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81年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但台湾光复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口号。
1945年10月25日，以陈仪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派驻人员到达台北、接收台湾；当天上午，台湾受降区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陈仪任受降主官；随后，组建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194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从国内法层面确认台湾同胞的中国国籍。
同时期，大陆学人渡海赴台，试图在台湾重建一个既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又吸纳现代文明成果的新秩序。这正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卓恩教授在《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书中还原的历史场景：光复不只是主权移交，更是一场文化重建实验。
但这场实验很快遭遇现实的磨损。光复在操作层面被简化为“接收”，日本殖民五十年埋下的皇民化遗毒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国民党政权的保守性与封建性又与现代启蒙诉求形成内在冲突，国共内战、国际冷战又在台湾埋下了“反共”伏笔。赴台学人面对的不仅是文化断层，更是一套已经变形的政治社会结构。
思想领域的裂变更为深刻。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与国民党维持着合作中的批评关系，最终在威权挤压下走向决裂；党外运动在转型前夕主导了社会舆论，动员了基层民众，但最终在岛内两党政治塑造中被分裂主义彻底篡改底色。国民党在自身“合法性”危机中逐步本土化转型，但分肥政治、代际冲突，将祖国化扭曲为“党国化”，排挤现代化，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失据连连。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为了“小我”，牺牲台湾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我”。
这些未竟的文化重建、被扭曲的政治转型，以及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变量，共同构成了今天理解两岸问题的历史纵深。何卓恩教授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梳理了台湾从光复到转型前夕的脉络，分析当年对台接收工作的功与过、重建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以及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启示。
历史并未远去，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今天的争论之中。
本文为下篇。内容提示：
· 国民党在台湾：本土化转型
· “祖国化”如何被扭曲为“党国化”
· 共产主义和左翼传统，在台湾并未完全消失
· 为什么“再光复”不够准确
· “祖国化”与“现代化”如何映照当下
国民党在台湾：本土化转型
观察者网：除了自由主义与本土左翼运动的结果，事实上1949年国民党败退迁台后，也在进行某种本土化。它一方面利用台湾本土精英、家族和地方势力、甚至殖民时代遗留的技术官僚维持统治，另一方面败退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对中国局势的描述和宣传又和光复初期相比发生变化，同时又要回应不断兴起的社会运动，您怎么看国民党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后来台湾社会的影响？
何卓恩：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文化。政治是背景，要看国民党怎样在台湾进行统治；文化则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要看它在台湾文化重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从政治上说，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首先要笼络台湾本省人，既要笼络上层士绅，也要笼络下层普通农民，当时台湾还是个农业社会，农民是社会主体。国民党采取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土地改革。虽然都叫土改，但台湾土改有不同的思想和制度来源，做法与共产党不同。
共产党推行的土改强调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和斗争，目标是打倒土豪劣绅。但国民党更多是采取收买和改造的办法，将地主、士绅阶层转变为资本家。
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掌握了一些公营事业，允许地主用土地换取企业股份。地主把土地交给政府，政府再把土地分给农民，使佃农成为自耕农，也就是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所说的“耕者有其田”。贫农分到土地，自然感谢国民党；地主交出土地，拿到股份或资金以后，可以进城成为资本家、企业老板或董事会成员。
通过这种办法，国民党解决了与台湾本土社会结合的问题，在当地初步站稳脚跟。当然，它能真正站稳脚跟还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提供保护等外部原因，这里暂且不展开。
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执政几十年后，农民逐渐富裕起来，资本家积累了财富。同时在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比较早，此前按照“民生主义”的设想，有较强的国有经济色彩，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开始转向自由经济。这样，经济逐渐活跃起来，经过二十年左右，台湾经济实现起飞。
国民党通过改善民众生活，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但经济起飞以后，新的问题也逐渐出现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要求参与政治，但国民党的政治系统仍掌握在从大陆过来的老人手中，于是“老人政治”与台湾新世代之间产生了结构性冲突。
