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後發表並堅持涉台錯誤言論，導致中日關係急劇惡化。高市狂言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涉及日本國家戰略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自16世紀以來，日本曾多次積極參與世界爭霸戰，在歷史上形成過「與強者為伍、偷襲擴張」的對外行為模式。二戰後走上和平發展道路的日本如今又很不安分，會否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引起各方關注。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推出系列深度專題，邀請四位專家從日本歷史探源、政經動因、國際博弈與中國戰略安全四層維度，解析日本覬覦台灣的底層邏輯。
在東亞漫長的地緣政治變遷中，日本對台灣的關注深植於其島國結構、國內政治邏輯與國際權力競逐的長時段戰略選擇。從1874年，日本藉牡丹社事件首次入侵台灣，到1895年甲午戰爭後正式吞併台灣；從殖台統治期間血腥鎮壓反日起義的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到今日在台海議題上的頻繁高調表態，日本將台灣視為戰略「生命線」的思維，延續百年未曾改變。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劉江永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訪問時指出，日本的對外擴張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由「島國地緣結構、國內政治壓力、國際霸權競逐」三重因素共同推動。在這條既定的擴張軸線上，中國台灣始終是日本戰略版圖中最關鍵的節點。
「日本是一個典型島嶼國家，資源匱乏、腹地有限、地震頻發。其向東是浩瀚的太平洋，向北是嚴寒地帶，在歷史上日本唯一能向外擴張的方向便是西南方的亞洲大陸。其對外擴張呈現出兩條既定軸線。」劉江永形容，歷史上日本沿着這兩條軸線輪番出擊，讓日本看上去就像一隻大螃蟹，不斷將兩隻巨螯分別伸向朝鮮半島與中國台灣。其中西北軸線是以朝鮮半島為跳板侵入中國東北；西南軸線則是吞併琉球群島，霸佔台灣，進佔中國閩浙及東南亞，控制南海航道。正是基於此獨特的地緣結構，日本曾把朝鮮半島視為本國的「利益線」，將台海稱為日本的「生命線」。
劉江永強調，日本參與世界爭霸戰的對外戰略思想源頭可追溯至16世紀末。當時日本國內爭霸戰與歐洲列強的世界爭霸戰相交織。世界海上霸主西班牙、荷蘭等勢力先後介入日本內戰和權力之爭，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日本統治者則借助世界霸主完成國內霸業。其後便開始效仿或聯合世界霸主，從朝鮮半島與琉球群島兩個方向對外擴張。這種早期的國際爭霸經驗和地緣擴張本能，深刻塑造了日本此後數百年的對外行為模式。
麻生太郎祖上曾藉染指台灣為侵華鋪路
日本對台灣的覬覦早有伏筆。1871年10月，琉球國一艘船隻因颶風漂至台灣南部，54名人登陸後與當地「牡丹社」居民等發生衝突時被殺。1872年日本強吞琉球國，改稱「琉球藩」。1874年日本藉「保護屬民」為由派兵侵台。「日本的目的之一是要摸清大清的底細，試探是否能夠霸佔琉球。」劉江永指出，參與策劃此次行動的，正是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外高祖父——大久保利通，他隨後赴北京和清政府進行談判，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北京專條》，承認日本侵台為「保民義舉」，而事後日方則利用其作為佔有琉球的法理依據。
「當時的日本還沒有能力吞併台灣，還沒有發展到軍國主義那一步，但其後則通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成為後起的帝國主義。」劉江永認為，吞併琉球，正是日本撬動東亞格局，覬覦台灣的第一塊戰略跳板。
二戰後日本仍視台灣為「命門」
劉江永指出，日本戰略界長期奉行「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對抗」的地緣政治觀，認為日本作為海洋國家，必須在更大範圍內調動國際力量牽制中國。日本外務省前情報調查局長岡崎久彥更將台灣視為日本的「生命線」，認為若兩岸統一，中國潛艇可直接進入太平洋深海，對日本海上通道構成壓力。這種地緣戰略思維至今仍深刻影響日本的涉台政策。
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工業化，對能源與物資的依賴與日俱增。台灣所在的巴士海峽與台灣海峽，是日本海上交通線的必經之路；而台灣東岸面向太平洋深海，更是日本海軍南下與東進的天然出口。劉江永指出，日本在殖民台灣後，並未將其視為一般邊陲，而是視為日本帝國的核心戰略支點，投入大量軍事與行政資源，將之打造為南進基地與海上生命線樞紐。直到日本戰敗結束殖民統治，台灣回歸中國。
劉江永指出，作為一個高度依賴海外能源的島國，日本的石油、天然氣與貿易航線仍需經過台灣周邊海域，而台灣扼守巴士海峽與台灣海峽，是連接南海、馬六甲海峽與中東的關鍵節點，使日本在二戰後仍將台灣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日本認為，一旦中國兩岸統一，中國海軍特別是戰略核潛艇將使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壓力。因此日本在東海與南海議題上配合甚至引導美國的軍事存在，本質上是其『生命線焦慮』的延續。」
日今對台政策是明治以來的戰略延續
