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針對邪教組織“法輪功”下屬“神韻藝術團”長期存在經濟剝削、人身傷害以及對年輕演員尤其是女性演員實施精神控制等醜聞，2025年11月20日，歐洲媒體《歐盟報道》（Eu reporter）登載專訪文章。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總幹事、著名曆史學家、自由撰稿人兼記者西爾維·勞斯伯格對“神韻”訴訟案進行了深入剖析，並提出應對之策。在訪談中，西爾維明確指出“神韻”訴訟案實質上屬於系統性性別暴力事件。編譯如下：
▲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總幹事西爾維·勞斯伯格。原文配圖
【正義真相】婦女權益狀況值得各界關注，其中部分問題長期鮮為人知。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European Cent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ECICW，法語縮寫CECIF）總幹事西爾維·勞斯伯（Sylvie Lausberg）強調：不應僅停留在政治層面考量問題。2024年底《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電視（CNN）等西方主流媒體曾披露“法輪功”邪教組織下屬“神韻”演員遭受剝削和人權侵害事件。受害者已對相關組織和個人提起法律訴訟。
據報道，數名“神韻”前演員對該組織提起訴訟，指控其存在強迫勞動、虐待兒童以及精神操控等行為。訴訟聚焦該組織對弱勢兒童的剝削及利用童工牟利並借此提升其國際影響力。訴訟明確指出“神韻”為責任主體，指控其通過精神操控剝削兒童、大規模使用童工牟利並實施強迫勞動。
以下是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總幹事、著名曆史學家兼自由撰稿人西爾維·勞斯伯格對此事件的深入分析。
問：作為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總幹事，您如何從婦女國際權益視角評估該事件？該劇團的行為是否構成“系統性性別暴力”？你覺得這種事件在藝術領域有多常見？歐洲或全球其他地方出現過類似案例嗎？
西爾維·勞斯伯格：多位前“神韻”表演者揭露的案件性質極其嚴重，必須依據《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以及國際勞工組織（ILO）制定的關於強迫勞動的相關標準等國際人權條約予以審視。該案件涉及的強迫勞動、虐待、精神控制以及對弱勢兒童的剝削，均構成了對上述國際法律文件的根本性違反。
從女性權益視角看，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基於剝削和虐待的典型運作機制。當兒童——尤其是女孩——被描繪成順從、易塑且“天生”應當服從的形象並遭受剝削時，這正是父權統治最明顯的表現。
這種剝削具有性別屬性（即使男孩同樣受害），因為它建立在身體和地位的等級制度之上：女性和未成年被定義用來服務於既得利益者的意識形態、審美或經濟項目。
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藝術本身，而是在全球範圍內暢行的被神化的“權威”：打著紀律旗號的精神虐待，以“標準”為由施加身體暴力，以及假借傳統之名對未成年人實施的性化和奴役。
藝術界在文化高雅的表象下，有時會複制出與極權或邪教體系相同的邏輯：絕對服從和等級控制、被迫沈默，以及對排斥抵抗者或反抗者的懲罰和恐嚇。
數十年來，父權社會更傾向於欣賞表演本身，而忽視演員背後的痛苦與受害。從這個角度看，是的，這（“神韻”的所作所為）確實可稱為系統性性別暴力。
“神韻”訴訟案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國際範圍內持續出現的同類現象的一部分：即在權威被神化、外部監督缺失的體系中滋生的結構性和制度性暴力。
舞蹈、戲劇、影視、音樂等藝術領域普遍存在垂直等級關系，易滋生侵權行為：未登記用工、精神壓迫、性暴力、騷擾、扣留身份證件，甚至拘禁隔離。年輕演員（尤其是少女）更易成為受害者，這些暴力常被“藝術需要”“必要犧牲”或所謂審美理想合理化。