党外运动最早的兴起就与选举和政治参与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蒋经国准备接班时，曾试图笼络台湾新世代精英。他邀请一些人座谈，让他们提意见，也给他们办刊物、表达观点的空间，《大学杂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但蒋经国掌握权力以后，越来越觉得这些人的言论刺耳，开始进行打压。结果这批“青年才俊”出现分化，一些人留在国民党体制内做官，另一些没有进入体制的人则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
国民党吸收台湾本省“青年才俊”，使政治系统年轻化，同时也逐渐本土化。到了党外运动中后期，蒋经国明确提出本土化。他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表态，表明国民党开始尝试与台湾社会进行更深的互动，推动自身本土化。今天，如果要求赖清德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他肯定不会说。马英九曾说过类似的话，但在台湾受到很多攻击。
不过，国民党的这些改革仍无法完全适应台湾社会的要求。被吸收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台湾青年参政的要求无法满足，他们就参加到民主运动中，从体制外争取权利。党外运动持续发展，后来形成两党政治。在两党对垒中，国民党逐渐处于守势，而且直到今天都难以扭转这种局面。
观察者网：国民党为什么始终处于守势？这与它在文化重建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关系？
何卓恩：除了“老人政治”这个包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台湾文化重建中扮演的角色存在问题。
它在文化重建中既有功，也有过；而且从后来的结果看，过大于功。直到今天，国民党仍然没有办法向台湾社会充分交代这些问题。所以，无论国民党讲自己有多少功劳，很多台湾民众就是不买账。
有功这方面，主要体现在：
第一，它主导了台湾文化去殖民化和祖国化的过程。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到后来改设台湾省政府，再到国民党政权迁台，在去殖民化、祖国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投入建设了不少文化设施和事业。
即使当时国共对立严重，国民党既要强调“反攻大陆”，将大量财政用于军事，还要拿出不少资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经济起飞时期，台湾地区的教育经费一度占到GDP的6%，这算是很高的比例了。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学校系统，都获得了不少经费和政策支持，这也让台湾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文教事业体系。
文化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学者既可以从事祖国化的工作，也可以从事现代化的研究。即使国民党对现代化思想不够重视，甚至加以打击，但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具体研究什么，国民党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些制度建设总体上有利于台湾文化重建。
第二，国民党试图以“三民主义”为框架和旗号，开展官方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最有名的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三十年代就搞过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其中包括法西斯蒂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等。
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又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当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大陆搞“文化革命”，台湾就搞“文化复兴”，也带有“逢共必反”的意味。
但这个运动客观上确实做了一些具体事情，比如编印出版了很多古籍，组织推动了传统学术研究；编印了公民生活小册子，宣传礼貌、公共卫生，推动读书活动和读经计划等。类似内容在大陆时期的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中也出现过。
所以，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贡献，但也不能把它的作用估计得过高。现在大陆有些人一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化，就想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这个运动在台湾社会中的地位没有那么高，普通民众不太买账，精英阶层也不太买账；他们更愿意接纳民间文化，而不是官方文化。
因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更多具有一种符号意义。
“祖国化”如何被扭曲为“党国化”
何卓恩：国民党在文化重建中的“过”，首先出在它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上。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但国民党后来对它的阐释逐渐集中到所谓“道统”之上。它把孙中山与孔孟之道串联起来，并宣称自己是法统和道统的继承者，最终又将蒋介石、蒋经国塑造成这一传统的正统继承人。
这样一来，三民主义逐渐变成党国文化，强调忠诚党国、忠诚领袖。本来，是以三民主义为旗号推动台湾的祖国化；但在实际过程中，祖国化被矮化、窄化成了党派化和领袖化。这样的祖国化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祖国化，号召力自然不够，台湾民众当然也不会轻易接受。
但这还不是国民党最严重的过错，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使用政治、警察和戒严手段，对受到台湾民众欢迎的各种非官方思潮进行严厉打击。
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基本上不可能在台湾的合法报刊中公开出现，但地下刊物和地下传播仍然存在。绿岛关押的很多人就是台湾本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是大陆方面派去的特工，而是台湾本土的一些青年，希望进行工农革命。
