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緣政治競爭是中美之爭。隨著貿易和台海等問題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各國政府自然對一個被大國競爭所左右的未來充滿疑慮。但在這樣一個兩極競爭的時代，卻有一個地區成功開闢出了一條和平繁榮之路。身處美中競爭的風口浪尖，東南亞地區不僅與中美都成功保持了良好關係，左右逢源以獲得兩國的信任和信心；它還使中美兩國都付出巨大努力以幫助其繁榮發展。
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30年前，許多分析家認為亞洲注定會發生衝突。正如政治學家艾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1993年所寫，亞洲似乎比歐洲更有可能成為“大國衝突的火藥桶”。他預測，從長遠來看，“歐洲的過去可能是亞洲的未來。”但是，儘管猜疑和競爭依然存在——特別是在中日和中印之間，但亞洲現在已經進入了相對和平的第五個十年，而歐洲卻重燃戰火。 （亞洲上一次重大衝突——中越戰爭於1979年結束。）東南亞各國也經受了一定程度的內亂，尤其是在緬甸，但總的來說，該地區長期太平無事。儘管該地區民族複雜宗教眾多，但國家間衝突卻被成功避免。
而且東南亞還很繁榮。在過去二十年裡，美國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在下降，而東南亞人卻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從2010年到2020年，由十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GDP總和為15萬億美元的歐盟。
這段不同尋常的和平繁榮期並非歷史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東盟。作為一個政治經濟聯盟，儘管東盟有許多缺陷，但它幫助建立了一個奉行實用主義和包容文化的合作性地區秩序。這一秩序彌合了本地區的重大政治分歧，使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專注於經濟增長和國家發展。而矛盾的是，東盟最大的優勢恰是其相對弱小和分裂，這使得所有大國都不把它當作威脅。正如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所說，“美國、中國和印度都無法扮演該地區掌舵人的角色，因為它們沒有共識。東盟之所以能夠自行其是，正是因為這三個大國無法達成一致。只要這些大國認為我們仍在保持中立和獨立，我們就可以繼續這樣做。”
面對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東盟精妙而務實的應對手法正越來越多地被其它發展中國家借鑒。全世界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國家，大多數南方國家主要關心經濟發展，不希望在中美競爭中選邊站隊。中國已能極大影響非洲、拉美和中東地區。如果美國想保持和深化與這些地區國家的關係，它應該從東盟的成功故事中吸取經驗教訓。與旨在將世界劃分為對立陣營的零和博弈方式相比，超越政治分歧並願意與所有國家合作的務實正和博弈方式將在全球南方國家更受歡迎。
和平與務實
在過去，東盟並不總被視為一個中立組織。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該組織於1967年成立。中國和蘇聯最初都譴責該組織是新帝國主義者美國的創造物。但近幾十年來，隨著中國開放其龐大的經濟，北京已經接受了這個地區性集團組織。東盟在2002年與中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使其貿易規模獲得了大幅提高。 2000年，東盟與中國的貿易額僅為290億美元，約佔該地區對美貿易額的四分之一。但到了2021年，在東盟對美貿易額增至3640億美元的同時，其對華貿易額已激增至6690億美元。
與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助推東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 2000年，該地區的GDP總和僅為6200億美元，是日本GDP的八分之一。到了2021年，該地區GDP總和為3萬億美元，而日本是5萬億美元。預測顯示，到2030年，東盟的經濟規模將超過日本。顯然，居住在東盟各國的6.8億人口和中國的14億人口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已為東盟帶來了巨大利益。這種互利關係才剛剛開始。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澳大利亞、中國、日本、新西蘭、韓國和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已於2022年1月生效，該協議有可能刺激各國經濟在未來十年迎來更大幅度的躍升。
在與中國培養更密切關係的同時，東盟也決心與美國保持同樣密切的關係。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東南亞（就像他忽視世界其它地區一樣），而美國總統喬·拜登則付出了巨大努力來謀求與東盟展開合作，東盟成員國對此反應熱烈。 2022年5月，拜登在白宮主持了一次東盟峰會，東盟的主要領導人大都出席了此次會議。當月晚些時候，拜登政府啟動了“印太經濟框架”，旨在深化美國與該地區合作夥伴的經濟聯繫。東盟十個國家中有七個加入了該框架，外加澳大利亞、斐濟、印度、日本、新西蘭和韓國，這再次表明東盟希望保持自己與華盛頓的穩固關係。
東盟與中美貿易額變化圖
地理位置靠近中國就必然意味著東盟面臨的中國挑戰要多於美國挑戰。有關南海和中國5G技術的各種爭議業已出現。
