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社會，“安土重遷”被視為理想生活狀態，老年人晚年生活多以“原鄉養老”“熟人社會”為依托。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城鎮化加速推進與人口大規模跨區域流動，“隨子而遷”的老年人口群體逐漸出現且快速增長。據統計，中國現有隨遷老人近1800萬，占全國流動人口的7.2%，其中專門照顧晚輩的老人高達43%。人們把離開戶籍地和長期生活地，幫助子女操持家務、照顧晚輩而漂泊異鄉的老年人，稱為“老漂族”。
當然，“老漂族”的“漂移”可能有多重動因，但大致可分為四種基本類型：“育孫型老漂族”，幫助子女照看孫輩為主要動因，占比最高；“照護型老漂族”，主要隨子女遷移以便獲得更好的醫療條件或日常照護；“共居型老漂族”，多是出於家庭團聚、情感陪伴的考慮；“半漂型老漂族”，在原居地與子女城市之間周期性往返，兼顧子女和長期生活地的生活，呈現“候鳥式遷移”特徵。
圖1. “老漂族”幫助子女照看孫輩
“老漂族”是傳統家庭倫理與現代社會流動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伴隨中國城市工業化進程，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向特大型、大型和中心城市集中，城市青年家庭在“工作—育兒—照護”之間承受巨大壓力時，父母“進城幫忙”成為不得已的現實選擇。另一方面，“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父母年歲大了，部分子女出於“就近照護”與“情感倫理”的考慮，傾向於將父母接到身邊照料。此外，相較於農村和小城市，父母在大城市可以享受更好的醫療資源、養老服務，隨遷養老成為城市青年家庭的合理選擇。
“老漂族”既不完全屬於原鄉社區，也尚未真正融入新居社區，處於一種“懸浮式生存”狀態，其生活面臨重重挑戰。其一，受戶籍制度與屬地化管理影響，公共服務獲取受限，制度性排斥仍然存在，部分“老漂族”在異地就醫、醫保報銷、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社區養老服務等方面存在“身份障礙”。其二，語言和生活習慣差異及鄰里關系疏離等因素，使不少“老漂族”難以融入城市社區。其三，原有社會關系網絡被切斷，新的社會關系短時間難以重建，極易產生無用感、失落感與代際依附感。一些老年人雖身處子女身邊，卻依然感到“心理漂泊”，是孤獨、抑郁等心理問題易感群體。他們缺乏穩定的社會網絡與熟人支持系統，日常活動半徑高度依賴家庭空間，公共交往明顯不足，容易形成“家庭內部化”的生活方式。其四，家庭受代際中心轉移的影響，兒女和父母在育兒觀念、消費方式、生活節奏等方面容易引發摩擦，尤其是當“老漂族”照護責任長期單向輸出、情感回饋不足時，極易出現家庭關系的緊張，甚至部分老年人會從“家庭功臣”滑向“情緒邊緣人”。
為應對上述挑戰，中國政府、社區和城市青年家庭作出積極努力，推動“老漂族”從“被動隨遷者”轉變為“城市新老年人”。政府將打破戶籍壁壘、異地就醫結算、長期照護保險、社區養老補貼等政策納入全國統籌，逐步實現隨遷老年人在哪居住就在哪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的措施。社區設立老年興趣小組、互助社群、志願服務崗位等，幫助“老漂族”重建社會關系網絡，減少對家庭的單一依賴，為其提供常態化的社交平台、文化活動和心理支持。城市青年家庭成員之間不斷加強代際溝通，構建更為平衡的家庭互動關系，讓“老漂族”通過終身學習、社區參與、志願服務的方式，重建社會聯系與自我價值感，實現從“被動隨遷”到“主動融入”的轉變。
圖2 “老漂族”參與城市社區體檢活動
“老漂族”不是一個臨時性現象，而是人口長期流動背景下的常態化社會群體。他們身上既承載著中國家庭代際互助的傳統倫理，也集中反映了現代城市制度對流動老年群體的適配不足。如何讓“隨子而遷”的老年人從“被動跟隨”走向“主動融入”，從“空間漂泊”走向“心理安居”，不僅考驗著中國養老制度的公平性包容，也標示著中國城市文明對老年群體釋放的溫度。
作者：李思達（山西大學博士研究生、太原理工大學講師）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5年12月19日第22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