当时一旦被发现有红色宣传品，国民党就会追查到底，把相关人员投入监狱。绿岛四面是海，被关进去以后很难逃脱。过去绿岛关押的政治犯，就包括国民党认定的共产主义者。
国民党认为最危险的是共产主义，但对自由主义同样进行打击，它把自由主义称为“毒素思想”。当年蒋经国曾化名“周国光”，亲自推动批判“毒素思想”。胡适名气很大，有国际影响力，国民党不便直接拿他怎么样；蒋介石在日记里经常骂胡适，但当面见到胡适时，又表现得很礼貌。但对于殷海光、雷震、傅正等人，国民党就没那么客气了，傅正与雷震都被关过监狱，殷海光也被特务软禁在家。
国民党对新儒家也并不宽容。新儒家也讲孔孟之道，但有些学者批评蒋介石的专制和弄权，国民党无法接受。比如，徐复观本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人，后来进入学界，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批评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最终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得转到香港。牟宗三和张君劢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有关系，蒋介石不喜欢张君劢，牟宗三后来也从台湾去了香港。
国民党打击的思潮实际上包括五四以来中国发展出的各种新思想，不管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儒家，只要对它的权力构成进行批评，就可能遭到查禁、打击乃至抓捕。这就限制了台湾现代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型，依靠的恰恰是这些思想资源，所以台湾民众记恨国民党的，正是这些思想和政治压迫。在两党政治格局下，这些就成了国民党的“软肋”，虽然国民党这时已经转型，历史欠账却是它长期的负资产。国民党如果不能对这个负资产进行系统性处理，很多人就不会原谅它。这个负资产蒋经国晚年用他的行动有所补偿，但并没有来得及在观念层面做系统处理。
共产主义和左翼传统，在台湾并未完全消失
观察者网：之前跟韩国的进步派学者聊天，他们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参加的运动、接受的思想来看，当年蒋氏政权在台湾的统治是专制威权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进步一方；在台湾的情境下，后来一直没有形成显性的共产主义思潮或运动。
我记得蓝博洲老师在讲台共历史和两岸关系时，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大意是台湾社会从来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这背后一方面跟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反共”宣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冷战背景、以及到冷战后期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而美国在台岛有强大渗透力。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的研究中如何阐释台湾曾出现的共产主义活动？
何卓恩：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共产主义和左翼力量；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共产党也发挥过作用。
过去大陆的宣传中曾提到“二二八”是由台湾共产党领导的。事实上，台湾共产党确实是“二二八事件”中的一个活跃角色。台共骨干谢雪红、苏新在“二二八”之后通过香港到了大陆，后来在大陆生活了一辈子。
“二二八”被镇压以后，官方不允许共产主义公开存在，但共产主义作为一股暗流始终没有完全消失。除了被关到绿岛的一些人士之外，到了19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兴起，其中也有一股左翼潜流，但它不再直接称共产主义，而是叫左翼思潮。比如苏新女儿苏庆黎主办的《夏潮》杂志，宣传的思想就包括反帝、反资和伸张劳工权利，也是党外运动中一支很活跃的力量。
其实，在民进党早期的思想资源中，就有社会革命这一条线索，它利用过去社会革命的理念动员基层民众。民进党说辞中确曾有很强调环境保护、普通民众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内容，隐含着一些经过温和化处理的左翼思想资源。
事实上民进党成立初期，大陆方面并不像今天这样与其处于势不两立状态，民进党早期的一些骨干曾经到大陆来，我们这边也曾支持他们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今天的民进党已经发生了剧烈异化，执政后被台湾民众视为紧贴西方、靠拢大资本家、极力发展美式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跟早期的左翼政党形象已不可同日而语。
显性的共产主义在台湾很难存在，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只要正面谈共产主义，就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这在台湾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个极难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再光复”不够准确
观察者网：近年来，两岸学界和舆论场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台湾需要“再光复”，这背后主要想表达的是：日本对台湾进行了五十年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改造，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台湾去殖民化又不彻底，存在大量殖民遗绪，而且台湾和大陆缺乏共同抗战的历史记忆，所以需要“再光复”；您怎么看“再光复”这个概念？
何卓恩：我觉得“再光复”这个概念不够准确。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曾把沦陷区匡复分成“收复区”和“光复区”，九一八事变以后沦陷的地区叫“收复区”，台湾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已经被日本侵占，因此被称作“光复区”。这里的“光复”，主要是指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已经回归中国。今天台湾地区的执政权无论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还是民进党手中，都不能说它掌握在“外国”政党手中。今天台湾面临的是分裂与统一的问题，而不是从外国人手中重新“光复”的问题。使用“再光复”这个词，似乎意味着台湾落入外国人手里，这在政治概念上来说是不准确的。
