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並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
11月26日，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表示，“高市早苗已實質性撤回了之前的涉台言論”。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11月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不再提及”和“撤回錯誤言論”是兩碼事，性質完全不同。日方妄想通過“不再提及”淡化、搪塞、掩蓋高市首相的嚴重錯誤言論，是掩耳盜鈴、自說自話。中方絕不接受。
根據《華爾街日報》26日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電話中要求高市早苗克制涉台言論，並施壓她不要在台灣問題上挑釁中國。此後，日本方面才急於給高市早苗言論滅火。
面對日本的相關行徑，中國大陸已從旅遊、影視、水產等多個維度采取反制措施。與此同時，台灣地區的賴清德卻逆勢而為，大肆鼓吹解禁日本水產，意圖通過與高市早苗的綁定，推動 “日本有事，台灣也有事” 的危險態勢。
在此背景下，面對日本的持續挑釁，中國大陸尚有哪些反制選項？後續事態將走向何方？對於中國釋放的種種立場與信號，日方是否真正讀懂其核心意涵？
針對這些熱點議題，《兩岸圓桌派》邀請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覆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以及台灣地區知名政治人物、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雷倩，共同展開深度解析與討論。
翟翾：首先，我們要關注當前全球矚目的中美元首通話的消息。習近平總書記在通話中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關鍵組成部分，中美曾並肩抗擊法西斯與軍國主義，中美兩國應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特朗普回應表示，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隨後，特朗普又與高市早苗通話，顯示美方有意針對高市涉台言論風波進行危機管控。
11月23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視察了石垣島和與那國島的陸上自衛隊，似乎在軍事層面也有所動向。根據日本共同社最新報道，中國已明確拒絕參加明年1月的中日韓首腦會談。同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也直接出面，批評高市的言論，並指出各國有權對日本的歷史罪行進行再清算——這似乎預示著中日沖突可能走向長期化。
中國大陸此次態度十分堅決，已就高市的錯誤言論致函聯合國，表明若日方膽敢以武力介入，中方將堅決行使《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賦予的自衛權，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軍事行動已箭在弦上。同時，中方還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制裁措施。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大陸此次態度如此堅決，而高市又為何拒不撤回相關言論？首先請教張老師，大陸方面接下來可以對日本采取哪些經濟反制措施？另外，王毅外長此次出面表態，我們應如何解讀？
張維為：這個問題涉及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在經濟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很多牌可以打。從宏觀數據來看，中日貿易總額約為3000億美元，這一數字僅占中國GDP的約1%多一點，但對日本而言，占比達到7%至8%。這意味著，如果采取對等經濟措施，日本將承受更大損失。除了已經實施的水產品、電影等領域的限制，近期航空公司也開始取消航班。
如果日方仍不收回錯誤言論，預計會有更多措施出台，甚至可能涉及稀土等關鍵資源，這對日本將構成重大打擊。因此，也希望日方能早日認清形勢。
政治層面則涉及日本右翼長期以來的傾向，這一勢力時而明顯、時而隱晦，但可以說一直是主流。當前情況比較特殊，一方面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經歷了所謂“失去的三十年”；另一方面，特朗普作為一位比較特殊的美國領導人，對日本的支持也不如以往政府那樣積極，這使得日本右翼感到焦慮。他們可能認為，若不趁此機會奮力一搏，未來將更加無力回天。
從宏觀角度看，我並不特別擔心。日方此次跳出來，反而可能促使我們在當前或不久的將來更好地處理這一問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國家實力已達到相應水平；從全球範圍看，“全球南方”正在崛起。例如，這次特朗普未出席南非G20峰會，但南非總統表示會議仍可照常舉行。
11月14日，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表示，由於美國缺席下周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南非將象征性地把主席國一職移交給一個“空位”，並強調修覆與華盛頓貿易關系的必要性。半島電視台