九段線的模棱兩可將一直是破壞東盟與中國關係的隱憂。旨在降低爭議水道沖突風險、雙方期待已久卻又無法達成的南海“行為準則”協議也是如此。但同樣明顯的是，決定東盟-中國關係的實用主義文化將防止任何重大衝突發生。儘管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都與中國在南海存有領土爭議，但它們卻都加強了本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以前，中國曾採取務實態度，對其實力較弱的東盟鄰國做出過某些妥協。在將來，中國做出類似的現實妥協也將是明智之舉。
另一個可能影響東盟與中國關係的問題是美國發起了反對各國採用中國5G技術的全球性運動。是否選擇5G電信系統應由當事國決定，因此東盟沒有統一立場，其成員國可以自選是否要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打交道。此時，東盟的標誌性實用主義佔了上風，各個成員國都根據本國需要做出了決定。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都與華為簽訂了建設5G網絡的合同，而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則沒有這麼做。各國決定不一表明，東盟國家既照顧美國的安全關切，也保持其與本國利益相平衡，確保獲得廉價技術以造福本國人民。
有時，這些利益使得東盟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美國的擔憂。美國同樣大力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但美國的反對基本上失敗了：所有十個東盟成員國都參與了各類“一帶一路”項目，整個東南亞地區一直都是最容易接受中國龐大基建投資計劃的地區。根據香港科技大學安杰拉·特里托、樸之水和迪尼·塞科的說法，截至2020年，東盟國家已經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啟動了至少53個項目。
這些項目帶來了豐厚的回報。老撾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多虧了“一帶一路”倡議，它現在擁有了一條連接首都萬象和中國雲南的高速鐵路。最高時速為100英里的新子彈頭豪華列車將原為15小時的旅程縮短到不足4小時，這必將引發新一輪中國對老貿易旅遊熱潮。印度尼西亞也向中國求助建造一條連接雅加達至萬隆的90英里長高速鐵路。印尼本可以購買到世界上任何一國的高速鐵路，但在維多多乘坐中國高鐵，用不到一杯茶的功夫穿越上述里程後，他選擇了中國高鐵。美國根本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所以世界各國不顧美國反對，選擇接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全球南方國家的領頭羊
東盟應對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方法為其它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樣板。隨著中國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關係，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採用類似的務實方法來平衡本國與中美兩國的關係。這不應令人驚訝。許多發展中國家尊重和欽佩東盟的成就，並將該地區的經驗教訓視為本國發展的指南。
就像與東南亞一樣，中國也與非洲建立了更深層次的經濟聯繫。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警告非洲政府小心中國的剝削，但這種警告遭到了質疑，這主要是因為非洲曾有長期遭受西方剝削的慘痛歷史。此外，有現實證據表明，中國的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並在就業機會稀缺的非洲大陸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安澤特·瓦爾斯的說法，自2000年以來，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在2017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了所有其它外國投資，佔流入非洲資本的20%。瓦爾斯寫道，中國公司並非像某些批評者所說“僅僱傭本國人”，而是“非洲員工平均佔中國公司總勞動力的70%至95%”。
為中國公司工作的非洲人
相比之下，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大多是給出空頭支票無所作為。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對非直接投資大約只相當於中國投資的一半，美國向非洲提供的大部分發展援助——就像西方的大部分援助一樣——最終都掌握在西方顧問和公司手中。正如記者霍華德·弗倫奇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在發展援助方面變得“越來越吝嗇和不屑”，而與此同時，中國卻“全身心投入到了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遊戲中”。
