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本報2025年8月1日第19版）
張藜：建構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框架
我也先回憶一點往事，回憶我自己成長過程當中接受到董老師的教誨。在我的記憶中，似乎一直是定格在1986年4月份我來北京面試，那是30多年前了。至今清晰地記得，那天是在寬街的物理樓裡，當時科學史所的辦公地址，董老師和李佩珊老師給我做的面試。那是我第一次見董老師，第一印象是一位儒雅的學者，而且董老師獨特的語言方式當時讓我覺得一下子很輕鬆，沒有了面對兩位前輩、兩位考官的緊張感。那次印象非常深刻，好像這30年就是剎那間的感覺。我研究生讀完回到研究室，那時候我們室的名稱叫做世界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室。後來我才知道，科學史所以前一直是以中國古代史研究為主體的，是許良英先生、李佩珊老師、董老師他們在”文革”結束以後把世界科技史做了起來，包括後來在錢三強先生帶領下，由世界史室的老師們一起為中央書記處準備講稿，進中南海第一次給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央領導們講課，第一次給他們系統地講解西方到70年代的時候最新的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所以從今天來看那次的講課其實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雖然在中國當代科學史上提到那一個歷史事件的已經不多了，那是第一次中央高層領導們得以系統地了解從19世紀末以來科學在整個西方世界給全球帶來的一種飛速發展和變化，也有助於使人們有一種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預估，因為那是在”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時代背景之下。從那時起，前輩們為中國科學史界，為科學史所打開了學習、研究西方科學史的一扇門。
具體到我個人而言，其實我特別感激董先生的《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剛才好幾位老師都提到了，但是今天桌上沒有，那個大藍本。那本書，就是當時董先生所在的世界科技史研究室的幾位前輩又開始起步的另一項全新的工作，因為在那之前做中國現代科技史研究是不可能的，沒有研究力量，恰恰是董先生把這項工作組織了起來，既有樊洪業先生等一批資深的學者來研究寫作，同時也給了我們這批剛剛畢業留所的年輕人一個機會，一個可以在前輩們指導之下學習怎麼樣做中國現代科技史的機會。我自己就是從參與撰寫那本書才開始來系統閱讀關於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原始文獻，得益於和先生們與我們的學術討論、學術交流，從中來學習一些研究的方法，最終完成了那本書。對於我個人來說，雖然說參與了那本書的寫作，但是實際上那時自己並不具備獨立的思想，也沒有系統性的研究方法，我們這些年輕人更多的是做了一些資料的收集和梳理，比如董老師安排我做民國化學史的研究，這就要求我從西方現代化學史轉向中國現代科技史研究，我一邊向前輩們學習，從讀原始文獻開始，以現在看來是梳理大事記的方式開始做中國現代史研究。就像剛才袁師兄說的，那本書給當時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一個接觸中國現代科學史的機會，引領著我們開始了後來得以不斷推進的中國現代科學史研究，我自己在這條路上已經走了30年。那時我們這批年輕人一邊梳理各個學科的史料，一邊學習董先生的《中國近現代科技史論綱》，《史綱》讓我們去更深刻、系統地認識整個中國近現代以來如何接受西學、如何在建制化和本土化當中探索一條中國道路。董先生在《史綱》裡指出不同階段的特征，為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提出了一個明確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路徑。
這些年來，世界科技史研究室的前輩許良英、李佩珊先生都去世了，但我們會銘記前輩們給予我們學術上的滋養，給予我們學術生涯起步時的那些指導。特別感謝任教授來組織這樣一個研討會，給我一個機會，給董先生祝壽，對董先生表達一個由衷的感激之情！董老師以獨特的思想家風格，以一種對年輕人的寬容，正如剛才各位已經提及的那樣，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我們。我很懷念當年在我們研究室中的那樣一種氛圍，很慶幸自己得以在80年代末期受教於幾位先生，在那樣一個環境中成長起來。最後，衷心地祝福董先生，祝福范老師在未來的生活中健康、幸福、長壽！
劉兵：淵博學識不在藏書中
