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臨近，在日益分裂的政治環境中，“對中國采取點行動”似乎是美國兩黨唯一能達成共識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滲透到美國公共生活中，與上世紀50年代的“紅色恐慌”如出一轍。 美國人對中國的恐懼無處不在，似乎已沒有理性可言。
美國身份認同的特點就是絕對信仰“美國例外論”。這種意識形態宣稱美國高居現代化頂點，作為自由堡壘獨一無二。要成為自由世界的捍衛者，美國必須保護世界免受某些東西的傷害。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是，如果沒有敵人來定義自己，美國的身份認同就無法存在。
隨著世界告別美國冷戰後勝利階段，“美國例外論”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脆弱。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敗及留下的爛攤子，使其傳播民主的承諾化為泡影。在國內，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人們對美國經濟體系穩定性的信心……現代身份認同的基礎不斷受到侵蝕，非但沒促使美國進行有成效的反思，反而使其更用力地維持“例外”意識，企圖通過新敵人來消除對其合法性日益增長的質疑。中國成為這種敵人的絕佳人選。
中國曾很符合“美國例外論”的理念，中國一直被描繪成一個在美國“慷慨”指導下茁壯成長的新興國家。但中國並沒有變得更像美國。相反，中國不僅打破美國的期望，拒絕西方治理模式，而且表現出色，取得了堪稱奇跡的空前經濟增長。
於是，“中國威脅論”充當了美國生存危機的權宜之計。這種威脅論的效用並非來自客觀性，而是來自對安全的心理渴求——分散美國人的注意力，不去關注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當今中國是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合法競爭者，從根本上挑戰了“美國例外論”。
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中國不是、也從未是美國可以擁有、塑造、定義或指揮的。這種舊的思維框架植根於“美國例外論”。要與中國進行有意義的接觸，美國必須摒棄“美國例外論”的謊言。如果因為一個國家脆弱的自尊心而使數十年來的全球化、發展和進步付諸東流，那將是難以想象的悲劇。現在或許是美國該反省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