有關氣候變化、腐敗和人權的虛偽說教也損害了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形象。美國和許多歐洲大國長期以來教訓非洲要擺脫化石燃料，但在它們因俄烏戰爭爆發而需要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氣時，他們就突然絕口不提了。相比之下，中國就沒有這麼道貌岸然，中國在向非洲提供援助和投資時就沒有附加西方那樣的苛刻條件。正如肯尼亞總統烏胡魯·肯雅塔在2022年1月所說，“我們與中國的伙伴關係不是基於中國告訴我們該做什麼。這是朋友式的伙伴關係，雙方共同努力實現肯尼亞的社會經濟議程……我們不需要別人告訴我們需要什麼，我們需要合作夥伴來幫助我們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在深化中拉關係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類似的成功。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的數據，2002年至2019年間，中國與拉美暨加勒比海地區的貿易額從不到180億美元增加到3150多億美元。到2021年，中國與該地區的貿易額已激增至4480億美元。這一數字仍不到美國與拉美貿易額的一半，但71%的美拉貿易是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發生的。拉美其它地區的對華貿易額已超過對美貿易額730億美元。
中國與拉丁美洲最大經濟體巴西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增長尤其引人注目。在2000年，巴西對中國的出口額為每年10億美元。現在，巴西每四天就會向中國出口價值1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其中一些增長發生在雅伊爾·博爾索納羅擔任總統期間，他與特朗普的關係遠比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密切。但即使在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的兩年重疊執政期，巴西仍在繼續謀求加深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這表明一種類似東盟的實用主義文化正在巴西利亞紮根。 （譯註：巴西利亞是巴西新首都，此處代指巴西政府。）
海灣地區是中國正在開拓的另一個地區。傳統上，海灣地區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向華盛頓尋求庇護。然而，與美國密切的政治和安全關係並沒有阻止海灣國家深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2000年，海灣合作委員會與中國的貿易額略低於200億美元。到2020年，貿易額增長到1610億美元，中國取代歐盟成為海合會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期，美國與海合會的貿易額增長要緩和得多，只從近400億美元增長到490億美元。 2021年，海灣合作委員會與中國的貿易額為1800億美元，超過了海合會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總額。
有些海合會國家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這些基金投向何方不取決於政治關切或哥們義氣，而是取決於哪個地區有可能實現最高速增長的冷酷算計。
在2000年，海合會主權財富基金幾乎全部投資於西方。那一年，在所有對華外國直接投資中，海合會國家的投資額不到0.1%。但到2020年，儘管因這些基金大多不公開披露其持有的資產，所以很難獲得確切數字，但大多數海合會主權財富基金都大幅增加了在華投資。
顯然，海灣國家不希望損害本國與美國的關係（根據《亞伯拉罕協議》，巴林和阿聯酋可說是在2020年靠向了華盛頓），但它們也不希望停止加深與中國的聯繫從而損害自己的經濟利益。它們正謀求找出一條現實對策以便在兩強間左右逢源。
大砲和黃油
鑑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已開始採用東盟方式來應對美中競爭，華盛頓最好吸取東盟的經驗教訓。東盟用來平衡中美（以及中國與印度、日本和歐盟等其它主要大國）關切議題和敏感問題的戰略也可以被其它全球南方國家效仿。中國正謀求與整個發展中世界建立更深層次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美國必須決定是採取務實態度與這些地區相處，還是冒著驅離它們的風險繼續與中國進行零和競爭。
美國更務實的方法是什麼呢？在處理與東盟乃至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關係時，美國應考慮遵循以下三個簡單原則。第一個是不要要求別國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做出選擇。這麼做有一個現實原因：與中國相比，美國幾乎沒有什麼可給予東盟的。美國財政緊張，再加上國會抵制政府擴大對外援助，這意味著華盛頓向東盟提供的援助遠少於中國的援助。例如，在2022年5月舉行的東盟峰會上，拜登承諾花費1.5億美元解決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國防安全、防疫和其它問題。相比之下，中國在2021年11月承諾花費15億美元幫助東盟國家抗擊新冠疫情並在未來三年重建經濟。
誠然，在國防合作和軍售方面，華盛頓可以給的更多。但過於依賴軍事合作而非民事合作，美國最終可能會反受其害。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韓磊（Paul Haenle）對英國《金融時報》所說，“風險在於，該地區的大眾觀感可能變成美國會帶著槍支彈藥來到你面前，而中國則負責處理有關貿易和經濟的麵包黃油問題。”如果華盛頓與大砲聯繫在了一起，而北京卻與黃油聯繫在了一起，這將會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對生活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最大的願望是發展經濟。
