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达成WTO各项协定，并建立一个有能力解决本世纪各种问题的组织，就必须作出坚定的集体努力。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的时期，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3届阿布扎比部长级会议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既有一些成功，也有一些失望。相比之下2022年6月举行的上届部长级会议在闭幕时通过了多项多边协议和决定，使WTO暂时摆脱了批评。但如今批评之声又回来了。
批评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应当促使人们反思WTO成立的初衷、该组织是如何使其成员（包括富国和穷国）受益的，以及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批评只有在考虑到该组织的复杂性时才有帮助，而阿布扎比会议的动态也加深了这种复杂性。除了通常的南北挑战外，谈判还暴露了正在某些问题上浮现的南南紧张关系。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使WTO的协商一致式决策方式更为复杂化了。
新的紧张关系在数字商务和农业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WTO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成员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一致支持延长以电子传送形式实现的电子商务行为的关税暂缓征收期。但包括印尼、印度和南非在内的其他国家则反对延长，理由是这将给其政府收入带来损失，并相信这会赋予大型科技企业过大优势。
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最终达成妥协将暂缓期延长两年，结束日期为2026年3月31日或下一届WTO部长级会议召开日（以先到者为准）。而之所以能达成该协议，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认为暂缓对其服务业有利。
同样，我们也经常能在关于农业改革的谈判中看见各种复杂的联盟组合。虽然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合集团呼吁大幅削减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但新兴市场对“公共储备”（通常以固定价格购买农产品以加强国内粮食安全的做法）及其对贸易的潜在影响存在明显分歧。这些分歧阻碍了推进各类尚未完成的农业谈判的努力，并因此不幸地导致一些成员阻挠了进一步限制有害性渔业补贴协议的达成。
但阿布扎比会议也取得了一些关乎WTO信誉的重要成就。首先，经过多年的倡导，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放宽最不发达国家——WTO的最贫穷成员——向发展中国家地位过渡的条件。各成员现在可以在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类别后的三年内保留世贸协定中提供的特殊贸易减免。
会议还同意接纳科摩罗和东帝汶这两个新成员——两国都进行了艰难的经济改革并实施了多年立法改革才获得了入世资格。它们的承诺表明各国仍然重视WTO成员资格和致力于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事实上还包括波黑、埃塞俄比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22个国家正在加快申请加入WTO的步伐。
最后，125个WTO成员（占成员总数的3/4，包括近90个发展中国家）利用多边谈判工具最终签订了《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协定》，以消除阻碍国内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官僚障碍。这可以为参与国每年合共节省高达10亿美元成本并使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虽然相关工作将继续在日内瓦推进，以将该协定纳入WTO多边法律框架，但该协定无疑证明WTO拥有可以在热点问题上寻找共同点的创新谈判工具。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达成WTO各项协定，并建立一个有能力解决本世纪各种问题的组织，就必须作出坚定的集体努力。不能再把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完全归咎于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缺乏领导力或不感兴趣。
虽说美国确实阻挠了WTO上诉机构的新法官任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WTO的争端解决体系。但作为回应，WTO成员已开始相关改革工作并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WTO的动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美国的领导作用仍然不可或缺，但有意义的改革需要其他成员，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挥带头作用并帮助引导该组织的发展，正如在阿布扎比所见，它们显然对该组织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确保任何拟议的改革都能为它们提供增长和繁荣所需的条件。
WTO已经通过了一个支持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包容性并打造公平全球竞争环境的前瞻性议程，而该组织成员，乃至整个世界，都将从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中受益。
（作者曾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现为布鲁金斯学会杰出客座研究员、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全球公共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