這次我們的應對沒有問題。通過中國大使館，我們明確重提了《聯合國憲章》第53條，即“敵國條款”，這一點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如果日方不接受二戰後確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與整體格局，那麽對不起，我們可以重新啟動這一條款。請仔細閱讀第53條，其規定非常明確：對於二戰中的敵國，可以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采取強制行動。
因此，毫無疑問，我們將高市的此次言論界定為幹涉中國內政。甚至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這無異於一個戰敗國試圖給戰勝國立規矩，簡直是癡心妄想。它既沒有這個膽量，也沒有這個能力，對此我們心知肚明，必須及時制止這種行為。
我認為，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采取的步驟很多，現在是一波接一波地出招，後續必定還有更多措施，直到其行為更加收斂。對於日本右翼的這股傳統勢力，我們需要一個通盤的考量，研究從何種角度、以什麽方式，逐步縮小其危害。
這其中也涉及政策層面，需要我們仔細研究並制定中長期規劃。同時，在祖國統一這個大方向上，我們絕不能迷失，必須始終將其置於首位。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將這個問題處理妥當，那麽對於遏制日本軍國主義覆活的問題，就等於解決了一半。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觀點。核心還是要聚焦於推進祖國統一，正如我們在“十五五”規劃中所強調的。
總體來看，當前事件雖然是壞事，但我們可以借此機會，將其轉化為好事。
當前，我們亟須采取行動，明確立場——特別是針對日本在二戰期間對中國、朝鮮及其他亞洲國家，包括在中國台灣地區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我們必須對這些歷史罪行予以徹底譴責和清算。
總體來看，無論是“台獨”分子還是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仍存有某種“美國迷思”。而在中國大陸，除了極少數人，這種迷思已基本破除，中國人民解放軍更是如此。我一貫強調，美國是紙老虎，這是實事求是的判斷。不久前我在泰國參加一場安全對話會議時，當著美國將軍的面也直言：中國人講究給人留面子，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通常不會在公開場合羞辱他人。但我同時告誡美方要好自為之——如果在台海、南海，或是配合日本在東海問題上蓄意挑起武裝沖突，那麽我公開判斷，在24小時之內，國際社會將見證美國失去其超級大國地位。
從九三閱兵中就可以看出，中國的武器裝備已對美國形成代際優勢，這意味著中國在某些關鍵領域已實現領先。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而且美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趕上。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句話就能把問題說清楚。無論是超高音速飛行器還是導彈，美國目前沒有，以後也很難擁有。為什麽？因為其去工業化進程導致它不再具備像樣的風洞能力。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一般民航飛機速度約為一秒250米，而中國目前擁有的先進風洞速度已達到一秒20公里。沒有這樣的風洞，根本不可能研制出超高音速武器或飛行器。雷達技術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關鍵材料掌握在中國手中，美國幾乎不具備相應能力。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兩國之間出現“代差”。
此外，我也非常明確地告訴我的美國朋友：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之間並未發生直接軍事沖突，始終維持冷戰狀態。但不幸的是，中國與美國之間卻曾爆發過熱戰，無論是朝鮮戰場還是越南戰場，其結果世人皆知。更何況，當時中國的經濟與國防實力還不到今天的百分之一。即便在那樣懸殊的條件下，只要美國越過底線，我們都堅決予以反擊，並且結果一定對美國不利。因此，我再次強調：美國，請你好自為之。
至於日本，坦率地說，如果其膽敢以武裝形式幹預、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我們已向聯合國秘書長正式通告：此舉即構成侵略行為。那麽對不起——正如前幾天《解放軍報》所刊發的一篇立場極為鮮明的文章所警示的那樣——一旦沖突發生，整個日本都可能成為戰場。
因此，我們奉勸日本右翼及軍國主義勢力不要過於猖狂。中日關系中有一個根本性問題始終懸而未決：盡管雙方簽署了包括《中日聯合聲明》在內的四份重要文件，中方也為兩國友好大局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但這些均附有明確前提——即中日必須保持友好，並且日方必須嚴格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其中明確規定台灣回歸中國等條款。若日方背離這些政治與法律基礎，過去的承諾與框架也將面臨重新審視。
