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英國工人訂立的《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章程》與1978年中國小崗村農民簽下的“大包乾”協議，雖相隔一個多世紀，且誕生於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經濟環境中，卻共同演繹了基層群體突破生存困境的制度創新邏輯。
19世紀中期的英國工業革命帶來了生產力的飛躍，為工廠主階層積累出巨大財富，卻讓羅虛代爾鎮的紡織工人陷入生存絕境：工資急劇縮水，商品摻假、高利貸盤剝等亂象叢生，基本生計難以維 持。1844年，該鎮28名紡織工人在罷工鬥爭失敗後自發組織起來，成立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The 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並訂立章 程。這份包含28項條款的章程，體現了合作社運動的核心原則：自願入退社、民主管理（一人一 票）、按交易額而非股份分配盈餘、現金交易（不賒 賬）、政治宗教中立、合作經濟理念教育等。先鋒社將合作從空想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構建互助合作的模式，共同採購、統一銷售降低生活成 本，用盈餘返還機制保障成員利益，以民主決策平衡個體與集體的關係。
圖1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中的13位成員（圖片來自網絡）
先鋒社按交易額分配盈餘而非簡單的平均分 配，既承認勞動差異，又避免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其民主原則讓每個成員都擁有平等話語權，從制度上防止少數人壟斷控制權。先鋒社從最初的日用品商店逐步擴展到生產、信貸等領域，到1855年已擁有千名社員，成為全球合作社運動的範本。如今，全球30%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參與合作社組織，其模板基本都是先鋒社的原則。
1970年代的中國農村，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弊端逐漸顯現。幹多幹少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深陷產糧不足的困境。1978年冬，小崗村18戶農民秘密簽下協議：分田到戶生產經營，產糧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崗村協議將勞動成果與個人收益直接掛勾，極大解放了勞動生產力，短短一年就實現糧食增產 6 倍，徹底結束了村民外出討飯的歷史。這場自下而上的改革，最終被納入國家政策軌道，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成為新中國自發性改革開放實踐的標誌性起點。
圖2小崗村協議（圖片來自網絡）
兩份文本的作者均處於生存危機之中，是弱勢群體希望通過制度創新來改善處境的自發行動。羅虛代爾章程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工人階級飽受剝削與貧困之苦，消費者權益缺乏保障的情況下，通過合作社模式改善工人生活，倡導公平貿易、民主管理和社員福利，創立的自下而上的民間經濟組織，為現代合作經濟奠定了堅實基礎。小崗村協議是在中國大陸人民公社體制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 下、農民普遍貧困的背景下，突破計劃經濟束縛，通過家庭承包（“包產到戶”）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關鍵行動。在基本生存權利被擠壓的情況下，羅虛代爾先鋒社以“合作”對抗資本剝削實施組織創新，小崗村則以分土地使用權和糧食分配權打破僵化體制。
二者都受特定思潮和實踐探索的影響。先鋒社受空想社會主義“平等自助”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市場”和“按交易額分配盈餘”的制度設計、基督教社會主義“兄弟情誼”“互助精神”倫理的影響，而此前英國工人的各種“友誼會”（Friendly Societies）也提供了互助組織運營模式的參考。小崗村則受“耕者有其田”觀念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耕作制的傳統小農自主經營思想的影 響，而劉少奇（1898—1969）此前推行的“三自一 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也是後人可參考的社會試驗。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受不同思想觀念影響，羅虛代爾鎮的28位工人和小崗村的18戶村民選擇了不同的路徑，實現了不同的制度創新，產生了不一樣的歷史影響。羅虛代爾章程構建的是互助合作的共同體模式，通過集體力量抵禦市場風險，為資本主義體系內的弱勢群體提供生存緩衝帶，其原則至今仍是全球合作社運動的黃金法則。小崗村協議則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框架內，通過權責到戶激活個體動力，它並非否定集體所有制，而是探索公有制的更優實現形式，最終推動了中國農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深刻變革。
這兩份跨越時空的文件共同顯示，經濟制度的生命力在於正確回應人民的生活需求。羅虛代爾章程揭示了市場經濟中公平的重要性，小崗村協議彰顯了計劃經濟下效率的重要性，二者都是對人如何生存這一根本問題的回答。當世界經濟面臨新的結構性系統性問題、中國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的時 候，一定會產生新的民生需求，發生更多新的自發性制度創新事件。可遇見的未來，在這些可能會發生的事件中，會產生像這兩份樸素文本中那樣具有歷史意義的原則和精神嗎？
作者：楊慧婷 (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5年10月17日第19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