非常遺憾沒有能夠參加研討會，我遠程地說幾句話。董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到現在這麼多年了對老師非常地感謝，而且非常地欽佩。我說幾句我在別的地方沒有說過的感覺，就是感覺董老師家裡藏書不是想象的那麼多，但是董先生真正寫起東西來，引用起他人的觀點什麼都知道，而且見解高水準。他的藏書和他的學識淵博形成了特殊的反差。董先生在這幾年確實可能因為身體的問題，出來的不是特別多了，但是現在大家說起來還是一直關注著董老師。為董先生舉辦這個活動我覺得特別好，有這麼一個機會請大家一起回顧董老師的學術思想。我在這兒只能從杭州遙祝董先生生日愉快，萬壽無疆。
喻佑斌：我的學術空氣
你們都在說董先生曾經是你們的導師，曾經是你們的同事、合作者。董先生對於我來講意味既簡單又非常地意味深長。
接到這個通知的時候，我很強的感受就是任教授對我尊敬的兩位尊長，一個是金（吾倫）先生一個是董先生，充滿了由衷的敬意。金先生的每次會，任教授都是精心地去籌劃、準備，董先生這次的會說實話他通知我時感到有點突然，因為我並不知道董先生這個會籌劃的進展情況，但是非常感激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參會。本來不是沒心參與初期的籌劃，我們也曾經請董先生到北理工去講過，老師也好學生也好，都非常的受用非常感激，但是現在學科一調整，各個大學的科技哲學都萎縮了，所以學生也減少了，老師也減少了，感覺到這個事好像突然至今變得太多，變得我們沒有辦法去直接跟學校的決策者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很希望董先生能夠有機會多到我們這樣的理工科學校，領導們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大專院校，去給高層的領導也講講科學、哲學、科學史。
去年我有幸參加了董先生參與創建的國際易學聯合會在前門飯店的年會，去了以後感觸就更深了，董先生現在不在這個學會裡面任職了，但是這個學會非常活躍。有一點小小的遺憾，就是儀式性的東西多於精神的和思考的東西，會議上的交誼成分非常好，但是思想碰撞不像董先生當年那樣。我跟董先生最早見面是在學術會上，我最初對董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著作，也不是他的頭銜。那個時候董先生對我講就像是空氣，我沒覺得董先生拿頭銜來嚇唬年輕人，也沒覺得董先生拿大家們的語錄來影響年輕人，他是拿他自己真切的思想跟年輕人平和地交談，所以我從董先生那裡、從金先生那裡得到的是，他們兩位老人在一起還有他們的一些朋友，主要是來交流思想，也在加深感情，而不是做做秀，做做官樣文章，寫報告，弄兩篇報道。從那時候開始，董先生真的就像是空氣一樣，我參加學術會議更願意選擇有董先生參加的那種會議，有思想交流，你能從他那得到啟發，但是你不會感到一股強大的權威壓迫力，有個中科院的科學史所的大家來支持你的觀點，來反對你的觀點，不是這種概念。所以從那以後董先生應該說成為我的學術追求當中一個大的氛圍，我覺得真正的價值就在這種思想裡面。後來成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學基礎與信息網絡專業委員會的負責人以後，我就跟我們委員會的同仁講，我說你們要開會有體會就談點體會，沒有體會你提交論文可以不講，要真是在會上發言帶點思想帶點新的東西來，把你的成果留下，把你的思想帶來。這應該說是直接受董先生影響。
現在我們專業委員會的網站上能看到介紹委員會的一系列學術活動當中有一大塊都是來自董先生的歷次會議的思想。我跟金先生也請教過，為什麼叫科學基礎與信息網絡專業委員會，這個名字聽上去讓人有些不解，科學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怎麼跟信息網絡聯繫在一起。金先生當時也給我解釋了，但是我沒有十分明白，後來是通過董先生的歷次會議的發言我才逐漸理解了前輩們在思考專業委員會的時候，在舉辦學術會議的時候具體在想什麼，所以應該說董先生到現在還是我們專業委員會思想的旗幟。金先生、董先生歷次會議的主旨都體現在我們專業委員會的學術網站上。
按理說，我可能跟偉中兩個屬於董先生的門外弟子，我們倆都沒有入董老師的師門。但是我覺得董先生對於我來講還是空氣，不過這個空氣已經變成了我學術思考氛圍當中不可或缺的空氣，尤其是今天北京有霧霾，有污染，董先生代表著沒有霧霾的、純凈、清新的學術空氣。我希望會議後面的內容能多一點機會可以向董先生討教。
參加過去年的易學大會以後，我感覺到易學要想往外推廣靠海外華人跟國內的愛好者用目前這樣的方式，外國人不能清楚理解，也難於完全接受。我中間出去做了六年的孔子學院，我也試圖把易學向外國朋友推薦介紹，但是人家根本聽不懂，不知道中國人在周易裡要干什麼，說這跟占卜是一回事。說”我們也有，過去前科學階段都是這個。”但是我們的易學根本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易學未來的發展能不能考慮從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到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當中體現的，國內諸多學者主張的西方科學最為看重的東西，理性思維和公理系統方面做些嘗試，其實周易裡頭不是沒有，只要在周易裡頭把萬物的內在必然聯繫講清楚就行了。