倘若日方背離這些根本條件，那麽事態將遠不止於啟動《聯合國憲章》中“敵國條款”的問題，更意味著中方有權重新提出戰爭賠償要求。因此，無論是日本本身，還是那些試圖借日本行為謀取支持的“台獨”勢力，都在這一問題上押錯了注。
從大勢來看，形勢對日本不利、對日本右翼不利，對“台獨”同樣不利。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背後的美國正處在不可逆轉的衰退軌道上。這一點我已強調十余年——其制度所累積的政治與經濟矛盾，尤其是去工業化與制造業空心化等問題，已引發系統性困境。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雖然也面臨挑戰，但整體正處於質的跨越式提升階段，這一趨勢不可逆轉。我們擁有眾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是許多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
因此，日本右翼表面上的猖狂，掩蓋不了其本質上的“紙老虎”屬性。我們將在必要時刻采取堅決措施，予以有力回應。
翟翾：謝謝張老師，剛剛非常詳盡地從日本、美國“都應該好自為之”這個角度來提醒一下它們，真的要和中國推進到如此緊張的關系嗎？日本方面真的有讀懂這些訊號嗎？G20會場上，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中日領導人之間沒有任何互動。相反，賴清德還在急著捍衛日本，說他的午餐里又是鹿兒島的水產、又是北海道的帆立貝，要用行動來支持日本的水產品等等。看來賴清德式打算要跟高市早苗綁定，真的讓事態變成：日本有事，台灣也有事。對此，我們來請教一下雷老師的看法。
雷倩：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水產品跟其他農產品都已經畫了明確的界線，但賴清德卻反其道而為，表示台灣跟日本站在一邊。
此外，關於中國大陸在聯合國指出日本在核能問題上不負責任的行為，台灣方面卻全面解禁了所有福島等可能受核污染地區食品的進口，包括可能受核污染水域的產品。賴清德的這一舉動明顯是要和日本站隊的姿態。
但我覺得這種“姿態”的實際效益並不多。這也正如張老師剛才所分析的，體現了中美博弈中雙方實力與策略的動態變化。對此，我們還可以從一個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審視，為何台灣因素在此過程中始終具有如此關鍵的影響。
因為高市早苗的言論，實際牽涉的事情可以說跨越了近三個世紀：從1894年甲午戰爭後的乙未割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侵華，再到現在中美戰略競爭下的日本重新定位其在太平洋地區的角色。這段貫穿始終的歷史關聯，正是引發中國大陸強烈反應，以及台灣地區有識之士高度關切的根本原因。
正如張老師所指出的，我們與日本之間仍有諸多歷史之賬尚未徹底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接受了所謂“和平憲法”，其中第九條明確規定了“專守防衛”原則。與此同時，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本質上是一個以和平為宗旨的體系。在這一框架下，日本並未像同為戰敗國的德國那樣被分割占領，並在之後數十年間經歷兩種制度的競爭；相反，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迅速實現了戰後覆興，很快加入三邊委員會並逐步躋身七國集團（G7）。
因此，日本在戰後並未承受徹底的體制性改造——其工業基礎得以保留，農業體系未被摧毀，同時也未真正承擔起應有的戰爭責任。就連在東京審判中被定為甲級戰犯的人物，其後代或相關勢力仍能進入政治核心。這正是我們堅決反對高市早苗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因為這是對歷史正義的褻瀆，也是我們必須堅持反對的原則問題。
時至今日，日本仍未真正承擔其歷史責任。首先，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這一系列事件不僅徹底摧毀了清朝近三十年的維新努力，還導致大量白銀從中國流入日本，成為日本後續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基礎。這也使得在1931至1945年日本侵華期間，中日兩國在軍事實力上形成了巨大的代差。
為什麽中國自1895年之後長期不振？除割讓台灣和白銀流失外，還包括大量領土的喪失。這些歷史遺留問題，正是戰後秩序中亟需解決的內容，也正如張老師此前提到的“敵國條款”所涉及的範圍。該條款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其中第一百零七條明確規定，戰勝國有權對挑起戰爭的軸心國采取行動。盡管《聯合國憲章》總體上倡導和平解決爭端，但該條款賦予戰勝國在戰敗國企圖再次發動軍事行動時采取應對措施的權力。
而張老師提到的第五十三條，則進一步規定在未經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相關國家可先行采取行動。其後還規定，安理會可應這些國家請求，進一步阻止這些受“敵國條款”約束的戰敗國實施侵略行為。