如果要谈今天台湾的文化问题，也不一定要再次使用“祖国化”这个词，可以改为“中华文化认同”，或者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框架中来谈。因为台湾国际法上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需要再用1945年那个历史语境中的“祖国化”概念。
观察者网：使用“再光复”的概念，可能主要是指台湾社会仍有日本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去殖民化没有彻底完成。
何卓恩：我认为，“殖民统治后遗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假象。这个假象的形成，与国民党在台湾文化重建中的功过有关。
前面说了国民党的做法有功有过，它的过错埋下了后来反其道而行之的祸根。“台独”和“去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反向运作。
国民党过去利用一种畸形的祖国化，来压制台湾文化的现代化；后来民进党就打着现代化、民主化的旗号，否定祖国化和中华民族认同，把国民党过去的做法完全颠倒过来。
从这个角度说，民进党可以被视为国民党的倒影。国民党支持的，民进党就反对；国民党反对的，民进党就支持。民进党高举所谓民主、进步的旗帜，因为这些是国民党过去压制的内容。国民党强调祖国化，民进党就反过来推动“去中国化”，甚至提出所谓“外省人滚回去”。为了排斥“中国”和“外省人”，还不时有一些媚日的言论和表演。
这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不是健康的文化发展道路。国民党和民进党走向了两个极端。文化意识都受到了政治的牵累。民进党为了选票，故意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国民党过去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利用政治手段打击现代文化发展。它是一个从大陆迁到台湾的“小政府”，要治理台湾社会，就采取专制和威权的办法。
所以，压制现代化的祖国化不是真正的祖国化，而是党国化，是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民进党推动的去中国化的民主化，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它只是以民主的名义制造对立，以分离主义服务于捞取选票。
国民党和民进党看似相互对立，实则有一致之处：都是为了自身的“小我”，牺牲台湾的“大我”，甚至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短期内，台湾地区无论哪个政党，都很难把民族认同与现代意识真正结合好。
“祖国化”与“现代化”如何映照当下
观察者网：从“祖国化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今天，当年大陆赴台学人未竟的文化重建事业，与当下两岸关系之间有什么映照？这段历史对今天我们理解台湾问题、促进两岸文化沟通，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何卓恩：我最近看了韩国瑜的一段视频，他说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这个根被切断，下一代孩子连岳飞、袁崇焕、秦始皇是谁都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特洛伊等西方故事耳熟能详，但对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盘古开天等中国神话故事却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他说不能让中华文化的根在台湾断掉。
韩国瑜现在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是在野党，但他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根，也是台湾文化的根。
如果把这个根切断，台湾文化就缺少本源性和生命力，也就长不高。文化的根基越长远、越丰富，现代文化才越有可能繁荣。现代文化是花，只有根深，叶才能茂，花才能鲜艳。所以，文化的根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包括今天大陆对台工作在内，我们强调文化的根，强调血浓于水，往往谈得比较多，但从过去台湾文化重建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单纯强调这一面是不够的，未必足以把人心吸引过来。
现代文化可谓台湾社会的“花”，如果缺少对现代文化的肯定和扩充，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亲和力、凝聚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怎样兼顾文化的根与现代文化的花，怎样把两者平衡好，需要我们多用心多想办法。我们要忧台湾同胞所忧，急台湾同胞所急，在肯定台湾民众的权利保障成果，扩充台湾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多用心力，才能真正实现两岸心灵契合，才会产生号召力。
否则，大陆说大陆的，台湾社会想台湾社会的，不容易产生共鸣。
国民党过去在台湾做了很多事情，但因为他们的片面性，台湾民众不买账。他们与台湾民众处于同一个空间，尚且如此，大陆跟台湾还隔着一道海峡，实体的海峡和无形的海峡，更需要认真了解台湾民众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不能只讲一面，只讲民族文化而忽视了回应现代性诉求。
“祖国化”与“现代化”这个题目虽然讨论的是历史，但对今天还是有些借鉴意义。对于研究台湾问题的智库和相关工作者，希望这段历史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因为这些经验是几代人付出心血换来的，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把过去的经验教训吸收进来，今天的工作可能事半功倍。
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这一段台湾历史也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要了解台湾曾经发生过什么，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台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