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兩國由戰時盟友轉為戰略對手，蘇聯試爆原子彈、中共在內戰中獲勝，強化了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恐懼情緒，1950年代初 期，在美國興起的極右翼政治潮流麥卡錫主義煽動反共、排外情緒，並捏造證據進行政治迫害，傷害了美國科學界。但美國自由探究的傳統始終在延續，從自然科學角度研究人的社會性的工作未曾中斷。1975 年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1929—2021）《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的出版，就是破除意識形態干擾進行科學探究的一個例證。
社會生物學是進化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它試圖跨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壁壘，通過整合 多學科理論，超越傳統動物學僅描述和分析動物行為、人文社會科學僅分析和解釋人的動機和倫理的局限，從基因與進化視角研究包括人在內的動物的社會行為。關於動物社會行為進化的優勝劣汰機制爭議早就存在，而社會生物學則激化了這種爭議，曾一度被指責為種族歧視提供理論支撐。
這門學科在傳入中國時既受西方爭議的影響，又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體現出本國意識形態與科學探究互動的獨特印記，其傳播與發展軌跡也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1950年代起，受蘇聯學術範式和國內形勢的影響，特別是受蘇聯遺傳學李森科主義的影響，中國學界對摩爾根的遺傳學及其學術思想展開了批判，自然科學領域便出現了意識形態批判現象，這種趨勢在1970年代初發展到高峰。到1970年代後期思想解放潮流的興起，中國學術界開始有選擇地引介西方理論，但因剛走出十年動蕩，對西方理論仍持審慎態度。1978年，《國外社會科學》介紹了威爾遜及其社會生物學理論，雖引發關注但以批判為主：人類學家吳汝康（1916—2006）先後在《光明日 報》和《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上發文，批評其 “將動物規律簡單套用於人類社會”，是“斯賓塞反動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新變種”。
1979年，伴隨全國思想解放運動的推進，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主辦的“生物學的未來”學術會議成為對社會生物學態度轉折的關鍵。會上，中山大學副校長、物理學家黃友謀（1909—1988）作《關於社會生物學的評價問題》報告，明確反對簡單否定該學科，提出應從科學發展史和辯證唯物主義視角客觀看待其價值。他指出，威爾遜的研究態度具有嚴格科學性，社會生物學很有發展前途，不能因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性而將其劃入禁區。這一觀點得到錢三強（1913—1992）等科學家的認同，會議最終肯定了社會生物學的科學性，為其在中國的發展開啟了正當性大門。
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助推人們對社會生物學的關注。彼時頗具影響力的《走向未來》叢書收錄了李昆峰摘譯威爾遜文獻的通俗讀物《新的綜合》，進一步擴大了該學科的受眾範圍；《自然辯證法通訊》《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陸續刊登相關評論文章，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自私的基因》等經典著作被譯介出版。學界評價從單純批判轉向中性探討，中國本土科學家也開始產出研究成果。不過，觀念的引入只為實際研究提供思想準備，並不等同於研究行動的展開，中國社會生物學的科學研究總體上要滯後很多。
國際社會生物學界在經歷短暫的意識形態爭論之後，持續推進學科研究，弄清了非洲草原獅子社群協同進化機制、切葉蟻“真社會性”分子調控網絡、蜜蜂舞蹈通訊神經機制，提出“進化穩定策 略”解釋生物社會行為，催生進化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等分支，國際行為生態學學會等組織凝聚全球力量，《行為生態學與社會生物學》（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成為有影響的學術刊物，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相關專項科研資助為學科發展注入了穩定的動力。
經歷了改革開放的中國思想界和科學界，恢復了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中國社會生物學界憑借對本土特色研究對象的深入探索與跨學科技術的融合，也開始產出較多研究成果並推動實際應用：首次破譯半翅目社會性昆蟲染色體級基因 組，明確藏酋猴社會等級與睪酮、DRD4基因的關聯模式，整合東亞人群基因組與歷史數據，從遺傳層面揭示東亞高信任度社會的演化基礎，用領地行為解釋中國謀略文化、用資源占有潛力解釋中國博戲文化，建立中國首個社會生物學國家級重點實驗 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設立社會行為演化專項，並正式明確社會生物學獨立學科代碼。
當前中國社會生物學研究團隊偏少，缺乏專屬的核心學術刊物，學科體系尚不健全，但在解除了意識形態枷鎖之後，通過深化多學科合作，有望得到更好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生物學在中國學界的學科歸屬仍未明確，生物學家關注的是社會性生物的行為，而社會學家從生物角度研究人類社會行為尚未形成氣候。
作者：楊慧婷（山西大學研究生）
原载：加拿大《华侨时报》2025年11月21日第19版“中国如斯”专栏
