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著名的外交家、戰略家基辛格博士去世，享年100歲。基辛格在尼克森政府時期曾擔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1969-1974年），後來擔任美國的國務卿（1973-1977年）。 在冷戰美國處於相對弱勢的特殊階段，需要進行戰略調整的背景下，他幫助美國從越南實現脫身，推動中美關係破冰，實現了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戰略構建，為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構建 了更有機會的生存結構。
聽到基辛格去世的消息，我有一個很突出的感受，就是中美對於基辛格的認知是很不一樣的：在微博上充滿了大量對基辛格在中美關係、國際 關係所做貢獻的討論，不管這些評價和情感具體如何，但有一點是有共識的：基辛格本身作為一個美國的外交家、戰略家，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產生 了正面的影響。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境外社交媒體，上面更多是戲謔的、解構的、瑣碎化的、情感性的討論，甚至有一幅漫畫用一個死神操縱抓娃娃機的這樣一種方式，展現基辛 格去世這件事情，意思是終於輪到基辛格死了。 從中國的文化和角度看來，這是一種不敬的討論方式。
最先報道基辛格去世消息的媒體，比如像《華盛頓郵報》，一方面講了其在外交上的貢獻，但是更多落筆到了各方長期以來對於基辛格的批評，包括在外交中 不講原則、不講道德等等。
基辛格是個非常簡單、純粹的人，他是個西方古典寫實外交思想的研究者，同時也是實踐者。 他在唸書的時候研究梅特涅，在大學教書的時候討論基於地緣政治實現大國間的戰略穩定，探討美國的威懾戰略，以及美國的全球戰略如何遵循現實主義的勢力均衡原則，加以有效的落實 和實行。
當進入尼克森政府的外交班底，成為尼克森最信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之後，基辛格試著用他對國際關係深層架構的理解去推動美國外交戰略的轉向，試圖讓美國以更低的成本 建構一個對其更有利的外交環境。
基辛格之後，為什麼美國再無「基辛格」？
先前寫給基辛格傳記的作者說：基辛格是個特例，他是特殊歷史環境下、特殊國內政治背景下的一個特殊人物。
這個特殊性讓我想起了我前兩年在一次視訊會議時講到美國的對外戰略，講到離岸平衡、勢力均衡、地緣政治。 有一個參加的美國學者直白地說，你們說的這些人，基辛格也好，布熱斯津也好，他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他們是歐洲人。 我當時還被震驚了一下，但現在看起來其實這個是常態。
「基辛格」能夠產生，首先是因為有尼克森。 就中美關係而言，尼克森的政治勇氣、基辛格的外交智慧，兩者共同促成了中美關係的變革，朝著健康與良性軌道發展。
換言之，基辛格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 第一，美國的實力在全球持續具有壓倒性優勢，但是不像二戰結束以後一家獨大，能占到全球2/3的體量，也無法繼續承擔布雷特森林體系無限制兌換黃金的義務。 美國在越南將近十年的介入，耗散了國內的政治支持，讓美國的戰略資源在次要方向上大規模流失，亟需進行戰略調整。
同時，當時美國的國內政治處於一個古典的環境，也具有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當中所描述的精英主義的一些特徵。 所以尼克森可以關注於大局，關注於戰略，他願意去承擔這種政治上的責任，並且能夠從不同的方向和基辛格得出相同的結論，從而能夠在關鍵的崗位上任用基辛格， 賦予他足夠的政治權威、政治信任和政治空間去採取行動，不像現在的領導人只關注個人在政治上的得失，關注程序和細枝末節的問題，缺乏採取行動的勇氣。
當我們說美國為什麼現在沒有基辛格的時候，其實我們想問的是，美國人為什麼再沒有選出一個類似像尼克森這樣的總統？ 從冷戰結束以後，我們發現美國總統在製定大的戰略，尤其是對外戰略時的能力，相較於之前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
尤其是從歐巴馬開始，到川普再到拜登，美國在對外戰略中的政策質量，到最後執行戰略的績效、對於世界實際產生的效果呈現持續下降，這個和大家印像中的基辛格 和尼克森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對於基辛格去世以後引發的懷念，除了他個人所具備的能力和影響，以及取得的成就之外，繼任者的無能、低效以及由此形成鮮明的襯托，在中間發揮了至關重要 的影響，更加顯得有基辛格這樣一個時代，或者說基辛格個人所具備的這樣一種認知能力，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今年7月，當我們的領導人會見基辛格時，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52年前，中美兩國處在一個關鍵轉折點，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同尼克森總統和你本人以卓越的 戰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確抉擇，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
2023年7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圖片來源：新華社）
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中美關係的改善是美方對中方的單向施捨，或是認為基辛格一個人獨立扭轉的結果。 其實這是雙方相向而行，儘管我們的實力大小和強弱在那個時候存在顯著差別，在現在仍然有差距，但是中美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成就的，而不是單方面努力的結果，一個 巴掌永遠是拍不響的。
中美關係之所以在今天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是美國不顧中國意願的表達，堅定而頑強地要偏離中美關係原有的戰略軌道。 而基辛格的特點在於他的才能、學識、認知和理念，在恰當的歷史時機出現在了恰當的位置，他勇敢地迎接了歷史給予他的機會，做出了恰當的決斷。 這一系列因素耦合在一起，最終成就了基辛格在中美關係中所做出的特殊貢獻。