日本當局從未對甲午戰爭和殖民統治台灣做深刻反省，甚至還對台灣有一種「特殊情節」，劉江永指出，日本政府多年來在釣魚島議題上進行單向度信息灌輸，使日本民眾普遍誤以為中國「侵入日本領海」，導致「恐中」「厭華」情緒高企。這種被誤導的民意反過來推動日本政客在涉台、涉華議題上採取更強硬立場，形成國內政治壓力與國家戰略互相強化的局面。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的對華與涉台政策在安倍晉三時期被系統化為一整套國家戰略，包括推動修憲、強化日美同盟、構築「自由開放的印太」等。其後的菅義偉、岸田文雄均延續這一路線，從國家戰略角度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使日本涉台政策呈現出高度連續性。
劉江永指出，現今日對台政策的核心邏輯與歷史上的戰略思維並無本質差異。其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基於地緣結構、國內政治右擺與國際霸權競逐的三重動力所推動。「無論是和平或非和平方式，日本都不願見到中國海峽兩岸統一。這是出於它的戰略本能。」「只是，現在中日兩國力量對比不同百年前了。」他補充道。
屢打斷中國發展 具預謀性
自唐朝白江口之戰，日本首次以國家名義與中國開戰，至1945年二戰戰敗投降，在長達約1,300年的歷史中，日本多次因自身擴張本能和地緣結構對中國發動侵略。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劉江永指出，日本對華侵略行動帶有某些規律性。其與「中國國運、國家轉折點」高度相關。「可以說，歷史上的日本對華侵略擴張是有預謀、有準備的，既有間歇性也有延續性。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有時就像中場休息，以利積攢實力，準備向中國發起致命一擊。」（見下表）
侵華具歷史間歇性與延續性
劉江永指出，日本對外發動戰爭的時機往往選在對方內憂外患之際，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特徵。
「一般認為，中日兩國關係有2,000多年的交往史，其中發生戰爭的時間段加起來約有80年左右。」劉江永說，「從中國唐朝時的白江口之戰起（公元663年，編者註），日本就希望能夠在東亞取得地緣優勢。到明朝萬曆年間，豐臣秀吉趁明朝內部腐敗兩度（1592年與1597年，編者註）出兵朝鮮半島，其戰略目標就是『先佔朝鮮，再進軍大明』。在中朝聯軍的打擊下，豐臣秀吉兩戰皆敗。但1609年日本薩摩藩主的島津家族又藉琉球與其較近的地理優勢向琉球擴張。」劉江永說，1894年日本同樣趁清政府積弱時發動甲午戰爭，先出兵朝鮮半島，進而偷襲清政府運兵船，先啟戰釁。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又割佔台灣。甚至開啟侵華戰爭的「九一八」事變，也是被日本選擇在中國軍閥混戰之時，「這些均顯示出日本侵略中國過程的歷史間歇性與延續性，甚至幾百年過後仍會捲土重來。」
持續對中國發展造成重大破壞
劉江永認為，日本對外侵略的行為還與其國內政治、階級矛盾和經濟危機密切相關。例如，1929年日本經濟大蕭條時，日本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於是軍國主義日本便通過對外侵略，將國內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並利用天皇制和「受害意識」獲得國內民眾與輿論的狂熱支持。劉江永同時認為，日本的擴張本能與所處地緣條件不無關聯，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日本的一系列侵華戰爭，曾嚴重打斷或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
靠依附行反覆擴張為長期戰略
日本歷史上曾多次參與世界爭霸，並以結盟的方式開啟瘋狂擴張，一旦達到目的隨時會反噬盟友。這種遞進式循環，揭示了歷史上日本侵華戰爭並非偶發衝突，而是日本長期戰略經營的結果。劉江永說，深入了解日本歷史行為模式與規律，有助於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認清高市涉台狂言及日本提前修訂國家安全戰略等軍事、外交戰略部署的本質，理解當前中日關係受到衝擊的根源，共同維護抗戰勝利成果與未來的東亞和平與安全。
日行徑與甲午前極為相似
劉江永說，16世紀開始，日本先後與世界海洋霸主西班牙、荷蘭為伍，對亞洲鄰國展開武力殖民。1902年又與世界霸主英國結盟，兩年後發動日俄戰爭，並吞併失去中俄依託的朝鮮。此外，加入協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圖謀霸佔中國山東；以及1936年與德、意結成軸心國，發動全面侵華。這種「結盟—擴張—再結盟—再擴張」的特定行為模式，其核心特徵可概括為：遠交近攻、以強凌弱；情報滲透、輿論先行；結盟偷襲、步步為營；得寸進尺，無孔不入；既與強者為伍又在壯大後挑戰強者。
劉江永舉例說，發動日俄戰爭的日本首相桂太郎曾稱，「日英在打敗俄國後彼此已無戰略需求。在太平洋上，日英兩國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即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還有生命。」最終日本選擇與納粹德國結盟而與英國為敵。這種「存亡危機—結盟擴張—反噬盟主」的循環在日本歷史上反覆出現，屢見不鮮。
劉江永強調，二戰勝利至今，日本於歷史上某些對外行為模式仍會不時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不再滿足於日美同盟圍堵中國的日本，以「同志國」發展軍事合作，與北約成員國聯手，為契機開始大幅度擴軍，利用釣魚島問題不斷煽動反華民意，在台灣問題上製造危機意識。其行跡與甲午戰爭前10年極其相似。一旦日本掙脫戰後秩序的限制，會再度對亞洲鄰國使用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