我們不知道這種普遍聯繫的原理是什麼，但是設定這種相互聯繫，周易的體系就有基礎。歐幾里得幾何的五大公設也不是個個都確鑿無疑的，也是可以質疑的。所以易學未來是不是可以也公理化一下，數學化一下，甚至計算化一下，現在網上我找過有算命的網站也有算命的軟件，但是那裡頭基本不把哲學和科學的東西放進去，主要還是把規則系統，算命先生學的那個推算規則和命理說辭做了一個軟件化。除了易學之外在國內大學開設的一系列課程中，過去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大學都是有話語權，做過貢獻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國科大”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現在還是40學時，獨一份，其他大學都是18個學時，國科大在堅持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對於理工農醫類大學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方面是一面旗幟。
我感覺像董先生這樣具有深厚的學養功底，又有深厚的政界和公眾影響力，這樣大師級的人物，我們應該把他的思想變成我們大家在工作當中、教學當中的某種指導，同時也要能夠有一些言論時不時通過媒體發表出來適當影響高層在這方面的思考跟決策。像前面那位美女（張藜）說的那樣，要讓有關領導細看這世界，看到最新的動態，做出明智的決策。我覺得董先生有很多非常珍貴的思想，應該慢慢的訴諸文字，通過董老師本人的著述，或者我們大家的教學和研討，要讓他的新觀點成為一大批人的共識，成為我們推進科學發展、使其在這個社會當中發揮應有作用的一種指南，要讓科學哲學、科學史學科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中起到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我今天不是回想董先生過去的輝煌學術成就，我是想借這個機會繼續向董先生討教。
王駿：仙風道骨
董老師，各位嘉賓，很榮幸受任定成教授的邀請參加這個會。跟各位比起來，我覺得我可能和董老師個性的接觸沒有各位那麼多，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任定成教授當年在北大主持科社中心工作的時候，有時候我陪同任老師去董老師在雙榆樹的府上，去請教一些問題，大多是董老師跟任老師在聊天，我在旁邊傾聽。我總覺得董老師仙風道骨，像是從山裡出來的，從雲裡出來的。我對董老師有三個概念，第一個是學者，這一點大家講的非常多了，其學品、人品都是非常令人敬仰的。學者很多，但董老師是學者中的智者，這個智，或許與董老師長期從事周易研究或者道家研究有一些關聯。任定成老師去董老師府上的時候，我在旁邊觀察，似乎董老師話不多，就是微微一笑，感覺一切都是雲淡風輕，好像什麼事都不算事。智者往往給人很高冷的感覺，但是我覺得董老師還是智者中的長者，跟董老師接觸總讓人感覺很溫暖，很親切，雖然話不多，但是讓人如沐春風。我覺得學者中的智者就比較少見，而智者中的長者就更難得，所以我覺得，我們晚輩能夠有緣跟董老師接觸，確實是榮幸。剛才任定成教授介紹，董老師剛過完生日，已經進入新時代了，我們祝福董老師這樣的學者、智者、長者，能夠健康長壽！
另外我要順便說一下，也是跟董老師匯報一下，您剛過完生日，任定成教授再過兩天就是生日，所以你們很有緣分，任定成教授也即將進入新時代。我們借這個機會，祝董老師健康長壽的同時，也祝任定成老師生日快樂，也期盼任老師成為學者加智者加長者，像董老師這樣的人。謝謝大家！
劉鋼：改變了我的後半生
我跟董老師的關係，淵源還是比較長的。我記得特別清楚，1989年5月，在任定成老師曾工作過的華中師範學院（華中師範大學前身），舉辦過一次全國科學哲學大會。在會上我結識了董老師，發現董老師可以說是偉大的學者。結識了董老師，改變了我的後半生！
董老師囑咐我關注計算機的發展和應用，這為我後來考取金吾倫老師的博士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如果我不會計算機的話我恐怕很難了。我聽了董老師的話，回去後就買了台PC計算機！我是學文的，中科院數學物理所（我先前的工作單位，文革期間為6709所）就是專門搞計算機研究的。研究人員見我抱回台計算機，都認為我瘋了。學文的弄台計算機回來干什麼？可我不搞編程而是應用。幾年下來PC機我換了3台。後來考博士生的時候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個條件。僅憑這點上我必須感謝董老師，沒有董老師給我的點撥，我也不會朝這個方面想。原來搞得很雜，除日常的英文編輯工作外，還有一堆翻譯的雜七雜八的事情，從術語學到科學哲學再到李約瑟的東西。