這麼說是有充分理由的。在1950-60年代，我在新加坡長大成人，當時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和加納一樣低。我理解貧困會對人的心理造成多大打擊。我也理解一個貧窮國家的人民在取得經濟發展成就後會感到多麼振奮。即使當時我還是個孩子，我也會因我們家買了抽水馬桶、冰箱和黑白電視機而感到生活質量在提高。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華盛頓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錯誤。西方政府和媒體將“一帶一路”倡議描繪成一個讓各國陷入債務陷阱的有害計劃。但在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有140個國家拒絕接受這種說法，並簽署協議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眾多國家由此獲得的好處反襯出美國要求各國選邊站隊的愚蠢。
第二條原則是不要對各國的政治體制指手畫腳。東盟的經驗已證明了為什麼這條原則至關重要。東盟十個成員國中有民主國家、獨裁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和絕對君主制國家。在其它發展中地區，政權差異甚至更大。因此，拜登決定將世界政治框定為民主國家對抗獨裁國家是一個錯誤。實際上，拜登明白現實世界更加複雜，這就是為什麼他在2022年7月前往中東會見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雖然此前他曾稱沙特阿拉伯是“賤民”國家。
美國呼籲各國疏遠中國祇會自取其辱。世界上另外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雖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擔憂，但它們都不認為自己在與北京進行意識形態鬥爭。它們也不認為北京威脅到了它們的民主體制。如果華盛頓單純以政權類型來區分世界各國，這只會暴露出它自己的雙重標準，與此同時，其它國家的政治盤算也會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
許多美國決策者和意見領袖在意識形態上堅信美國應該永遠被視為民主的捍衛者，因此華盛頓很難明確放棄這一理想。然而，美國曾在冷戰時期學會瞭如何與非民主政權合作。如果它能重拾之前的實用主義文化，那麼它在今日仍可以再次這麼做。
與東盟和其它發展中地區交往的第三條原則是，美國要願意與任何國家合作來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即使華盛頓對北京日益增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感到不安，它也應該接受中國成為清潔能源和可再生技術領導者。中國是當今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和煤炭使用國。其對環保技術的投資對於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和消費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風力發電機和電動汽車電池比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多。簡言之，沒有中國及其全球經濟夥伴的參與，就不可能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行計劃。
其它國家一面要滿足發展和基建需求一面要履行環保義務，中國投資對確保它們實現這些目標至關重要。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世界各地的大型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提供了融資，這些項目包括位於阿根廷胡胡伊省的拉丁美洲最大太陽能發電廠和位於智利科金博市的大型風電場。中國還在採取措施使“一帶一路”項目更加環保，包括發展綠色電力、交通、工業和製造業項目。中國還擴大綠色金融合作，例如，與歐盟合作制定可持續金融的共同分類目錄。總的來說，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國做的可能比舊有國際金融機構更多。
簡而言之，美國決策者至少應該默而不宣地意識到，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時，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可以是一種資產。除了應對氣候變化，中美也可擴大合作來更有效地解決貧困和疫情等問題。然而，中美兩國得以合作的前提是兩國不再以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彼此。
這三條原則反映出華盛頓必須適應一個新現實：發展中國家正變得越來越成熟，更加有自主決策能力。美國以良善對邪惡、民主對專制的二元對立視角看待世界，這只會讓美國大失人心。如果華盛頓只能與志同道合的政府有效合作，它將不被全球南方國家接受，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有與美國不一樣的世界觀。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顯然願意與中國合作。其結果就是，美國任何削弱或對抗中國影響力的行動都必然會在全球南方國家失敗。美國應該停止其孤立中國的做法，找出兩國可以合作的領域。對那些希望與中美同時合作的發展中國家，美國在與它們相處時應藉鑑東盟的經驗。其它發展中國家也應學習東盟的平衡務實策略或類似方法。
作者：馬凱碩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