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吴薇】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北一女）国文老师区桂芝日前抨击民进党推出的“108课纲”删掉顾炎武《廉耻》一文，令学生不再有机会思考何为廉耻，是“无耻课纲”。这番言论迅速在岛内外发酵。13日，区老师在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所谓“去中国化”就是不想让传统价值在台湾学生心里生根，不想让学生有民族情怀。
“廉耻”关乎品德
环球时报：您发言时特别以顾炎武的《廉耻》一文举例，是什么事让您有这么大的感触？
区桂芝：这段发言不是突发的，而是我教课时的感悟。今年我教书满30年，从我自己读书的时代到教书，这篇文章始终都在，无论是文字修辞还是文义内涵，它都是考试的重点。但（“108课纲”推出后）我教高一课程时吃惊地发现《廉耻》不见了，查了一下发现整个高中三年都没有这篇文章。
老实说，看到学生状况的一些改变，乃至社会状态的一些改变，我就发现没有《廉耻》这一课，损害太大了。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是非观念养成阶段，我觉得有一个直接文本而且是这么具体的文本，能起到非常好的引导作用。所以当我发现这篇文章没有了，就忍不住在课堂上跟学生说，“原来这个课纲是无耻课纲，因为它没有《廉耻》”。后来有人邀请我参加记者会，大学老师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文化台独”“历史虚无主义”，我作为高中老师就举了教学现场的例子。
之所以引起很大反响，应该就是因为我举的例子很实际，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很在意这一点，也很在意品德教育。所以我举例子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廉耻》，这关乎品德。
环球时报：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称文言文是“君主政治的产物”，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区桂芝：我觉得几乎不值得评论，“廉耻”应该是一个永恒的普世价值，它跟什么制度无关。他这样的发言，我觉得是对品德教育完全无知。我要怎么回应？难道“民主政治”就不需要廉耻吗？如果一个制度不廉不耻，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它？
环球时报：这么多年台湾已经出台好几个课纲，文言文比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区桂芝：台湾开始有课纲大概是1999年。我记得自己读书的时候古文有60篇，刚开始教书时大约有45篇，“95暂纲”减到40篇，后来到“98课纲”变成30篇，给出的理由是希望教材与学生生活更贴近。我觉得这些立意都不错，增加现代白话文也很好，因为白话文也有许多大家的作品。
但是古文从40篇降到30篇，其实可以看到学生的语文能力在弱化。在台湾，我们不叫“语文课”，而称为“国文课”。它的含义比较广，不是只有语言文字的功能，语言文字是这个课程的基础，再上一层就到了品格教育，品格教育再上一层，其实是一个人的人格培养，是学生胸怀的培育、眼界的开拓。当古文的篇数到了“108课纲”只剩15篇的时候，学生受的涵养教育自然薄弱很多。他们不但语言能力直接下滑，而且连带着思考能力也很薄弱。
拿掉《台湾通史序》别有居心
环球时报：您觉得“108课纲”删除15篇文言文的理由是什么？
区桂芝：他们的理由是时代要均衡，每个时代只可以有3篇，台湾部分也一定要有3篇，选文要呈现所谓多元性。多元性没有问题，但中国古典散文可以说浩如烟海，而台湾自明清以来可以选择的篇章其实没有那么多，其品质和意义跟古代大家的境界差得很远，等于硬要学生读一些台湾近代名人的作品，而在台湾作品中又抽掉了重要的连横（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父，著有《台湾通史》——编者注）的作品。
他们拿掉《廉耻》，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品格，他们不希望这种传统价值在台湾学生心里生根；他们拿掉了连横的《台湾通史序》，因为《台湾通史序》强调“历史就是民族精神之所系”，但他们就是不让学生有民族情怀，而是要建立所谓的“台湾新民族”。他们想让学生对于祖宗的来源知道得越少越好，因为知道得越少、读得越少，孺慕之情就会越薄弱，文化向往就会越稀薄。许多学者都认为“108课纲是个去中国化的课纲”，因为它令学生少读了这么多古文，导致他们对历史无知、对文化无感，自然就对血缘无情，这是他们的目的。
环球时报：《廉耻》等古文对台湾社会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学生对这些文言文的删除有什么反馈？