在那次會上，董老師送給我一本他寫的小書，《易圖的數學結構》。那本書我到現在都還在看。它寫得特別簡潔，是從易圖入手解釋《易經》，不講卦爻辭的內容。我從這裡面汲取了非常多的營養。百經之首《易》為先，《易經》的符號體系，在董老師的書中闡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跟現代科學的結合，給我的影響很大。後來我加入國際易學聯合會，並成為該聯合會的理事，也是董老師推薦的。我沿著易學數理學派，即從董老師那本書介紹的方向，一直走了下來。直到2017年我還在《哲學動態》發表一篇文章，”論先天易圖與布爾代數的等價性——從格論的觀點看”。從現代計算機基礎離散數學的格論分支，為中國古老的先天易圖與布爾代數搭起橋梁，如果沒有董老師那本書，就沒有我今天的工作，就有可能錯失這個機會。
來到北京後，跟董老師談論最多的是易學，跟金老師就是學習哲學，我兩邊均受益匪淺。尤其是董老師，雖然我不是他的博士生，但我自己卻認為，我是董老師的私淑弟子。我把先天易圖與布爾代數的等價證明了，如何再從格論上把先天易圖進行推廣？我還要繼續請教董老師。
肖顯靜：學貫中西、研達古今、融合科文、兼備史哲
首先感謝任定成教授的邀請！我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的時間比較晚，認識董先生也比較晚。初次知曉董先生，是通過讀他的文章”揆端推類，告往知來──科學的現狀和未來”。這篇文章視野廣闊、思想睿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後，與董先生見面的機會多了起來，但直接的接觸仍然很少，主要原因應該是我很少做科技史的緣故。不過，先生的文章還是經常看的。記得2010年，由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系領頭申報哲學一級學科學位點，作為系主任的我自然參與進去。在確立其中之研究方向時，我系統研讀董先生所撰寫並發表的文章，發現其對中國傳統文化之科學思想頗有研究，多有建樹，故專設”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科學思想”作為五個研究方向之一。他在這方面的成果典型地體現於”道家文化與當代世界文化觀念演革的流向”、”論易學對科學的影響”、”易道和信息時代”、”中國的科學傳統和成就及其現代意義”、”易學與21世紀的科學”、”尋找新科學的種子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等。
其實，董先生的研究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概括而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學貫中西。這方面典型的文獻有”我國古代’元氣論’和希臘古代’原子論’自然觀的差異”、”傳統科學向近代科學轉變過程中的中西文化沖突”、”猞猁學社與科學的誕生”、”中國科學傳統及其世界意義”等。
二是研達古今，除了出版學術專著《傳統與後現代》外，還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如”移植、融合、還是革命？——論中國傳統科學的近代化”、”當代新道家卡普拉”、”新道家與新啟蒙運動”、”五百年來科學技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 “以千年看百年——中國和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天人合一’的現代版”、”知識創新環境相關的歷史檢視：啟蒙運動、哲學革命和自由主義傳統”等等。
三是融合科文，體現於”《百科全書》、知識結構與現代知識系統──兼論科學與人文結合的理性重建”、”科學理性的局限與反科學,偽科學和科學終結論”、”科學精神與五四傳統”、”關於科學人文主義的思考”、”科學與倫理學人類價值的重建”、”知識創新環境相關的歷史檢視：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等。
四是兼備史哲，如文獻”恩斯特馬赫：科學家、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定域隱變量理論及其實驗檢驗的歷史和哲學的討論”、”時空的物理理論與哲學”、”根據A-B實驗重評唯能論——兼論自然哲學的本質”、”從科學思想的進展看科學哲學的新路徑”、”20世紀物理學思想的歷史透視”等。
縱向來看，上述董先生的研究特征，體現了古代到現代，從中國到西方，從科學到人文，從科學史到科學哲學的演進路線，也反映了科學研究的一般規律，更反映了董先生學術思想的最終旨歸，即”揆端推類，告往知來”，為國服務。這點在董先生退休之後的學術思想中體現得尤為強烈，典型的有”信息時代的中國文化戰略問題”、”中國科學：歷史與轉型”、”二十一世紀的科學與中國”、”人類需要共生的生態文明”、認識文明進化的”挑戰應戰”與”沖突融合”——科學史家董光璧先生訪談錄、”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思考”、”當代科學的社會危機”等。
最後祝董老師幸福、健康、長壽！
(下期待續)
原载：加拿大《华侨时报》2025年8月8日第18和19版“新视野”文化思想学术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