對基辛格來說，從任上中美關係破冰，到後來見證冷戰的結束，見證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高速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看到美國逐漸偏離原先正確、健康、良性的 發展軌道，導致中美關係沒有必要地出現下跌和惡化。 在這個過程中，基辛格仍舊在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嘗試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美國方向上，當基辛格離開白宮之後，他一度被聘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當然，川普上任之後把整個委員會解散，他認為不需要聽他們的建議。
2017年10月10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晤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個應該是中美在歷史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異。 對中國來講，「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傳承，「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文化，以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思維模式，有系統性的延續。 所以當基辛格去世的消息傳來，包括他之前百歲生日時到中國來，他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中國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去對基辛格 做出這樣的評價。
這個老朋友並不是說基辛格就是中國的“國務卿”，說他“通共親中”，並不是這樣。 基辛格身為美國的國務卿，身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捍衛他所理解的美國國家利益，這種國家利益抽離了意識形態，抽離了美國國內政治過程的考量，抽離了 具體的政治黨派和個人在美國國內競爭性選舉政治中的得失和計較，從站在大局、站在歷史的角度，體現他對國際關係的認識和理解，或者說指導著基辛格的外交 戰略理念，在很長一段時間讓他對於國際關係有著深刻的洞見。
當然從西方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基辛格的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又或者是他對於國際關係和外交認識的這樣一種方法論，都呈現一種微妙而略有些尷尬的境地。
在西方學界，國際關係學科正呈現出所謂科學化的發展趨勢，對於歷史的洞察和理解被認為是一種不準確、不連續、不科學的方法，轉而開始系統性地嘗試抽掉具體的 歷史情境，將歷史還原成資料語料的碎片，然後用程式化的方式進行認知、理解和研究的方法正在迅速上升。
但伴隨著這種研究方法的變化，歐美西方國家在外交戰略中做出正確的、有效的戰略決斷和戰略政策的能力和實踐，都在持續下降和減少。 歐美西方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持續衰退，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歷史的警醒。
想必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基辛格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中美關係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最被人反覆提及的功績之一。 與其說一部分原因是來自於當時在一個特殊環境下做出了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決斷，不如說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用自己的成就，用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發展，反過來為基辛 格進行了加持。
如果中國沒有取得歷史性的成就，沒有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中美關係破冰的歷史意義和戰略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想必在對基辛格的評價當中，也不會像現在這麼 複雜而微妙。
另一個方面，基辛格見證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有他在中東地區搞”穿梭外交“的高光時刻，見證蘇聯解體的歷史性瞬間，看到美國總統雄心勃勃 地在全球用不同於地緣政治、勢力均衡等理念去踐行道主義干涉，並且似乎在一定場合還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高光。 同時基辛格也看到了美國的外交戰略脫離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原則，因為不計成本、不尊重他國的核心利益、無視美國自身的特殊性，無視其他地區在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的特殊 性，過度擴張所導致的衰退，以及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優勢地位可能無法扭轉的消逝。
再加上美國國內政治以一種完全不符合精英認知的方式在30年間急速轉向，導致出現了激進進步主義的畸形發展，以及右翼在民粹情緒裹挾下，充滿政治野心，但缺乏與之匹配 的政治能力的煽動型政治人物的回歸，以及由此導緻美國國內政治陷入持續性的撕裂和紛爭，日趨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外交戰略和外交行動的國內政治化，偏離了西方國家自己總結出來 的所有外交歷史經驗、方向和道路，以一種近似於不可理喻的非理性方式急速衰退。
我相信基辛格是非常痛苦的，也非常希望能扭轉。 所以我們看到，後期進入老年的基辛格，很多認知和理解出現了變化。 當然這位老先生身上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一點，就是他持續不斷地在接觸一些新的話題，並且能夠用相對比較務實的方式去認識和理解他原先並不熟悉的事物，同時有足夠的政治 勇氣去推動在策略認知上的重大調整與改變。