正因如此，包括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在內的國際婦女組織一再強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保障未成年人和年輕女性安全舉報渠道，並重申任何藝術形式均不能淩駕於人權之上。
問：“神韻”事件中的“拒絕醫療”和“強迫婚姻”直接剝奪了女性的基本權利。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是否將這種行為認定為“結構性壓迫”？在您的工作中，這些問題通常如何與勞工剝削和性別暴力聯系起來？可否分享一下歐洲處理類似案件的經驗？
西爾維·勞斯伯格：拒絕醫療和強迫婚姻並非孤立現象，而是用來控制女性身體、生活軌跡和自主能力的典型壓迫工具。
鑒於此，國際婦女理事會歐洲中心確實將此類行為認定為結構性壓迫，因其屬於旨在剝奪女性命運自主權的組織化體系。
強迫婚姻是一種系統性暴力，其邏輯建立在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強化之上，是對自主權的徹底否定。首先，它構成制度性暴力——由團體組織實施。在個體層面，它構成身體暴力和性暴力，因為它涉及非自願的性行為，同時也涉及精神暴力，將受害者困在終身被強加的命運中。
這些暴力的共同點是將女性淪為任人擺弄的對象，歸他人所有。在國際女權主義分析中，這明顯是父權壓迫的標志，任何文化背景均不能為其開脫。
強迫婚姻與醫療剝奪從不是孤立現象，而是用以鞏固剝削體系：通過控制身體與行動限制削弱反抗能力，制造完全依附的狀態，最終實現勞動剝削或藝術價值榨取。基於性別的暴力是一種獲取與維系控制的工具，而非偶然現象，是實現經濟剝削的基礎。
在歐洲，我們也曾處理過多起類似案件，盡管形式不盡相同：
舞蹈和表演藝術學校以“藝術紀律”之名對未成年女孩實施醫療剝奪、嚴格飲食控制及身心暴力。
以勞動剝削為目的的人口販運案件，尤見於農業領域，女性被剝奪醫療並遭脅迫居住。
文化社區，年輕女性被迫結婚或承擔生育角色，而她們的無償勞動為組織牟利。
高級體育俱樂部將醫療限制作為脅迫手段。
盡管環境各異，機制始終相同：隔離、要求絕對忠誠、繼而實施剝削。決定因素無關藝術或文化形式，而是背後的權力支配體系。
面對這種結構性壓迫體系，國際社會必須采取堅決行動，包括建立安全的舉報和受害者保護機制、深化司法合作、加強對雇傭未成年人藝術機構監管，以及基於人權和性別平等的預防教育工作。
問：對於那些遭受虐待的舞者，你會給出哪些建議來幫助他們安全地獲得支持？國際社會能為他們提供哪些援助？
西爾維·勞斯伯格：當舞者——往往非常年輕——曝光自己曾遭受虐待時，我首先想告訴他們：你並不孤單，你絕對有權獲得保護。
藝術圈內的控制力極為常見，建立在欽佩、紀律、職業前景以及對未來的恐懼之上。正因如此，專業支持體系至關重要。
在采取任何行動之前，確保自身安全至關重要。首要任務始終是人身和心理安全。這可能涉及暫時離開居住或培訓場所；聯系組織外可信的人（家人、朋友、前同事、社工）；最重要的是，避免直接與（所在）團體頭目對峙，因為這會增加報複風險。系統性暴力往往通過隔絕外界實現，因此建立最基本的外部聯系至關重要。
許多國家設有專門機構，如未成年人援助熱線、心理、性暴力或販運受害者服務中心、專門處置邪教類行為的非政府組織，以及為巡回藝術家設立的急救機構。這些組織一般行動低調，有時甚至完全匿名。
最後，如果可能的話，務必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況下，記錄下事實：保留信息、錄音、內部文件、居住狀況照片、排練時間表或未付報酬的證據等。這在法律程序中非常有用。
但我再次強調，絕不以犧牲安全為代價：任何證據都不及生命珍貴。
根據不同國家情況，還可尋求其他保護形式。未成年人在大多數國家通常可以立即獲得法律保護，但若受害者擔心當地機構不可信，可以求助國際非政府組織或領事機構。
國際社會可以通過領事保護和緊急撤離的形式提供援助：對於未成年人或外籍表演者，使館可以組織安全撤離回國、提供安全場所以及確保身份證件受到保護。這一機制可能鮮有人了解，但絕對至關重要。
作者：酈萍（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