不僅用於了解社會現實，也成為制定經濟、政治政策的重要依據。
1950年，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各級幹部開展調查研究，中共中央隨即部署開展土地改革和農村生產等調查，並逐步將範圍擴展至城市經濟、工商業及幹部作風，調查手段從訪 談、座談向統計化、制度化推進。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覆蓋全國，建立了完整的數據採集與上報機制。同年，全國農業、工業和財政調查也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了基礎數據。1958年“大躍進”期間，他指出必須實事求是搞調查，以事實檢驗政策的可行性，盡管運動影響調查質量，但調查已成為決策、實施、執行與反饋機制的重要環節。由 此，基於調查和反饋的決策機制，成為中國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社會治理的標準程序。
毛澤東開創和堅持的調查研究之風已經成為中共的“傳家寶”。習近平將其視為“謀事之基、成事之道”，親身實踐垂範引領，通過實地調研提出“精準扶貧”、“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為中共全黨樹立了調查研究的典範。
作者：張怡帆（山西大學博士研究生）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6年3月13日第19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