因此，當中國在聯合國援引上述條款並申明正當防衛權利時，如果高市本人無法理解，她身邊也必然有人能夠明白其中的法律與政治含義。然而，在右翼與軍國主義思想回潮的狂熱氛圍中，他們選擇忽視這些警告，並誤判國際社會可能對此持寬容態度。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怎能對此類行徑予以寬容？我在張老師的節目中間就曾經講過，對於台灣地區的民眾來講，抗日戰爭不是8年，也不是14年，而是50年。
從乙未割台之後，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實行軍事統治，期間屠戮規模據估算約在40至60萬人。我常提及的屏東蕭家便是典型案例——全家慘遭滅門，僅余一對父子幸存。此類屠殺行為充斥於日本在台統治初期的五十年間。
圖為蕭家古厝中展示的蕭道應（右上）與黃素貞（左上）的照片。
進入第二階段的文化統治後，台灣有識之士仍堅持推動文化保存與維新運動，並未全盤接受所謂的“皇民化”或日本化教育。直至第三階段後期，才有極少數人得以進入日方允許的有限體系內任職，但這些機會多局限於農業、醫療等特定領域，台灣人依然被系統性排除在政治及其他重要體制之外。
在最後的階段，盡管有部分台籍人士被征入日本軍隊，成為其侵略亞洲的工具，但對絕大多數台灣同胞而言，抗戰是50年的志業，是歷經了好幾代的志業，但是現在卻被賴清德選擇性的抹殺跟遺忘，所以才會有一位年輕的小女生在電視上公開說“我阿嬤她們也是慰安婦，並且是自願去的”這種話，像這種數典忘祖的事情，你無法想象在今天的台灣年輕人中間還會發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嚴重褻瀆，更是對五十年來堅持抗日的台灣先輩們的徹底背叛。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幸而中國大陸無論在聯合國的發言權，還是在軍事實力上——尤其是在“九三閱兵”亮劍以來所展現的新一代軍事能力——都足以使日本任何企圖覆活軍國主義的勢力及其幻想不敢小覷，並必須正視現實。
請容許我補充一點：在《聯合國憲章》中，第七十七條也對相關領土範圍作出了明確界定。因此，如果高市早苗執意一意孤行，不論是北方四島、獨島、琉球，還是其所謂的“西南諸島”，乃至妄想染指台灣——任何一個島嶼的爭議，都將觸發由《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第五十三條和第七十七條共同織就的“法理之網”。
這些條款清楚表明，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不應再以軍事手段幹預他國內政或侵略他國領土。這一切在《聯合國憲章》制定之初就已明令禁止，只是多年來在國際秩序由美國主導的背景下，中方始終保持相對克制，相關條款也較少被引用。但時至今日，面對日方不斷升級的挑釁，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最後，請允許我對剛才張老師所舉的例子稍作補充，我認為這個例子非常具有說服力。美國的產業空心化，本質上是其自身選擇的結果。早在1980年代，當華爾街開始以人均利潤和人均貢獻作為衡量企業表現的核心指標時，許多美國公司便已啟動產業外包進程，這也為後來的大規模產業外移埋下伏筆。
同樣，其軍工產業今日的弱化，也是特定政策選擇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曾扮演“全世界軍武庫”的角色，為全世界提供飛機、軍艦等大量軍事裝備。然而戰後，美國選擇將部分軍工產能與研發任務逐步外包至民間企業，形成了所謂的“軍工覆合體”結構。更進一步的是，它甚至將部分未來關鍵技術的發展也交由私營部門主導。例如近期我們所看到的，馬斯克旗下的企業竟成為太空領域若幹重要項目的主要承包商。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則堅持以戰區體系為核心，整合智力與信息資源，統籌推進各新型武器裝備的研發與部署。
當我們看到第六代戰機的研發任務集中在成飛與沈飛，並且始終由國家統籌主導時，就能清晰地認識到，中美兩國所走的是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做出了三個關鍵選擇：將普通工業大規模外包、放任軍工產業逐漸降級、甚至把部分未來關鍵技術的研發也交由私營部門主導——這些戰略選擇共同導致其在新一代武器系統領域難以與中國有效競爭。
因此，如果賴清德還幻想著依靠《美日安保條約》作為護身符，以為一旦台海有事，日本便會介入，美國也必然會被拖進來，那麽是時候重新思考了。
難道美國的軍事決策者真的不會冷靜評估自身實力，認真權衡是否有能力與新一代武器裝備體系正面抗衡嗎？一旦戰爭爆發，美國的軍工制造能力能否與中國大陸相提並論？舉個最直觀的例子：在一艦換一艦的對抗中，中國大陸損失的艦艇可以由江南造船廠等多家造船基地迅速補充重建；而美國損失的那一艘，又能在紐波特紐斯或其他哪個造船廠得到及時替代呢？
當前日本右翼勢力如高市早苗等人，正試圖將所謂“正常國家化”訴求與不合時宜的軍事冒險進行錯誤掛鉤。然而問題的本質，歸根結底在於中美這兩個世界大國之間綜合實力的全面對比。倘若美國執意介入西太平洋地區的沖突，其獲勝概率實則相當有限。因此，若高市之流幻想借助《美日安保條約》將美國拖入可能發生的戰局，現實很可能是：一旦局勢升級，美國更可能采取戰略後退，而非如其所願地挺身支持。
所以今天不僅賴清德要站日本的這個想法無法成立，高市拉美國下水的想法也無法成立，最後大家還得是“形勢比人強，有實力才能說話”。
．張維為
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覆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雷倩
台灣知名政治人物，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