無論是對核武和戰略穩定的看法，又或者是對地緣政治、中美關係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的認知，以及美國如何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使用自身實力，如何在一個冷戰後的世界 以永續的方式，盡可能延續美國的戰略優勢和美國主導的戰略體系，基辛格都持續不斷地發聲，即使承受了外界的壓力。
在人工智慧、資訊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等這些新領域，基辛格也嘗試在他既有能力範圍之內對它們進行全面的認識、理解，並且向世界貢獻出了一些具有啟發和 參考價值的觀點。 這確實是令人尊敬的。
2023年9月，基辛格參加第五屆外灘金融高峰會上提及其著作的《人工智慧與人類未來》一書。 （圖源：網路）
中國對於基辛格的尊敬，尤其是我們的領導人、外交部門，從國家戰略、從中美兩國以及整個國際體系演進的這樣一種高度和宏觀戰略層面，對基辛格給予了高度肯定， 體現了中國的智慧、文化、格局以及心胸。
我們尊敬基辛格，不是因為他主動做了多少為中國著想的事情，毫無疑問，對於基辛格來說，置於優先地位的永遠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他能採取一種務實的 方式，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相對比較準確的理解基礎之上，識別出中國的核心利益，並且強調這對美國也有必要。 無論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強弱對比多大，美國都應該對中國的核心利益予以實質的尊重，基辛格意識到了這一點。
儘管在政策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變化與幹擾，但是總體來看，基辛格堅持自己的認知，並且客觀上使得中美之間得以相互成就，儘管這未必是他的主觀意願，但 中方不介意珍惜這樣客觀的效果，並且給予善意的回報，這符合中國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徵，也是中國對基辛格的客觀認識和評價。
就像我之前在一期影片裡面提到過的，對於許多中國的外交官來說，基辛格從不大聲咆哮，也不會拍桌子，或者給予一些赤裸裸的、粗鄙的語言威脅，但基 辛格毫無疑問是中國遇過的最難纏的、最具挑戰性的外交談判對手。 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因為他能夠客觀的去說一些話，去做一些事。
這種客觀，尤其是在經歷了他的一系列繼任者、同行的襯托和對比之後，在今天這個世界就顯得尤其珍貴。
如今西方世界的領導人們談外交、談戰略，說出來的問題不著調的讓人抓狂。 在這種背景下，大家對於基辛格深刻的懷念，毫無疑問是值得理解的。
歷史具有特殊的諷刺意味。 今天誰在認真討論基辛格？ 今天誰在認真思考基辛格留下的外交遺產？ 目前看起來，在中國可能討論的比在美國更多、更深入、更全面、更準確一些。 當然我們今天懷念基辛格，不是說希望美國再出現一個基辛格，方便我們更好地跟它打交道，而是大家能夠心平氣和地回到關注雙邊實質性利益的角度，真正把外交當成外交， 把對外戰略當成對外戰略來處理，不要老是帶著那種政治的精算、狡詐、自以為是和小聰明，增加完全沒有必要的成本，增加損人不利己的不確定性，從而耗散資源，影響我們為了 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奮鬥的腳步。
一個時代的結束
11月28日芒格去世了，11月29日基辛格去世，我們會發現美國面臨的真正挑戰不是說這些人去世了，而是去世之後繼無人，看不到下一個在哪裡。 甚至他們自己都不在意這些人的離開，已經失去了正確、深層進行系統性思考的能力。 這讓人回味悠長，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警醒，也是一種教訓。
我們討論基辛格，很多時候是在中美戰略關係的背景下進行，同樣我們也要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已經經歷了重大變化，但那時候的經驗、智慧、核心原理，在今天，至少 在中方這一側，得到了有效的傳承與發展。
我們提出了中美關係的三原則，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而這些樸素語言的背後，是對中美關係深層規律的準確把握，是對於我們的周總理、毛主席，美國的尼克森總統、基辛格博士推動中美關係破冰所展現出來的戰略智慧與政治 勇氣，繼承、創新的理解。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不僅是中美關係，世界也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基辛格博士留下了很多問題也沒有解決，他的「穿梭外交」在中東一戰成名，但是中東地區今天的局勢也是從那個時候延續發展至今，偏離了最初的秩序和結構，並且持續惡化 。
過去的一頁隨著這些變化變成歷史，包括迄今仍讓大家印象深刻的美國霸權，可能都是歷史進程中不可阻擋的一個趨勢。 對於今日的中國來講，既要紀念基辛格博士為中美關係作出的這樣一種良性貢獻，同時也要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下，勇敢承擔起中國所要承擔的責任。 當世界進入到這樣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需要中國為這個世界貢獻自己的智慧，做出自己的成果。 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僅僅不斷懷念那些逝去的人物，感慨他們的智慧，更多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走好我們自己的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相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在新的國際體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是對基辛格博士曾經為中美關係客觀上作出貢獻的一種最好回報。
作者：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