区桂芝：我们拿这篇文章一读，就能印证台湾的现实。古人早就发现，在什么时代，什么黑暗的力量就会有什么黑暗的表现。如果读过这些书，我们对现实的黑暗状况就会有更高的敏感度。
高中阶段的学生对文言文被删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以前没读过，不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自然没有向往，没有接受过“好”，也就无法比较现在的“坏”。一些人认为文言文没有实用性，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的文化、文学教育都有一种西方学术所说的滞后性。它的影响也许不发生在当下，但它在你心里留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在日后发芽，就会影响你。我前两天读到一名非文史科系毕业的学生谈到古文对他的影响，他说当时都是被迫背的，因为要考试，但多年之后在社会历练，有时候遇到挫折，突然间脑袋里就跳出古人的金句，立刻给了他再出发的力量，这就是文化教育的滞后性。这需要生命体验，需要年纪的历练。
环球时报：您觉得台湾社会经过20多年“去中国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区桂芝：因为历史知识的缺乏，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受能力变弱，对文化比较无感，因此更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渐渐失去文化的主体性而不自知，等于是默默地被其他文化“殖民”，可是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自我殖民”的过程。
对抹黑和“抹红”毫不在乎
环球时报：您想过自己的发言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吗？最近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区桂芝：老实说没有想过。我的确希望我的话能被听到，可是没有想到真的会被这么多人听到。我参加这样的记者会不是第一次，之前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临时发言，没有讲得很充分，也没有人拍摄。这次我主动要求发言时间延长到10分钟，并准备了发言稿，把自己这几年的感受讲得更完整一点，还在家里进行了练习。现场不知道是谁，听着听着就拍了下来。
这件事之后，我的生活当然发生很大的变化，被媒体堵，接到很多上节目的邀约。我原本没打算上节目，可是没想到民进党对这个错误政策完全没有反省，不打算直接面对，也不打算认错，只会说场面话应对，就像游锡堃所谓的“君主政治的产物”这类无知的话术，然后放任一些人在网上肆无忌惮地攻击我。
当然我收到的正面反馈也非常多，因为我讲的不是意识形态，无论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现在谈的是台湾的教育和文化。“108课纲”第一届学生已经进入大一，台大、清华大学（新竹）和政治大学纷纷反映，这届学生的数理能力的确是弱化了，不及格的比例在攀升。当局那些人不面对问题，却来检讨我的立场，我觉得他们完全焦点错乱。
环球时报：我注意到您被一些人挖出曾赴香港参加“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目的就是给您扣上“亲大陆”的帽子，您对此怎么看？
区桂芝：他们说我“亲中”，我说“我亲哪里跟你无关”，而且我参加的是文化交流，由素书楼文化基金会举办。这个基金会是钱穆大师生前捐出自己的稿费成立的。而且我们当时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修，我说难道新亚书院是个统战机构吗？所以对这种抹黑和“抹红”，我完全不予理会，我也不在乎。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马英九先生声援了您。如果用一篇古文或者诗词形容您此刻的心境，您会选择哪篇？
区桂芝：马英九特别打电话来鼓励我、赞赏我，告诉我有任何需要不要客气，他一定支援我。
我这几天的遭遇，让我平常教的很多东西都涌上心头。比方说以前教《论语》，里面谈到君子之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现在遭遇的情境就是颠沛的，就是造次的，我觉得这正是一个考验我能不能成为君子的时刻。其次，我想到的是《正气歌》。在这篇文章之外，文天祥还有一篇序，提到他关在牢房，环境非常恶劣，有各种污浊恶气会让人生病，他举了七种恶气，但他被关3年，居然一点病都没有生。他觉得自己“以一敌七”，那个“一”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我觉得现在自己也是凭借这股气，对抗外面所有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