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初期的一场政治丑闻的余波，本周提交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将就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挑战某些政府决定作出裁定，这一案件可能产生广泛影响。
2020年6月，时任总理表示，由Kielburger兄弟创立的国际发展组织WE Charity将负责一个价值约9亿加元的青年暑期就业项目。随后，利益冲突指控迅速升温，该计划不久后被取消。
2021年5月，联邦道德专员认定，杜鲁多表面上存在利益冲突，但并未违反法律。
根据联邦《利益冲突法》，这本应是事件的终点。该法律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专员作出的命令和决定为最终决定，“不得在任何法院受到质疑或审查”。
民主监督组织Democracy Watch由年轻律师Duff Conacher于1993年创立，该组织认为，杜鲁多并非只是表面存在利益冲突，而是真正存在利益冲突，并试图在联邦上诉法院挑战道德专员的决定。
该组织在2024年败诉。
加拿大最高法院于去年5月同意受理此案。
Conacher在1月14日至15日最高法院为期两天的听证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你不能挑战他们的裁决，那他们就成了毫无问责的沙皇，而这些人正是由他们所监督的政府亲自挑选的。”他指的是包括道德专员在内的官员。
该案在最高法院的利害关系极高。Dentons律师事务所在去年7月对Democracy Watch案件的分析中指出，若挑战成功，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法。
BC省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的助理法学教授、专攻行政法与司法审查的Mark Mancini表示，Democracy Watch的听证会是近年来一系列案件的一部分，这些案件围绕着法院何时以及如何审查政府行为者的决定展开。
Mancini说：“政府对法律的根本问责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本周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举行的听证会，对Conacher而言尤为重要。他多年来一直推动政府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这是他的倡议组织首次作为主要当事方出现在最高法院案件中。
他说：“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但他始终铭记一位早期导师、美国政治活动家拉尔夫·纳德的建议：“你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你要一点一点地削弱它——并在可能的地方争取胜利。”
在2024年10月Democracy Watch于联邦上诉法院败诉的裁决中，首席大法官Yvesde Montigny表示，法院应当保持克制，遵守《利益冲突法》中对法律挑战所设定的限制。
该法律目前仅允许在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提出挑战，例如管辖权越权；法律和事实问题不得成为挑战理由。
然而，de Montigny指出了一个尚未解决的法律难题——这些限制如何与法治原则相契合。政府是否真的可以限制此类法律挑战？
近年来，联邦上诉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裁决。de Montigny在Democracy Watch案的裁决中表示，这一“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最终必须由最高法院本身作出回答”。
在联邦上诉法院胜诉的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听证会前提交的法律意见中表示，道德专员的决定“属于政治问责事项”，不应由法院裁决。渥太华方面的律师警告称，不应以牺牲议会权力为代价扩大法院的管辖权。
联邦政府在法律文件中辩称：“宪法并不要求，也不允许以这种方式削弱议会的权力。”
多个省份表示赞同。安省在一份法律文件中指出，通过法律限制司法挑战、将事务交由行政机构而非法院裁决，代表着“正当的立法目标”。
政府用来限制此类法院挑战的法律工具，被称为“部分排除条款”。这类条款如《利益冲突法》所示，规定相关决定为最终决定，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外。
这一做法可追溯至1981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Crevier案中的先例，当时对挑战某些政府行政决定的能力略有放宽。
但2019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Vavilov案中的判例——这是首席大法官Richard Wagner任内的标志性裁决之一——如今也被纳入考量。Vavilov是行政法领域的里程碑裁决，其核心确立了一项“合理性”的法律标准。
这意味着，在法院受理挑战时，法官关注的是行政机构的结论是否具备透明、可理解且有理据的内在逻辑。
许多行政决定都可以在法院受到挑战。Democracy Watch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论点中表示，这一权利需要扩大，涵盖道德专员作出的裁决。
律师Sujit Choudhry和渥太华大学法学院教授Paul Daly正在最高法院为Democracy Watch辩护。
Choudhry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对国家最高级别官员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性，并指出在世界其他地区，“以权谋私是对民主最大的威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