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開啟第一天議程。 在當天下午舉辦的「減少貿易碎片化」分論壇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總裁林毅夫在論壇上就如何避免貿易保護主義、透過理論創新 引導美國人建立正確認識的問題，並做出了精彩發言。
針對貿易碎片化和全球化的相關問題，林毅夫指出，貿易是雙贏的，能讓每個國家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讓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夠有更低的成本， 發展更快。 這在理論上是很清楚的，在經驗上也是很清晰的，那麼怎麼會出現去全球化貿易碎片化的問題？
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些國家國內出現了問題，例如失業率比較高、經濟成長比較慢、中產階級比重下降等，他們經常把國際貿易當作替罪羔羊，認為這些問題是因為外部產品進口引起的 ，其實不然。
林毅夫就此提出以下三點因應方案：
第一，學界理論界有責任，把這些問題的根源分析清楚，因為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如果開出的藥方跟其國內產生問題的原因是不相關的，既不利於自己的國家，也不利於世界，所以學界理論界有責任，把各國國內問題的原因講清楚，能夠幫助其解決 問題。
第二，在WTO的框架之下，儘管每個國家有共識，但是各自的立場經常不一致，以至於某些國家有時為了本國的利益來阻撓全球利益，比如WTO剛開始強調製造業貿易自由化， 但是農業並沒有貿易自由化，因為已開發國家要補貼國內的農民，所以排除了農業。 現在有的已開發國家，發現自身製造業競爭力在下降，就開始設計各種限制，讓全球化的進行越來越困難。 跨國貿易對每個國家有利，但是有的國家為了保護國內的商業或製造業，即使深知跨國貿易對全球福利提高有利，也不願意推動。
在全球一致規則無法形成的狀況下，區域集團的合作仍應作為次優的安排。 因為在區域之內，這些國家的發展階段比較接近，利益也比較接近，如果能夠先形成區域合作的協議，至少參加的每個人都有利。 如果這是一個開放的區域合作協議，區域內每個成員國協同把經濟發展好，同時也開放區域外的國家，在全球一致的WTO規則不能形成之前，先形成區域合作，也是值得鼓勵的 。
第三，貿易是雙贏的，但是小國得到的好處比大國得到的好處大得多。 在談判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和主要國家談：發展中國家是小國，主要國家是大國；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大，大國得到的好處小；如果不貿易，大國得到的損失小，小國得到 的損失大。 因此，如果是一對一的談判，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
但現在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是2000年前，七個國家經濟比重就佔到全世界一半，其他的國家只有另一半。 現在不一樣了，七個國家的GDP只佔世界30%，其他國家加起來佔70%，這種狀況下，如果開發中國家能夠團結一致，經濟體積就大於已開發國家。 大國如果不跟發展中國家貿易的話，損失就大於發展中國家。 全球化是最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所以說發展中國家應該團結一致，繼續推動WTO規則下的國際貿易體系完善。 當然有困難，但團結一致的話，這個目標還是有可能實現的。
在談理論創新時，主持這一分論壇的全球化智庫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王輝耀提到，現在歐美特別是美國的敘事都在說，中國搶了你的飯碗，吃了你的 午餐等等，實際上美國中產階級過去四十年基本上停止了生長，1%的華爾街財富相當於50%普羅大眾的財富，美國許多中西部地區都受到了影響。 企業一直在受益，但並沒有惠及美國中下層群體。 於是美國政壇變成了一個怪圈，每年的大選必須出來抨擊中國，這樣才能被選上。 王輝耀表示，我們能否在理論上有一些創新，讓美國人明白。
林毅夫表示，這些年他一直在推動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的理論創新，目的就是把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甚至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很多經濟現象背後的原因講清楚，改進這些現象應該往哪些方面努力 ，也講清楚。
林毅夫介紹說，美國政治人物要被選上總統，就要看一般的選民對經濟問題怎麼認識。 當選民的認知與事實背離，即使這個領導人知道原因是什麼，但是為了選舉，也只能講那些違背自己良心的話。
但是選民不是學者，選民對於許多問題的認知受到輿論界的影響，這種狀況下，在改變領導人之前可能要先改變輿論界。 一方面，有些利益集團主導輿論，例如美國華爾街的力量非常強、金融界的力量非常強，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力量非常強，他們可能控制著輿論。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確實是對原因沒有了解清楚，不正確的認識導致了不正確的輿論，讓選民被錯誤的意識引導。 在這種狀況下，一個領導人即使非常明智，也不能提出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必要政策、或推動必要的改革。
林毅夫說，開發中國家有很多經驗，成功的、不成功的。 從這些經驗入手，了解它背後的道理，形成更好的分析框架，並且形成新的話語體系。 這是我作為學者的責任，要教育新一代的學生，這些學生中有人將來可能成為政治家，也可能像在座的媒體人一樣，能夠有一個正確的分析框架來了解事實，讓根據事實形成的 論點變成主要的媒體聲音，幫助引導選民認識當前的區域挑戰是什麼。
這樣的話，形成的政策會對國家有利。 如果是真正對一個國家有利的政策，也會對全世界有利。 我們現在常看到，外國選舉的時候對領導人目前有利的政策，不見得對這個國家有利，對全世界更是不利。
他表示，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東亞經濟體在二戰後，從原來被認為是最沒有希望的地方，成為全世界發展最好的地方。 過去的理論不是來自英國就是來自美國，現在更需要一些來自於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經濟體的理論，來看看為什麼處於同樣的世界格局之下，這些國家地區能夠發展成功，其他地方 不那麼成功。 將來形成新的理論、新的話語體系，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我相信也會有助於已開發國家和全世界的發展。
此外，在被問到202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出現波動的問題時，林毅夫表示，這主要是因為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對外投資整體下降。 只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利用國內外資本一起推動中國新質生產力的提升，「我相信中國還是可以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之下保持相對穩定快速的發展；我相信中國還是全世界發展主要動力 資料來源；我相信中國有能力、有可能每年對世界經濟成長作出30%左右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